眾人跪在堂內，洪天錫站於上位，高平、吳寬，武常、安福分立之左右，氣氛在緊張與不安之中一分一秒的渡過。招安的事宜最初隻由魯伯忠、仇遲衛東方平川以及趙紫川四人草議，屠恩與曹班全程沒有參與，而最後的談判也只有東方、魯、趙三人與洪天錫四人，所以眼下雖然一起跪在堂下，但各自心態都此刻卻完全不一樣，等到詔書讀完接過聖旨，這個時候心裡想什麽的都有。　　“洪大人，這聖旨所涉諸多條款未免太模棱兩可含糊其辭了吧?”

　　拿著聖旨，東方平川一頭霧水問道洪天錫，而洪天錫則答謹慎道:

　　“東方將軍現今即已附歸莫再生複叛之念，朝中現有有吳、董及老夫為諸位周旋，將軍隻管放心。至於聖旨所涉條款，將軍日後遇事，可知會襄陽知府高達，高將軍自會予以便利。”

　　“可這…”拿著聖旨看了看了又看，東方平川審慎良久，心中猶豫徘徊口中欲言又止。

　　依據朝廷最後做出的決定，東方平川、曹班、仇遲衛、屠恩、魯伯忠、趙紫川分別擔任勇龍軍的最高統兵官，統兵官階為“統製”，仇仕勇為剔將，除此之外在沒有任何形式上的封賞和官爵。而其他個山頭的首領、頭目依照目前職務，分別依照宋軍體系設統領、正將、剔將、備將等等軍職然後上報高達，最後呈送樞密院核準。雖然依舊掌管了當地駐軍的主導權，但聖旨並沒有對“兵、權”有明確說明是否分權，但卻直接受襄陽的轄製，這幾乎和分權沒區別。

　　對於仇氏父子，朝廷並沒有給出另外特殊處理意見，洪天錫曾今在上書中詳盡了“仇家”的原委。而且這年頭，臨安城的各種顏色眼珠子的外國人多如牛毛見怪不怪，像諸如廣州、泉州、福州這些港口州府，有些外國人定居之後和漢人通婚生下孩子的大有人在，充軍和當小官吏的都有(這一點書後將有介紹)，所以針對仇仕勇這個情況，朝廷依舊是給與國民身份承認的，也就等於承認了其從軍的事實。

　　【有一點隻得注意:南宋末年之際，南宋前線戰場構成了製置使和都統司兩個機構同時掌管各自下轄軍隊，權利相對獨立。製置使的除了擁有處置州府大權的同時，還有“兵”和“權”。而都統司只有兵沒有權，受到製置使的節製。北宋禁軍瓦解之後，南宋當時的主力其實是各個新建的駐屯大軍，而都統司原本是南宋初期轄製當時國家武裝部隊主力屯大軍的一個職能機構，通常有軍人武官擔任。南宋中後期開始，為了抑製軍人把持軍隊權利的局面，南宋中期又設立了“製置使”一職，以取代已經職權弱化和虛設的刺史一職，職能更相當於省長+軍區司令員的功能，來遏製都統司的權利，製置使一般都有文官、儒將(也就是中了進士的文官，沒中進士卻從軍為將的一般都是武官。)擔當。

　　製置使一經出現，都統司職權得到裁剪，兵力員額大幅下降。別看高達是“京湖都統製”節製各駐屯大軍，手裡有七八萬人馬，但真正屬於京湖都統司的只有五六千，而各駐屯大軍人數還要少而且駐扎分散，剩下其余的全是京湖製置使李曾伯的兵。而勇龍軍作為駐屯大軍從行政上劃入襄陽之後，就必然失去了獨立“駐屯軍”的地位。這就意味著軍權實際在製置使手中，而非名義上高達的都統司。如果保持獨立大軍的建制，那就是從某種意義上將承認了，兵權再次收歸都統司的特例，而這恰恰是皇帝和朝臣不願看到的。

縱貫南宋上下，已經沒有那個都統司有高達那麽多兵力，所以這個先例是開不得的。】　　至於詔書中的所涉及的內容條款幾乎無不打折扣縮水，不過最後開出的條件顯然足以平衡各方所求。其中措辭以及退讓尺度，都維持在一個非常種微妙的平衡關系。“名義上”即給了勇龍軍適當的政策松綁，又將其置於高達的監管之下看起來，同時還得盡可能堵住那些反對的朝臣的嘴，這種手段不可不為兩全之舉。

　　眾人圍在聖旨邊細看許久，不論識字的還是不識字的，這個時候都在琢磨著其中內容，唯獨趙紫川在接過聖旨之後，怒氣衝衝的拂袖而去。

　　“大哥，紫川兄弟他這是在生我二人的氣呀。”望著趙紫川怒氣而走的背影，魯伯忠對著東方愧言道。

　　“唉…罷了罷了，一著不慎滿盤被動，眼下木已成舟隻得如此啦。”看著離開的女婿，東方此時心中不免有幾許失落。

　　對於南宋時期的招安政策，就勇龍關開出的條件而言，其實並不苛刻，甚至就像猴子身上的虱子，還不夠撓一下癢癢。想當年北宋難度之後，由北而南戰火延綿，長江中下遊地區遭到了嚴重破壞，到處呈現出荒涼不堪的景象，百業凋敝十室九空。

