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第一二次鴉片戰爭的人往往會感覺到鹹豐皇帝有時候像神經病一樣，好像人格分裂，時而強硬，時而軟弱，最後還逃跑了。　　事實上鹹豐代表的並不是一個人，他所有的決策，都是經過大臣合議的，他表現出來的精神分裂，其實是滿清朝廷的精神分裂。

　　始終有一批人在慫恿皇帝要開戰，這些人往往都是禦史言官，既沒有執政經驗，也沒有外交經驗，更沒有軍事經驗，但是一個個出口成章。

　　至少有兩個禦史，一個是薛淑堂，戰前告訴皇帝，和有十害，戰有五利，比如說洋人勞師遠征，萬裡裹糧，官軍則以逸待勞就地就食;洋人中的真夷人少，假夷人多，還雇傭了一些潮湧(香港苦力)，而官軍十萬之眾投鞭斷流;還說夷人就是船堅炮利，一旦上岸，不可能是八旗鐵騎的對手。

　　其實這段時間，一直在辦外交的老大臣桂良始終在勸和，勸說皇帝讓洋人進京談判，皇帝斥責說在上海都談不好，還敢放洋人進京，洋人堅持進京肯定別有圖謀。

　　洋人打下大沽口，僧格林沁退守通州之後，洋人堅持要佔領塘沽和天津，否則之前絕對不停止軍事行動，僧格林沁已經向皇帝建言，讓他巡狩木蘭圍場。結果鹹豐讓人準備車輛，引起了北京富人恐慌集體逃亡。不得已鹹豐貼出告示，表示他不是要巡狩，正打仗呢，他只有親征的份兒，哪有巡狩的心情。

　　大臣當然反對鹹豐親征，鹹豐自己也沒這個膽子。

　　怕洋人進了天津還要進北京，鹹豐催促桂良等欽差，急趕慢趕趕去天津，就在天津談判，目的是堵住洋人進京的口實。

　　可就在這時候，依然有人給皇帝出餿主意。

　　工科給事中何璟上書:夷人一直叫喚著要帶兵進京，真叫他們帶兵進京，他們敢來嗎?不必阻其前來，讓僧王在路上設伏，沒經咱同意，真來了，咱就打他們。若經桂良同意來了，也可以讓僧王在路上截殺他們。

　　桂良不能失信，但是僧王負有領兵守土之責，他可以不講信用，半路截殺啊。遙想戰國年代，楚襄王遣子良割地於齊，而使昭常守之。齊使至受地，昭常以守土自任，矯楚王之命以拒齊。夫大將在外，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者，可以不聽中央指揮瞎幹嘛，弱小的諸候國都敢這樣乾，何況咱天朝乎?

　　中國歷史太長了，長到有各種各樣自相矛盾的歷史依據，而且還都能得到認可，有忠誠良將會被歌頌，有亂臣賊子也會被歌頌，這種自相矛盾的典故積累的多了，慢慢也就沒有絕對的對錯，也就沒有原則了。

　　這種不守信也能找出一大堆理由，但同樣的，信守諾言的典故也是汗牛充棟，關鍵就在於當事人想守信還是想違約。

　　總之何景一番大道理說的天花亂墜，皇帝還真信了。原來這個皇帝不是人格分裂，不是精神失常，而是沒有主見，太容易人雲亦雲了。

　　另外執政能力確實太差，找大人商議沒錯，可問題是該找誰商議，商議外交事務，不找桂良這樣的懂行的，竟聽一些書生的言論，不死才怪。

　　此時桂良在天津使出了拖字訣，英法兩國提出任何要求，他最後都推諉到他沒有權限，得讓皇帝定奪，結果英法鬱悶了，問他不是全權代表嗎，桂良說他代表不來，結果兩國不跟桂良談了，要繼續往通州去。

　　僧格林沁在通州主持，英國人此時以為把清廷嚇住了，公使普魯斯態度蠻橫，結果跟僧格林沁談的不對付，

拍桌子就走了，這讓僧格林沁覺得很沒面子，這個蒙古親王可不是柏貴，從小大到橫行慣了，從來是他拍別人的桌子，還沒被人拍過桌子呢，這一惱火，就想到皇帝讓他捉拿公使的話，他真的派兵把公使普魯斯，翻譯威妥瑪以及一些記者之類的人全都抓了起來。　　他不知道他的行為在西方外交觀念中有多麽惡劣，付出的代價是最後皇帝家的圓明園被燒了。

　　此時在明城，朱敬倫的大軍已經圍城半個多月了，這小城還真是堅固，轟了半個月才終於被轟破，三面合圍，圍三闕一，從北門主攻，倒是輕易就攻進了城內，可卻發現客家團勇竟然跟他們打起了巷戰。

　　巷戰是最殘酷，但也是最鍛煉人的。

　　最關鍵的是朱敬倫沒有退路，在土客械鬥中，他必須始終表現出一種強硬和堅決的態度，鄉約，甚至是不惜任何代價的去維護鄉約，這樣才能讓大家都信鄉約，才能讓大家覺得這個東西是保護他們的玩意，最後才會遵守他，械鬥才真正能平息下來。

　　瑞典顧問團不斷的制定戰術，他們也沒有遇到過這種狀況，歐洲這個時代的戰爭，帶著一種傻乎乎的騎士作風，就是排成一排大家相互排隊槍斃，往往都是在野戰，很少發生這種城市巷戰。

