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經被賈似道軟禁，不論從中國古代從外交利益，還是近現代外交禮儀來講，都是一件影響非常惡劣的政治事件。但是，但是，郝經被軟禁一事，蒙古方面並沒有當即就追究南宋的責任，當然這是有當時客觀條件的，那就是忽必烈內外交困。他實在不願意在開第三條戰線，與南宋再次發生全面摩擦，因此便從1262年開始，至1267年，忽必烈連年派人前往南宋詢問郝經下落，但就是不明說就是你南宋給扣留了。　　當然不直截了當戳穿賈似道的把戲，忽必烈和他的謀士們也是有長遠考慮的。首先，如果說破了郝經是被扣押軟禁的，那就等於要和南宋撕破臉皮，當時候賈似道可以乾脆就說“對，就是我扣押的，你能怎麽樣，有種是再來殺我呀。”當然，歷史上賈似道沒這種膽量，面對蒙古方面的多次交涉，賈似道都是以不知道郝經入境南宋為由，拒絕調查。因此面對已經兩線作戰的困境，忽必烈選擇暫時冷處理，但是又不放棄追究，這樣就能為討伐南宋找到了一個口實。這個口實比討債正大光明多了，而且絕對是正義之舉。

　　其次，這時候的忽必烈剛剛登上汗位，卻面臨弟弟阿裡不哥的奪權，和山東李璮的叛亂，而同時自己繼承的蒙古帝國，這時候已經是千瘡百孔。由於蒙哥從1251年開始，在奪過可汗貴由權力之後，不采取休養生息積攢國力的政策，反而再開戰端。先後南征大理，西討波斯、阿拉伯帝國，同時又與南宋在長達兩千多公裡的戰線上，接連開辟了六個戰場，創造了人類史上橫戰區跨度最長，耗時最多的一次戰略大決戰。從公元1251年南征大理開始，至公元1259年蒙哥死，時間跨度近八年，動員的士卒過百萬，在十三世紀的中國，這種超烈度的戰爭規模，是史無前例的，同時對後方經濟和工農業生產帶來了巨大破壞。

　　而就在這種情況下，忽必烈接手了這一個巨大的爛攤子，卻不得還得面對再一次卷入腹背受敵的戰略惡勢，因此爭取時間調整國內矛盾，整合國家經濟，同時還要恢復工農業生產，保障國家運行，所以這個時候與南宋的和平是彌足珍貴的。盡管忽必烈心知肚明，賈似道是不可能兌現當時割讓兩淮、稱臣納貢劃江而治的許諾，但只要保持暫時的和平，那麽邊境的貿易就可以重新運營，各種蒙古急缺的物資，就可以通過榷場源源不斷的輸入蒙古。

　　於是就在郝經軟禁後不久，南宋盡然與蒙古重開了中斷近三十年的兩國貿易，邊境的榷場一時間欣欣向榮馬隊成群，人口迅速增加，一度讓南宋方面認為華夏危機從此結束了，南宋迎來了真正的春天。

　　但是，正是由於這一短暫的和平，是真正斷送南宋王朝的那一根稻草。忽必烈與南宋修好之際，正是南宋內部大清洗的**，之前說道公元1262年許多南宋仁人志士被賈似道打算法“迫殺”，尤其是四川劉整反宋。因此從長遠考慮，即便這時候的忽必烈，沒有古阿裡不哥和李璮的威脅，也會與南宋保持暫時的和平，因為需要等賈似道把那些個名將都斬盡殺絕的差不多的時候，在動手才是自己最輕松的時候。

　　有句話不是說的很好嘛“當來自外部的壓力超過內部威脅的時候，那麽這時候大家都會團結起來一致對外。”同樣的道理，如果與南宋再開戰端，那麽賈似道就不會繼續迫害南宋能征慣戰的將領，這樣就達不到隔山打牛的效果。所以“和平”有時候就是一劑**，不知不覺中就能是你中毒而亡。

