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十八章改良宋律

盧俊義銳意改革各項政治制度，通過劃時代地創立法院和檢察院，並將這兩個獨立於政務院之外，從而一舉將立法權、執法權獨立出行政系統，與此同時設立了議政院、議法院兩個民選機構，將官僚階層牢牢地限制住了，使得官本位不再發揮它的惡，整個齊國政治制度邁向了一個健康有序的發展軌道。

創建結構，硬件容易，軟件頗難，尤其是最近這些都基於立法權、執法權、司法權的分離，都歸結到一個法字，議法院剛剛開始籌建，不足以在一年半載內就能領會盧俊義的深意並有所成就，齊國一開始設置的各項法律還是要由盧俊義帶頭，召集元首府下屬各個院系的骨乾人物，尤其是新創的檢察院，一起建立了基本的框架。

盧俊義在現代社會時從未認真涉獵過法律，只是粗通一些刑法、憲法、勞動小說ww.quld合同法、婚姻法和未成年人保護法。但他至少懂得一點，不管是古代還是現代，用禮儀道德說教只能約束極少數的君子，對待大部分人來說，道德說教蒼白無力，只有法律是有威懾力的。以往的歷屆較為成功的王朝，都是披著儒家的外衣，內裡卻是法家的靈魂，宋朝也不例外。

盧俊義改革齊國政治結構，一開始也不是一蹴而就，像法院一開始稱為審刑院。北宋初期，在大理寺、刑部等中央司法機關之上，設置審刑院。設於皇宮，便於皇帝對中央司法審判的監督控制。後來才簡化為法院，像檢察院一開始是按照這個時代稱之為都察院，也是後來慢慢由盧俊義改地，而地方檢察院也能在北宋找到范本，即提點刑獄司。宋朝為加強對地方州縣司法審判的控制，由中央派出提點刑獄司。作為駐路一級的監督機關，對地方州縣司法審判實行嚴格的監督制度。

盧俊義將現代的各種機構搬。並不是憑空設想，而是有北宋末年的雛形可供參考。

既然結構設置也參考北宋時期的雛形，盧俊義也不能一下子就將現代地法律挪移安在宋末的時代背景中，何況他對現代法律也只是一知半解，想全部挪做齊國法律也是不可能地。他一開始沿用宋朝律法，並漸漸地根據實際情況和的目的做調整和修改，慢慢地讓民眾接受和服從。到最終就兼容了後代各國法律的精髓，成為有益於大多數人的法律。

趙宋的法律脫胎於唐律，然後加上了諸多司法解釋，時常會將人搞得無所適從，這個是有它的時代背景，歸根結底是維持趙宋文人統治地。

建立於唐末五代長期分裂動亂之後的趙宋朝廷，為了避免成為繼五代之後的又一個短命王朝悲劇的發生，在強化中央集權的過程中。注意運用法制的手段調整各種社會關系。

宋太祖建隆四年(963)，大理寺卿竇儀等人即奉命修成《重詳定刑統》，簡稱《宋刑統》，頒行天下。《宋刑統》是宋朝的代表性法典，其篇目和基本內容大體因襲唐律。由於《宋刑統》頒布於宋初，且大都是唐律舊文。所以遠遠不能適應發展變化中的兩宋社會經濟地要求。《宋刑統》作為宋開國後頒布的第一部法典，其後的宋代皇帝很少加以改動，而主要的是大量地頒布詔敕來補充新的法規。詔敕大都是針對特定的人和事而發，並不具備普遍地法律效力，而且數量繁多，難以檢閱，常有相互抵牾之處。為了消除這一矛盾，並使之法典化，因而需要加以選編，稱之為“編敕”。這成為宋代最重要、最頻繁、最有特色的立法活動。

宋太祖時就已纂成《建隆編敕》四卷。以後各朝的編敕活動逐漸頻繁，有太宗時的《太平興國編敕》、《淳化編敕》。真宗時的《鹹平編敕》、《大中祥符編敕》，仁宗時的《天聖編敕》、《慶歷編敕》、《嘉祐編敕》，神宗年間的《熙寧編敕》等。不僅朝廷有敕，另外還有針對中央各部及地方事務的“一司、一路、一州、一縣敕”。到神宗時，編敕的地位更為提高，以至發展到“以敕代律”，“神宗以律不足以周事情，凡律所不載者一斷以敕”。編敕實際上成為最能體現宋代特色的法律形式。《宋刑統》與編敕地關系是今後凡有刑獄，宜據所犯罪名，須具引律、令、格、式，逐色有無正文，然後檢詳後敕，須是名目條件同，即以後敕定罪。後敕內無正條，即以格文定罪。格內又無正條，即以律文定罪。”表明敕與律都是“在行地法律形式，兩者並行不悖，敕從未取代過律，僅在法律效力上，敕享有優於律首先適用的權力。”而且敕優於律而首先適用地司法原則，自《宋刑統》頒布實施起，就成為宋代的定製。此外宋代還繼承了唐朝的令、格、式等法律形式，所以《宋史.刑法志》說宋法制因唐律、令、格、式，而隨時損益則有編敕。”宋代另一重要的立法活動是編例，“例”是指以前事的處理作為後事斷案標準的成例，“法所不載，然後用例”，隨著例的不斷增多，神宗時又開始了編例的活動，宋朝先後修成《熙寧法寺斷例》、《元豐斷例》、《元符刑名斷例》、《崇寧斷例》等頒行全國。《慶元條法事類》明確規定諸敕令無例者從律，律無例者從敕令。”可見例的重要地位。宋代頻繁的編敕、編例的立法活動，是中央集權的強化在法制領域的體現。而細看宋律和它的量刑可以看出，宋朝是一個虛偽透頂的王朝。這是一個文人地天堂，卻是貧民的地獄。它所有的法律都在貫徹保護士大夫殘害其他階層的立國之本。

