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田，剛才聽你說正在寫一本關於漏卮的書?”

　　王伯良知道開平煤礦的事情周馥已經做了決定，李鴻章對開平煤礦的定論便是他是否采取行動的信號，不過看起來周馥對此也是持悲觀的態度——些許名聲的損失對老李這樣很難說是政客還是政治家的人來說並不是什麽致命的選擇。不說王伯良那貧瘠的歷史知識都知道老李在功成名就的背後做出了多少背叛盟友的事情，周馥跟隨李鴻章這麽多年耳聽眼見的例子更不知道有多少，這也許就是周馥為什麽一直甘願充當幕僚卻不願通過李鴻章謀取實職另立山頭的緣故。

　　見周馥不再提王伯良也不會自找沒趣，便答道:“這是學生最近開辦工廠以來冒出的一些想法，學生打算結合出洋所見所聞來重新解釋‘漏卮’……學生以為現在所建的工廠不過是小打小鬧上不了台面，但用不了三四年這些工廠強盛起來之後，學生怕是也要面臨中堂大人那般飽受非議的境地，是以先提早盤算由‘漏卮’一說而重新釋明，倒是大家都清楚是怎麽一回事了，迂腐之輩的言辭也不至於對學生造成什麽麻煩……”

　　周馥笑著說道:“你倒是會未雨綢繆，你的工廠到底能夠辦到什麽程度才能讓京師那班人說你的嫌話，這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沒有十來年的時間是不大可能的……”

　　“學生想的卻是與老師不同，發展工業積累財富只要邁出去第一步那後面也就順理成章了，這也是目前我們大清國基本上很少有工廠與學生的工廠競爭的緣故，而洋人的貨物需遠渡重洋其中運費就是他們致命之處，是以學生認為用不了兩三年學生名下的幾個工廠每年產生數百萬兩的財富不是什麽難事。其實現在僅僅一個機器繅絲廠每年所獲便不下百萬兩，學生正在努力擴充工廠規模，只要有合適的經營工廠的人才和足夠的工人，也許碰到今天開平煤礦這樣的事情根本就不用太過在意了……”王伯良頗為自豪的說道。

　　周馥聽後不禁啞然，心中粗略的一盤算也覺得王伯良所說的並不誇張，他也知道王伯良在上次來天津之後便開始急急忙忙的擴招盛軍家眷進入工廠事宜。並且周盛傳還專門向李鴻章提議為了盛軍家眷能夠平安抵達天津借調上海招商輪船局的客船和貨船集中運送，雖然這樣一來招商局怕是要小虧一筆，但涉及軍心問題李鴻章還是毫不含糊的大筆一揮就讓盛宣懷去想辦法了。王伯良擴建工廠招收如此多的盛軍家眷的舉動在周馥看來無疑是一項自保措施，這在短期來看是有些不劃算但從長遠來看卻是贏得了盛軍乃至淮系軍事將領的好感，借此聲勢似乎連盛宣懷都不敢輕舉妄動了。

　　“我大清國也有人曾開機器工廠，不過如你這般開了一個借著再開別的工廠的富商卻是一個也未曾見過。說實話除了早年在上海見過一次繅絲廠還是已經停工的工廠之外，老夫還未曾見過有私人出資辦工廠的，而這十來年跟隨相國籌辦洋務花銀子的是在所難免，卻甚少有賺銀子的，相國之所以肯拉唐景星一把也是看在他在招商局效力的份上……”周馥感歎的說道。

　　王伯良也肅容說道:“老師，其實這其中的原因是極為複雜的，學生在出洋數年中所見，其國家對於開辦工礦企業的積極性遠不若私人這麽強烈，而在國內凡是涉及洋務九成九都是如相國大人等各地方大員推動開設，中外為何差異如此之大?是洋人比我們清國人富足麽?學生不這麽看！去年學生曾見過鼎鼎大名的胡光墉，