　　從歷史最後的結果來看，從公元1259年到1267年蒙古全面攻宋之前，南宋內部處於政治、經濟、軍事大紊亂，軍隊失調，經濟瀕臨崩潰，生產遭到嚴重破壞。授銜政治方面，理宗罷權，然後1264年理宗賓天，弱智的宋度宗繼位，政權出現更迭和權力真空，於是趁著這個機會賈似道徹底將朝野大臣還了個遍，同時邊關守將全都換成了賈家派系。而由於打算法的“戰果”，導致這一時期的南宋軍隊戰鬥力急劇下降，有經驗的將領不是被殺就是叛逃，因此造成了後期南宋在抵抗元軍南下之際，盡然出現了無將可派的局面，同時軍隊的戰鬥力喪失殆盡，數次超過十萬人規模的集團作戰，南宋方面都是一觸即潰，毫無戰鬥力可言。

　　但這還不是最可怕的地方，最可怕之處更在於，賈似道繼“打算法”之後又推出“公田法”，俗稱“公田法”。

　　這裡小作需要得補充一下，南宋王朝，是中國歷上處於“戰時動員狀態”和“戰時經濟總動員”最長的朝代。沒記錯的話，南宋共歷一百五十年，而這一百五十年整個國家都是處於戰時動員狀態，因此當時所有的國家經濟建設都是圍繞軍事作戰展開的。

　　而需要知道的是，南宋比北宋而言，鐵產量減少了一般，銅減少了三分之二，煤產出更是下降了百分之八十，人口北宋最高峰時期，人口近九千萬，而南宋初年，則只有一千五百萬人口。在此種極端惡劣的經濟環境下，南宋硬是頂住了金朝的進攻，當然秦檜殺嶽飛很大程度上對當時南宋已經崩潰經濟起到了一定補救，否則就算嶽飛救回了北宋二帝，也將面臨國家經濟徹底瓦解的巨大悲慘結局。

　　因此，當一切經濟生產活動與經濟掛鉤之後，那麽就產生了一種經濟體制，叫做“戰時經濟”，同時由於一百五十年中南宋一直處於戰爭，因此國家同時還要面臨“軍事總動員”，所以這就催生了一種泡沫，叫做金融衍生平泡沫，而紙幣就是為了應付這種金融泡沫誕生的。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一百五十年當中的所有國家債務由於戰爭的原因一直無法償還，同時還會像滾雪球一樣越滾越大，那麽最後破裂是遲早的。

　　為此南宋為了支付龐大的軍費，對農民課重稅，在正稅之外，更加上經製錢、總製錢等雜稅。為了調度邊境的軍糧施行和糴，負擔就只有落在一般農民身上了。另外，政府在財政困苦時，為了救急，亂發一種會子紙幣的不兌換紙幣，造成通貨的惡性膨脹，物價騰貴，更加深財政的困難。

　　面對這種愈形惡化的財政困難，在南宋末期的十三世紀後半葉，賈似道發布了公田法。限制大地主的田土額度，超過部分的三分之一由政府收買為公田，公田交由佃戶(一般的農民)耕作， 然後以其佃租作為軍糧。

　　這裡解釋一下，兩宋是中國歷史上唯一一個允許地主和私人大規模兼並土地的特殊時期，縱觀中國上下五千年，只有兩宋的320年是允許這麽做的。而限制私人大量兼並土地，封建王朝的初衷就是限制地方豪強的崛起，導致中央政府無力控制，同時也是為了絕大多數的老百姓有自己的一畝三分地，這樣就能在大多數人溫飽的情況下，減少不必要的民變個起義。

　　而賈似道公田法的初衷，是希望達到抑製土地兼並和調度軍糧兩種目的，同時可以調動老百姓的積極性。這種辦法雖隻實施於浙西路(浙江西部)，而且遭到地主的反對，但一直實行到南宋滅亡，還是產生了某種程度的成果，暫時地支撐了南宋末期的窘迫財政。

　　但是，實際上公田法強製的均田地的法子，來限制大地主隱瞞偷逃稅款，保證軍需。然而這個法子把那些儒生大地主們得罪的也非常厲害了。這就導致了當時相當多的一部分已經跨入大資產階級，即將成為中國第一代資本家的富商，淪為被朝廷剝削的人。

　　一群本身剝削老百姓的地主惡紳，最後反而還要被國家剝削，於是這種怒火最後之能發泄大佃戶的頭上。於是，原本用意很好的公田法，最後卻變成了民不聊生的“剝削法案”，領底層的老百姓更加雪上加霜苦不堪言！不得不說，蟋蟀丞相賈似道，每次都是搬起石頭打自己的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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