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師，請恕學生妄言，旅順是個不錯的海軍基地，但在學生看來至少十年之內卻不適合大舉建設……學生也剛剛看過朱義烏的一篇文章，暫且不論余者誇誇之詞，旅順口口門之處極為狹窄，很容易為敵封鎖，又無內河通運腹地，轉運極為艱難之語倒是實話。而在學生看來旅順瀕南後路連接大連灣，由大連灣再北約金州交界處，地勢如人頸忽然收束，最窄的地方僅僅七十裡，聯系到朱鼎甫的文章，前後若是都被堵住那是對旅順口內水師如滅頂之災……”

　　朱義烏名叫朱一新字鼎甫，因為是義烏朱店人，所以人稱朱義烏，同治九年(1870年)鄉試他和弟弟同時中舉而後到京任內閣中書舍人，光緒二年(1876年)恩榜進士，現在是翰林編修，和張佩綸一樣也算是個清流健將。以王伯良現在的身份而言自然是接觸不到這個人的，不過在前世的時候這個人因為以旅順口門口狹窄而反對旅順要塞修建倒是在紀念館的介紹上留名，倒是此時王伯良也覺得這個朱義烏說的蠻有道理的——日俄戰爭時期旅順口內的俄國海軍就是被日本聯合艦隊堵在旅順要塞裡面猛揍的，至於甲午戰爭日本則根本沒有這麽費勁陸軍就解決問題了，這便是他後面所說的理由。

　　“為何是十年?”周馥問道，其實旅順口修建海軍基地在座的各人心中都知道其問題所在，朱義烏這樣不通洋務的清流都能夠看得出來，周馥這些牛人怎會看不出來?

　　“銀子！”王伯良重重的吐出了這兩個字:“旅順完全是一片白地，但旅順的位置又頗為重要，旅順、大沽、威海衛正好可相互呼應拱衛京畿，但想要完善這三個海軍基地需要多少銀子?旅順和威海衛完全是什麽都沒有，威海衛地勢勝過旅順可做第二選擇，大沽雖然沒有地利但卻背靠天津有天津機器局為其提供工業上的支持，更有現成的大沽炮台可做武力防護，雖然無地利卻是眼下最適合發展的，因為大沽海軍基地最容易建設也最省銀子……學生遊歷海外之時，但凡擁有強大海軍的國家諸如英吉利、法蘭西帝國無不工業強盛，國家極為富足，若是我大清國庫充足朝廷舍得花銀子建海軍，那自是不用提完全可以用銀子來解決問題，但籌建北洋水師眼下最大的問題便是銀子。在水師基地的問題上，學生鬥膽向老師建言，與其同時建三個還不若建好一個再修下一個，這樣也好根據朝廷風頭的變化來決定下一步……”

　　銀子……這兩個字重重的敲在每個人的心頭，若是銀子充足的話北洋水師訂購的艦船就不用選擇德國廠商了，直接訂購英國的就可以了，英國是公認的海軍最強國家，戰艦製造也是時間最快能力最強，相比之下德國就是在陸軍武器上非常領先但海軍戰艦製造上可就沒有這麽讓人信服了，至少定遠艦建造的裝甲鋼板在決定由德國船廠建造後，英國人惱羞成怒禁止出口此種裝甲鋼板，德國人隻好自己研製製造。

　　平心而論大沽與旅順和威海相比確實是不適合作為水師主基地的，這主要還是在於淤積比較嚴重，海河的航運也是因為淤積問題日益嚴重所以才在發展後勁上趕不上上海和廣州的腳步，而王伯良前世北洋水師基地建設亦是如此，大沽在三大海軍基地中地位應該是最低的，更多的是負責後勤轉運的樞紐。不過大沽有著旅順和威海所不具備的優越條件，那便是工業和人口，天津有天津機器局這麽多年發展下來已經頗具規模，