不過卻令學生失望的很，以學生之見他們若是不做改變的話其萬貫家財不過是無根之木，彈指間便可灰飛煙滅，只是到時候不知是便宜了洋人還是什麽人而已……學生有感於此便在閑暇細細探究，再讀過黃德成的那篇《嚴塞漏卮以培國本折》之後頗有所得，便以‘漏卮’為眼，自管異之與黃德成為始至今各種關於漏卮的奏折著述收集起來點評……”　　黃德成便是道光年間著名的清流人物黃爵滋，管異之則是當年同為主張禁煙的鄧廷楨的幕僚管同，那時清流並非現在的清流，現在的清流除了以往彈劾各種弊政的任務之外更是以攻擊洋務為使命。雖然並不是現在每個言官都是指斥發展洋務，但最近數年來隨著發展洋務運動日漸風起其攻擊把柄實在是太多，而彈劾洋務中的缺陷或是典型的輔以風水之說攻擊洋務的言官有很多都升職因而更加激勵言官的攻擊力度和方向助漲了這種風氣。

　　黃爵滋早在鹹豐三年就已經去世了，王伯良也僅僅是從他的奏章和事跡中來分析這個活躍在道光年間的清流砥柱，他最出名的便是關於禁煙的主張，當時他所主張的漏卮源頭主要是鴉片的輸入這也是當時普遍的認識所在。管同最有名的則是《禁用洋貨議》，他比黃爵滋的主張更為激進一些除了鴉片之外所有的洋貨都是應該在禁用之列，說白了就是關閉正常貿易途徑來使得國家獲得恢復元氣，他的主張同樣也得到了很多朝廷官員的讚同。

　　其實關於“漏卮”這個概念對於王伯良而言並不是什麽難以闡述的課題，盡管他前世今生都不是學經濟的，但前世各種信息媒體發達而近代史影響深遠多有關聯引用，只要稍微留心基本上對這些屬於經濟層面上的問題都闡述個八九不離十。最為關鍵的一點王伯良的經濟政治才能比較低下但與這個時代的所有人的認知顯然起點就站得非常高，諸如李鴻章、鄭觀應、盛宣懷、唐廷樞等人還處於概念上的摸索，而王伯良的點評都站在戰略層面上了，兩者的差距根本沒法比。

　　管同比黃爵滋年長十三歲，不過管同是道光五年(1825年)中舉後才成為鄧廷楨的幕僚，而黃爵滋道光三年便已經中進士步入官場了，他們的主張基本上是同時代對洋貨湧入大清所產生的認識。眼下洋務運動已經逐漸展開進入高潮，同時受到清流的阻擊也逐漸日益高漲，雙方對於理論層面向來都是唇槍舌劍，為了便於打嘴仗李鴻章的幕僚們窮極搜羅各種資料以備參考，這倒是方便了王伯良調閱省去了老大的功夫，想黃爵滋和管同這樣的人要是放在後世九成九的人連聽都沒聽說過更別提他們的主張了，這也是王伯良最近階段讀書的主要方向。

　　作為李鴻章幕僚心腹的周馥對於這兩人的文章和政治主張自然是比較清楚的，王伯良調閱幕僚府收集文檔的事情他也知道，對於弟子能夠如此上進學習頗感欣慰便笑著說道:“難為心田能夠如此上心，不過漏卮一說即便到了現在依舊還是爭論不休，其實不光京師清流如此爭論，就是幾個熱衷發展洋務的重臣亦是對此看法不一各持己見，老夫倒是有些期待看你新出的這本書了……除了管異之和黃德成之外，你還點評了誰的文章?”