　　所以歐洲人的戰術始終都顯得很笨拙，歐洲戰爭史中很少有那種出奇製勝的案例，即便是以少勝多的案例，也都是靠著勇氣，而不是靠著智謀或者取巧。

　　但智謀更像是賭博，靠勇氣作戰，才是正路。兵書也說以正合以奇勝，大軍作戰大多數還是講一個堂堂正正的。只是文人太缺乏勇氣了，所以總想用最小的代價，取得最大的勝利，其實不過是小聰明，最後往往會聰明反被聰明誤。

　　瑞典人制定的作戰方式也很笨拙，那就是分兵入城，逐街逐巷甚至逐個屋子的清剿，步步推進，說起來簡單，但是制定的計劃中，應用更多的是幾何學知識，選擇什麽路線推進，始終能夠保證後路。

　　一直用了十天時間，才終於徹底的攻佔了這座城，期間打死客勇五百多人，打傷一千多人，全都帶走救治。

　　此戰過後，朱敬倫的名氣陡然崇高起來，因為他是以客家團勇違約為名義開戰的，大家看到了他維護鄉約的決心。

　　當然朱敬倫始終是打著“代兩廣總督撫土客兩家”的名義，此時也讓兩家看到了官府的決心，畢竟柏貴絕對夠代表廣東官府了。

　　而在這之前，土客雙方都是不怎麽鳥官府的，他們的爭鬥中，屢次誤傷到官兵，尤其是客家人，行動上更是毫無約束，早在械鬥剛開始的時候，就有那扶萬頃洋的客家鄉勇，與恩平、開平的客家人聯合行動，焚掠那扶29村，打傷那扶營總司楊兆夢及兵丁12名。

　　後來發展到客家鄉勇平白無故攻打縣城，俘虜官員的情況，導致清軍認定客家團勇已經變成了客匪，下大力氣，調來了湘軍剿滅他們。

　　總之，在朱敬倫之前，土客雙方眼裡，官府都是毫無威信的，但這一次不一樣了，上萬鄉勇守城，付出傷亡兩千的代價，依然被打著總督撫民旗號的新安縣勇鎮壓，這一次他們看到了官府的決心，也就感受到了官府的意志，從而感覺到了官府的威嚴感。

　　此時其他縣的土人並沒有停止進攻的步伐。

　　械鬥了這麽多年，大家早都找到了各自的組織。

　　最強大的勢力有，新寧縣土人在大地主李維屏、陳鬱良的組織下，在上澤設立均和局、於衝蔞設立升平局、於海宴設立捷勝局，編練壯丁備鬥，並且跟陽江局聯合，成立了指揮全局的寧陽局，手下鄉勇數萬。

　　開平縣則由居香港的富商譚才，從香港購買洋槍，聯合其他士紳成立萬全局，從外地招募數千人，又與都斛士紳成立偉烈堂，招募外縣流民數百，另有失地土人有3000余人。

　　客家人則由武舉人鍾大鏞、余濟富等發起團練，在那扶、深井糾夥立寨，編練壯丁，並聯合大龍灣、河州、小旗山及曹衝、大隆洞、那琴等地客家人，也有客家秀才湯恩長等設立的福同團3000余人，勢力也相當雄厚。

　　在鶴山、新寧、開平等地紛紛立約之後，這些勢力暫時偃旗息鼓，停止械鬥，加上看到朱敬倫維護鄉約的決心，暫時沒有挑戰的想法。

　　但是這些人中，有些人並不完全是為了自保，比如譚才，他采購槍支，聯合士紳，組建團練，是有條件的，周邊村落都會給他保險費，同時佔領的客家人土地，也會按比例劃到他的名下，可以說這貨就是一個投機分子，他是在發械鬥財。

　　所以開平一帶的鄉紳和宗族，看到可以立約從此不再打了，也就不用給譚才這樣的武裝繳納昂貴的保護費， 譚才一時就斷了財路。

　　可是恩平的客家人立約的還少，於是譚才就帶領他的手下，打進了恩平，另一邊寧陽局的人也受到邀請，從陽江出發攻打恩平，一時間，幾路因為鄉約而暫時抽出力量的土人武裝齊聚恩平。

　　恩平是爆發大規模械鬥最多的地區，大概因為這裡出於土人跟客籍勢力都容易抵達的地方，因此常常發生以縣為單位組織起來的大規模群體械鬥，鹹豐六年五月的時候，在恩平松柏山的土客3縣會鬥，一次死亡就達2000余人。六月深井大門的械鬥，死亡1600余人。九月，大湖山械鬥，死亡1600余人。十一月，彭蟹塘械鬥，縱火燒村，煙焰蔽天，死亡2000余人。

　　這一次，土人武裝又熟門熟路的摸到了恩平，多路進攻，客家團勇抵擋不住，這時候他們派出頭目，拉上保人，找到方山，希望方山主持他們立約。

　　但是在匯報朱敬倫後，方山嚴詞拒絕了他們。

　　朱敬倫通過方山告訴他們，他們必須自己相互商議立約，新安撫民縣勇隻管保證鄉約，不干涉械鬥。

　　得讓這些人吃點教訓，佔便宜的時候，死活都不肯吐出嘴裡的食兒，等到打不過了，跑來說立約了。

　　真答應了他們，可就又把土人給惹惱了，朱敬倫權衡之下認為，必須保證自己仲裁者的身份和權威，那就必須不偏不倚，做到公正。

　　偏袒任何一方，最後都貽害無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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