不僅有配套的工業設備，更是培養了不少成熟的工人。旅順和威海衛那可是全都要從頭開始的，僅修建炮台一項支出怕是一個天文數字，還要牽扯新建工廠和把工人轉移過去的問題，這個銀子可就海了去了。　　眼前這些人都想著海軍是一榔頭買賣，卻沒想到在這個技術日新月異的時代，海軍最大的悲哀便是戰艦還沒服役在船台上便已經落伍了。他們對技術更新所產生的後果認識比王伯良差了八條街，想著修好基地，買來艦船這水師就算建成高枕無憂了，事實上海軍成軍只是一個開始，要不說海軍是最為昂貴的軍種，陸軍的步槍火炮都是十幾年二十幾年款型不便，而海軍戰艦的優勢可保持不了這麽長的時間。

　　在王伯良看來少修建一個海軍基地對於大局並沒有什麽太深的影響，若是能夠把修基地的銀子用來辦別的更重要的事情，哪怕是都買軍艦也足夠嚇阻日本的野心了——若是歷史上的大東溝海戰多出一艘定遠號那樣的戰艦，先不說戰鬥的結果如何，也許日本怕是還要思考兩年再發動戰爭……

　　當然王伯良的話在李鴻章幾人的耳中可不是這麽被理解的，他們考慮的是籌辦水師的銀子與朝廷風向的問題，當年海防、塞防之爭最後明面上雖是鬧了個平局，但事實上由於日本的小試牛刀海防偏重更多些，南北洋可以每年獲得朝廷四百萬兩的海防經費，兩家可以對半分各二百萬兩。不過實際上這個海防經費不僅從來沒有給全過，而且還是少的可憐——六年時間裡平均下來每年才八十萬兩。

　　深諳大清帝國官場內情的李鴻章以及他的心腹們都清楚，當年他們和左宗棠唱對台戲的時候還有日本滅琉球侵台灣的事件“撐腰”，但現在這個“優勢”已經沒有了，而清流最喜歡的便是攻擊洋務，不巧的是辦水師則是最大的洋務……對於日本日益增強的威脅李鴻章是深有體會的，心中也非常明確北洋水師日後最大的對手恐怕就是日本，他辦水師的初衷可不是能夠抗住英法這樣的海軍強國，但至少也必須保持對周邊國家的絕對優勢，當然順帶也要攜北洋水師之威來嚇阻那些泰西小國的勒索，比如擺在眼前的葡萄牙對澳門的野心。

　　可是正如王伯良所言，銀子才是最重要的，水師這個最大的洋務產業必然會受到清流的攻擊，而朝廷與淮系的特殊關系又擺在那裡，老李已經感覺到銀子的問題到現在已經是必須慎重考慮的問題了。王伯良的建議很簡單，在朝廷水師海防撥款非常少而且未來不是很明朗的情況下，與其建三個水師基地不若集中精力建好一個，尤其是可以供定遠艦維修保養的船塢修建更是要快速決定，相比之下這三個基地選址最成熟的莫過於大沽，只要建設一個可以滿足需要的大船塢，其余的只是邊邊角角花費並不多，這個優勢實在是太明顯了。

　　“北洋水師購艦、培養人才、訓練外加基地建設，這些加起來也許就需要八九年的時間，到那個時候可正式成立北洋海軍，而十年後朝廷若是分解海防經費比較充足自然可以再繼續建設旅順或是威海海軍基地，若是經費困難至少也可以繼續維持現有情況保證水師艦船武器更新，更可保證與此相關的工廠正常運轉。老師，就學生在海外所見，哪怕是只有一個完整的海軍基地，每年的耗費也是極為驚人的，而且需要很長的時間持續不斷的投入資金建設，往往這樣一個成熟的海軍基地到最後就變成了一座城市！旅順和威海固然有地利之優，但要想將一片白地建成城市，北洋尚需量力而行……”