　　南逃至江南的宋高宗，由於北宋中央政府的垮台以及禁軍主力的瓦解，政權初期的時候導致政令無法通達，地方群龍無首，因此導致南地民變遍地，兵災橫行數州。因為南渡的後宋庭中央禁軍損失殆盡，地方的兵權又沒能及時的控制住，所以一時間這些變亂都無法使用國家武裝力量去有效征討，以至於最後隻得暫委以招安之策，安一時之太平，經年之後再予以秋後算帳。因為南渡之初的南宋中央政府主要的強力軍隊都駐扎前線邊境，因此眾多民變、兵變仗著腹地無利兵，團練不堪用的機會佔據地方，打退幾次州府圍剿之後，便向朝廷派來得招安使獅子大開口。

　　正因為當時的宋庭立足未穩，所以為了在最短時間內能夠平定內亂，許多在現在看來匪夷所思的條件，朝廷最後都全盤答應了。類似諸如趙紫川他們剛開始的提出的，不派駐官吏，不繳納賦稅不充當徭役，軍隊拒不調防永久駐扎等等看起來天方夜譚的要求，在當時的朝廷幾乎無一例外的都全部答應了，而且還給專門委以行政大權，任命諸多的起事梟首為當地的行政大員，有甚者最高做到了沿江製置使。

　　所以南宋最初的十幾年，朝廷中央政府在措置紛繁複雜的變亂時，主要倚重招安之法，於是就形成了所為的招安之風。如官方奏章有“凡有盜賊，盡是招降”、“官司不得討捕，多是招安”之說，民間的俚語甚至還有“仕途捷徑無過賊，上將奇謀只有招安”“高官的做，唯有招安”之論。而且南宋時期，招安消弭民變盜賊者，遠多於征伐討滅者，所以招安的策略尤重於征討行動，是南宋消弭各種變亂的“秘訣”。

　　不過招安也有問題，雖然之初的民變兵變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緩解，但也存在諸多未曾料想到的隱患。許多接受了招安的梟首嘗到甜頭之後，依然聚眾佔地，名義上已經是朝廷的行政管理者或者地方軍隊，但實質上還是乾的土匪山大王的活計，他們幾乎不執行宋庭發出的行政命令。該劫掠的依舊劫掠，該欺男霸女**擄掠的依舊還乾，在他們眼裡軟弱的南宋中央政府軍隊戰鬥力嚴重不足，朝廷就是軟蛋、草包，王法就是一紙空文。

　　因此，為了遏製這種惡劣現象繼續蔓延帶來的危害，南渡之後的宋庭頭幾年穩定政局之後，便慢慢騰出手來整治這般醃臢的臭蟲。在當時無數民變、兵變的梟首當中，其實也不乏許多的幹才和將領，他們或是這樣或是那樣的重重原因被迫落草，但都懷著一顆報國之心，所以這些人已經招安之後，很快便義無反顧的投入到抗金的運動當中，其中許多人都參與了“以賊滅賊”“剿撫並重”的行動中去。

　　由於“爛招安”帶來的遺留問題一直持續到宋寧宗執政前，也就是理宗的上一任，類似於勇龍軍這種規模大、影響惡劣的武裝割據已經鮮有發生，所以一經發生就讓宋理宗趙昀很頭疼。襄陽易手在前，孟珙病危在即無力處置勇龍嘩變，重重原因疊加一起，最終讓勇龍軍有了做大的機會。由於勇龍關地理位置實在太敏感，宋蒙雙方都不想輕易搬起這塊石頭，因此戰爭的當世雙方在隨後的數年裡都在積極爭取。蒙軍招降不成便使用武力奪取，結果失敗。而宋庭一直在想著武力從根本上消除勇龍關原有駐軍的遺患，所以便一有機會便著手討伐，一來二去如同撓癢收效甚微。

　　所以此番招安勇龍軍，對已經多年沒有開展大規模招安的南宋朝廷，乍看到勇龍軍開出的條件滿朝文武都上火氣憤難當，這時候說什麽的都有，可就是沒人提再次討伐。生氣歸生氣，但襄陽吃緊，這個“安”還是得招的，於是大家就去庫擋查詢歷來朝廷處置招安的典籍，看看有沒有開過這個先例，可結果卻讓所有文武大臣都大跌眼睛。先例不光有，而且多如牛毛，幾乎可以用車拉，而且大大小小的類似事件少說一百多例。

　　遠的不說，就拿當朝最近的一個例子“陳三槍”事件來說。其武裝割據割據地方橫跨理宗、端平(1128年~1236年)兩個年號，橫行八年，就時間而言和當下勇龍軍差不多。不過陳三槍已經徹底瘋狂到了喪心病狂的地步，他夥同盜賊、變民、亂軍燒殺劫掠江、廣兩路**踐踏十多郡，可謂猖狂至極。最初朝廷的策略還是去招安，而陳三槍所開出的條件無非封王、拜候以及大量的錢帛以及各種權利，可以說比勇龍軍而言有過之而無不及。當時宋庭因為尚未和蒙古徹底決裂，手頭尚有余力加以剿滅，因此再事態逐漸嚴重之後，通過數次圍剿才把這個陳三槍給誅滅。