宋太祖因有感於唐末五代刑罰的嚴酷，於是進行了一次刑法的改革，實行折杖法，即對五刑中的流、徒、杖、笞四種刑罰分別按輕重以杖折合決罰。減折方法大體為:最高笞刑五十減至十，以下遞減;最高杖刑一百減至二十，以下遞減;最高徒刑三年折抵為杖二十，免除勞役。以下遞減;最高流刑加役流折抵杖二十，以下遞減。原有勞役就地執行。杖刑經減數後仍責打於臀部，稱為“臀杖”;徒、流刑折抵地杖刑，責打於背脊部，稱為“脊杖”，使用相同規格的刑具。當然這是都是對士大夫階層犯罪時用地量刑標準。而且為寬貸命官犯罪，凡當配隸者皆不文面而流之，謂之編管。趙宋朝廷特別寬容士大夫。甚至將“刑不上士大夫”發展到一種登峰造極令人發指的階段。犯法官員有蔭身的特權，可以免除杖等皮肉之苦。宋人呂祖謙說慶歷、嘉佑以來，鞭筮之罰不上於士大夫。”神宗熙寧七年(1074年)昭品官犯罪，按察之官並奏聽旨，無得擅捕系，罷其職俸。”在統治者看來，品官身份高於平民百姓，對他們的處理不能依照常法。宋徽宗在一條詔書中寫道。如果品官依照常法，隨隨便便枷訊，“將使人有輕視爵祿之心”。故宋人雲待士大夫有禮，莫如本朝。”只要不是反逆，對士大夫的量刑越來越輕，貪汙腐敗的罪名到後來根本傷不到官僚的汗毛。貶到地方或邊疆依然做官，舒舒服服地將本來就貧瘠地地方刮得更薄了。

宋朝的寬容只是對士大夫寬容，對黎民百姓他們卻沒有這等度量。宋代的階級鬥爭十分激烈，農民起義和士兵暴動不斷發生。為了加強統治，宋朝政府制定了嚴刑酷法。以“盜賊”重法對付反抗朝廷行為。其主要內容為盜賊”罪當死者，沒收家產，家屬流放千裡;罪當死徒、流者，發配嶺南。上述罪犯雖遇大赦令，不得減其罪。凡是窩藏、庇護死罪“盜賊”，情節嚴重者斬。“盜賊”之家門。並須釘掛木牌。上書犯罪情狀、所定刑罰。如有遷移，得經官府批準。並劃定開封府諸縣。河北、京東、淮南、附件等路皆為實施“盜賊”重法的區域。宋在懲處“盜賊”手段上，極其殘忍，種種酷刑，不說也罷。對於普通盜賊犯罪也加重處罰。《宋刑統》規定:凡強盜“不問有贓無贓， 並處死”;“贓滿五貫文足陌處死”。宋賊盜罪的法律條款幾經變化，至哲宗元佑時所修編，“所定盜贓猶重於律三倍”，即要比唐律加重三倍的處罰。如此竊鉤者誅、竊國者侯的區別對待的法律，看虛偽。宋太祖又創“刺配法”，是對重罪犯一人之身實施三種處罰，即先脊杖二十，後刺字，再流配地一種酷刑，刺配法後來遂發展為宋代適用最廣泛、使用最持久的一個獨立的刑種。而凌遲刑是宋朝正式啟用的最為殘酷的生命刑，即先支解四肢，後割斷喉管，使人緩慢而痛苦死去的生命刑。這些重刑都是對於那些揭竿起義反對貪官汙吏統治地黎民百姓的。

宋律最為人詬病之處便在於此，這是糟粕的糟粕，盧俊義銳意改變的就是這一點和依附在此點的其他糟粕。盧俊義的理念裡只有“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卻無“刑不上士大夫”的概念，哼哼，跟方臘勢力內將所有宋官都點了天燈相比，盧俊義嚴刑峻法力求廉潔同時又實現高薪養廉政策，並不是很難接受，畢竟趙宋朝廷冗官太多，其他士子隻好投奔齊國。

盧俊義命人將趙佶時期所有頒布的律、敕、例做規范整理，將其中大部分的糟粕啟用，隻保留一部分精華，在加入後世法律中適用於北宋末年的部分，逐步將齊國法律完善起來。

齊國地法律全部是成文法，盧俊義堅信“存在地絕非全部合理”，拒絕用習慣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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