　　“學生還在整理之中，已經選定的還有林文忠公、魏默深、馮林一等人，當然學生還想錄入王蘭卿的文章，不知是否恰當學生不敢造次……”王伯良說到後面就有些支支吾吾了，他說到前幾個人最有名的便是林則徐，後面的魏源魏默深、馮桂芬馮林一在後世基本上就無從聽聞了，不過在當下卻是“導師級”的人物。

　　“王蘭卿?可是長毛狀元王韜王蘭卿?！”周馥不可置否的笑了笑。

　　早年太平天國時期王韜曾經化名上書太平軍為其獻策，後來東窗事發正是李鴻章親自下令以“通賊“的罪名緝捕他，搞的這哥們卷鋪蓋跑路快二十年未敢踏上大清國統治范圍，比較讓王伯良佩服的是這家夥逃亡期間遊歷歐洲甚至還應邀前往牛津大學去作學術演講。王伯良之所以能夠知道王韜的存在還是畢德格推薦他去讀香港的《循環日報》——王韜正是《循環日報》的創辦人兼主編，這是一份極為罕見的以政論為主的報紙，這也幸虧是在香港發行，要是放在清政府的地頭上肯定關門大吉。

　　其實不論是閱讀早年關於洋務的文章奏折，還是現在的《循環日報》，這些不過是王伯良拓寬眼界以便更好的適應這個時代思想的渠道而已。說起來這《循環日報》上王韜的政論文章遠比他在國內所接觸的文章更有吸引力，這也許是與王韜遊歷過歐洲又生活在香港的緣故，再加上在國內寫文章除了吸引諸如李鴻章這等人物的關注以謀求更好施展才華的舞台之外，招來的壓製也怕是少不了，相比王韜直抒胸臆對官場無欲無求而言自然是後者更佔優勢。

　　王伯良有些不安的答道:“正是此人！”

　　“這個人的文章最好先不要收錄，此人頗有爭議，雖然相國大人對其才能極為讚賞，但早年的事情尚未有定論，若是貿然收錄評點怕是會為你惹來麻煩……想來是畢德格先生向你推薦此人的文章吧?你寫的《德意志帝國五十年》一書其實並不是第一本關於德意志帝國的書，倒是王蘭卿所著的《普法戰紀》要更早一些，只是他寫得太過粗糙了些，事情的首尾交代的也不清楚。前年王蘭卿還去過日本，何子峨、黃公度都曾面見過他，他們給中堂大人致信曾談及王蘭卿，且其人在日本和英吉利都是頗有名望，其文章也受中堂大人讚許，只是早年中堂大人親自下令緝捕他，說起來這個結一天未解開他一天便是朝廷的反賊。幕僚府中未曾收錄過他的文章亦是有此意，不過他的文章卻是幕友中傳閱比較多的，中堂大人亦是知曉此事只是憐其才心中有所動而已……”

　　在未曾知曉王韜其人之前，王伯良還曾心中得意洋洋認為自己所寫關於德國的書很可能是第一本，但是沒想到王韜的《普法戰紀》比他更早數年，雖然論全面以及準確性比不了自己的書，但是他沒想到德法戰爭的影響力居然這麽大居然早就有人介紹到國內去了——這也改變了他對一些落後的看法，盡管現在通信並不發達但在危機變革時代總有這麽一些牛叉的國人能夠敏銳的感受到國外刮過來的風，後來他才知道王韜是去過歐洲的，而他在歐洲的那段時間正是德法兩國矛盾激化攤牌戰爭期間。

　　王伯良在聽過周馥的告誡之後便明白王韜雖然現在還是掛著“反賊”的頭銜，但其回歸之勢基本上已成定局，連李鴻章對他都沒有什麽芥蒂了，眼下也就缺少一個合適的台階讓雙方下台了——何子峨便是駐日公使何如璋，黃公度則是後世歷史教科書中頗有名氣的黃遵憲。王韜在香港辦報而且還是專門發表爭論的報紙鼓吹變法、推行軍事改革、發展洋務，這些都是很符合李鴻章的胃口，從老李容忍幕僚私下觀閱《循環日報》的態度，王韜訪日拜訪何如璋和黃遵憲這些官方人士來看，怕是有拜碼頭的意思。

　　“學生明白了！”王伯良答道，周馥的意思他很清楚，李鴻章對王韜的容忍還沒有公開化，畢竟當年的通緝令是老李親自下的，若是自己的書中貿然引用了王韜的文章，怕是立刻招來清流的攻擊而老李的面子上也好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