　　看到這裡了，不知是何緣故，眾多朝臣的心頭突然莫名的一下子平衡了許多，良心也過得去了。至於什麽原因其實很簡單，因為終於不用自己親手開先例，然後不論好壞所有人都在戳自己的脊梁骨。其實原來這種爛事以前的皇帝也乾過，而且就勇龍軍開出的條件還在“情理之中”。所以也就是一夜之間幾乎所有的朝臣都心安理得的上書，主張招安，因為不用自己承擔任何責任，好壞都是你皇帝家開的先例，我只是循例辦事而已。

　　可勇龍軍畢竟是一支軍隊，而且數量還很龐大，雖然經過戰爭的消耗，可少說還有兩萬人馬，如果連同家小老百姓，那多出來的這些嘴，按照之前提出的條件朝廷是很難一時間拿出大筆的資金和糧餉來養活這麽多張嘴的，所以戶部這個主要掌管財務的南宋財政部最開始極力反對。但隨著戰事不斷的進展，前線的苗頭有愈發不可收拾的危險，加上均州“大劫案”的發生，就如同喪鍾一樣，讓人整日提心吊膽寢食難安，因此一直受到製衡的樞密院這個時候不得不出來說話。

　　南宋樞密院這個行政機構其實類似於清朝的軍機處，現代的國防部、總參這麽個機構。就像現代國防一樣，樞密院也有預算的，而且樞密院的錢糧都得看戶部的臉色，用多用少實質是戶部說了算，戶部說沒錢，就休想拔一根毛。別看樞密院主管軍事，但樞密院其實並不能大規模調兵，而得是樞密使和丞相兩人在征得皇帝同意之後才可調動，所以樞密院實質上就是架子，只有協調督促戰事，選派將領、軍事提供參考的職能，真正把控軍隊命脈的權利在戶部手裡。戶部不松口，樞密院這台戲是唱不下去的，因為你沒有兵權，威脅不了我。

　　當初由於裁撤“三司”【北宋財政改革之前歷代王朝的財政部】時候就是考慮三司的權利過大，是國家性質的財政部，而不是皇帝一個人的荷包，這樣就束縛了皇帝花錢的手腳，而如果讓戶部掌握財權那就等於是把國庫放到了皇帝的荷包裡，皇帝心安理得。但為了同時能夠繼續製肘樞密院，所以其中大部分的財權都落入的戶部手中，於是從北宋開始樞密院便一直受製於戶部，戶部成了皇帝之外實際上的軍隊統帥，直到南宋。

　　但由於宋蒙戰爭的持續日久，理宗中期掌管樞密院的大臣大多都是前線回京述職的“儒將”，他們對前線的態勢洞悉非常敏銳。根據高達戰後對勇龍軍的評價。樞密院認為，勇龍軍如果能夠招安，將是一支不可多得的驍勇之師，所以都主張采取招安政策，以填補因為高達討伐失敗而產生的軍力損失，不過樞密院的舉動必定引起戶部的反彈。

　　連年戰事讓國庫入不敷出，皇帝的開銷一年又比一年高，就連印交子、會子【銀票的前身，紙幣的鼻祖】的速度都趕不上花的速度，所以戶部是極力反對的。而要招安必定要花錢， 充實軍隊也必定要用糧和其他開銷，而連續數年的乾旱又讓田地產出減少，國庫不充實，又要養人，這無異於雪上加霜。

　　對於南宋的財政政策，應該說直到宋理宗登基之前都是很成功的，強大的商業能力和富饒的物產令南渡不久的南宋僅僅之所在二十余年間便恢復了北宋的經濟實力。當時北方領土淪喪之後，只有半壁江山的宋庭，在人口、土地面積都減大半的惡劣形勢下，卻只在短短二三十年間，不大規模增加賦稅的情況下便恢復到北宋鼎盛時期的稅收水平，應該說南宋的財政策略和國家鼓勵商業的政策都是成功的。南宋紹興二十九年(公元1159)當時南宋疆域內的人口由之初的1700萬人口，經過百余年的養民，在理宗前期全國人口已經達到近2900萬人口，幾乎是北宋神宗年間全國人口總量。在農業社會中，人口多少是王朝鼎盛與否的重要標志物。南宋能夠在失去人口和經濟中心的情況下，將人口恢復到北宋的水平，令人驚歎。如果沒有財政和政策的調控和支持，也就沒有南宋的繁華和一個半世紀的立足之本。但是這一切卻最終都毀在了史彌遠這個一代權臣的手裡。

　　史彌遠任宰相時期，做了一件直到今時今日連美國聯邦儲備局都一直借鑒的一件事，從而讓美國自導自演了一出“布雷頓體系”【即金本位體系崩潰】崩潰的鬧劇。可見，史彌遠之禍影響後世之深，可謂是入骨三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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