　　“十年！嘿嘿……”李鴻章的臉色並不好看，不過王伯良知道這並不是衝著他來的，估計老李現在也在鬱悶著呢。

　　後世無論是與北洋海軍相關的紀念館還是各種書籍對北洋海防經費在各路“考據黨”的努力下已經極為精確，北洋水師那幾艘主力戰艦的來路如何也都解釋的極為詳盡，每年兩百萬兩經費實際收到的是少得可憐。李鴻章為了北洋水師坑蒙拐騙無所不用其極，很是得罪了一大批人，尤其是南洋更是李鴻章的苦主，不過這從另外一個角度而言也不能不說歷史上的那支北洋水師完全是李鴻章苦心經營的結果。

　　“大沽船塢是泥塢，能夠進塢修造的船都是兩千噸下的小船，而軍艦多是吃水深，正在修建的定遠艦是七千噸的大艦，後面的鎮遠、濟遠號兩艦也是如此。大沽船塢修建倒是都能夠滿足海關的船修造，但於水師艦船卻很難兼顧……”薛福成淡淡的說道。

　　主持修建大沽船塢的是德璀琳，原本海關也是打算要修建船塢的，因為北方的造船業遠遠落後於南方，海關的船平時若是要保養維修還要去上海等地才行。隨著天津港口貿易的迅速發展，這顯然是不適合時宜的，是以海關的赫德就曾有意囑咐德璀琳在天津修建船塢以滿足海關的需要，正巧北洋亦有修建船塢的意向，兩者一拍即合便有了大沽船塢，說起來大沽船塢受益者更多的是海關而非北洋水師，未來北洋水師是個什麽樣子現在還很難說，但就衝著正在德國修建的定遠號大沽船塢就首先被淘汰了。

　　薛福成橫插進來一句並不是無來由的，光緒五年(1879年)總稅務司赫德就對北洋水師這塊大蛋糕垂涎不已，正在謀求總海防司，而薛福成感到事態嚴重便寫了一份《上李伯相論赫德不宜總司海防書》，建議李鴻章給赫德出了一道選擇題——要麽擔任總海防司，要麽就擔任總稅務司，二者只能選擇一個。顯然赫德被這道題給難住了，總海防司也只是在北洋水師選擇艦船時能夠建議北洋選擇英國廠商更為有利一些但絕不可能自己來拍板，而總稅務司的權力他是老大一言九鼎，兩者相比之下自然是要放棄總海防司的，這樣一來赫德圖謀控制清國海軍的想法最終落空。不過至此一事，薛福成對赫德那是絕無半點好感， 相反更是時刻提防，大沽船塢的修建現在在他看來是絕對不能滿足北洋水師的需要的，而稅務司佔了大便宜，這就更讓他充滿厭惡感覺了。

　　不僅僅是薛福成對赫德的態度非常糟糕，更重要的是李鴻章在內心中亦是如此，那個“總海防司”就是因為遭到李鴻章的強烈抵製而灰飛煙滅的。兩人之間的博弈隨著北洋水師這塊蛋糕日益顯現而更加激烈，赫德在成功的兩次推銷英國的“蚊炮船”之後，在水師建設的問題上最終走向了決裂甚至是徹底的對立。李鴻章不是傻子，買了第一批蚊炮船後他就已經確定這樣的艦船設計跟赫德當初推銷時所吹噓的相距甚遠，但他還是購買了第二批，並且在給朝廷的奏折中對英國的蚊炮船大加讚賞。

　　李鴻章的讚賞並非是出於真心，而是真真切切的厭惡，如此這麽說無非是徹底穩固朝廷對他李鴻章主持購買艦艇之事充分放心，並且進而更牢固的控制大清帝國對西洋各國購買軍艦的“專買權”，當然這其中另外的用意便是堵住那些朝中的頑固保守派的嘴巴。而久居清國並且對大清帝國政治規則非常熟稔的赫德對他們兩人之間的關系並非是沒有察覺，光緒三年(1877年)李鴻章訂購第二撥炮船由琅威理、勞倫斯從普利茅斯港出發抵達了福州——交接的儀式在福州而不是原本的天津，這算是赫德對李鴻章利用他控制艦船“專買權”的一個回應，他要給李鴻章掌握這些炮船製造一些麻煩，讓李鴻章知道自己有能力影響到大清帝國在海軍上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