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帝國對於創建新式海軍的心思早就在同治初年便已經開始了，不過直到同治末年才開始籌劃，令人頗為諷刺的是若非同治十三年(1874年)日本在兼並琉球之後還借漂民事件侵台清兵以僅有的戰船赴台將之驅逐，這引起了大清帝國朝野的警惕。當年從當年的恭親王開始提出模糊的概念之後，浙江巡撫丁日昌上書《擬海洋水師》開始將現代海軍計劃提上了桌面，而李鴻章更是在“海防”與“塞防”的大討論中壓倒了左宗棠，大清帝國這個時候才真正開始運作起來加快海軍建設。

　　事實上此時王伯良已經知道的是北洋水師主力艦定遠號與鎮遠號都已經敲定了購艦合同，並且定遠艦應該是在今年開始在德國的造船廠開工建造。對於北洋水師每個後世知道這段歷史的人都是難以平靜的，王伯良也是一樣的，而且他注定是要親眼看到這支中國近代史上唯一一支可以與世界對話的艦隊從誕生到覆滅的過程，若說他不想從中做些什麽那是騙人的——他發明無煙火藥的出發點九成就是為了北洋水師，他知道如果按照原本的歷史進程哪怕是再先進的武器裝備也無法改變北洋水師的命運，但他就是在這種不甘心的心態下想要做些什麽，試圖去挽回這段不堪回首的歷史。

　　“自己該說些什麽呢?”王伯良在馬車上獨自思考著，他能夠熟練的報出後世北洋水師“八大遠”主力艦的各項技術參數，甚至連它們在參加大東溝海戰時的指揮者他都很清楚。後世對北洋水師的爭議實在是太多，幾乎從各個方面都已經論述的極為周詳了，而王伯良的優勢則在於他可是真真切切的生活在這個時代並且參與其中，甚至他已經開始步入仕途——哪怕他是一個陸軍的軍官，雖不起眼但若是後世那些牛人知道他的起點的話，絕對會碎掉一地眼鏡。

　　在王伯良看來北洋海軍失敗的原因太多了，不過歸根結底還是簡單的兩個字“銀子”，作為軍隊自身是無法自己造血發展的，必須依賴國家實力，尤其是海軍這樣的兵種這種依賴性更高，再出色的海軍官兵一旦自己駕駛的戰艦與敵艦有了技術上的代差，那後果可是極為堪憂的。北洋水師在技術層面與後來居上的日本海軍相比固然有種種原因，但還是國家財政投入的限制才使得日本後來者居上，而未來的十幾年則是各種新技術新觀念集中爆發的時代，在無畏艦橫空出世之前可謂是“群魔亂舞”，也不能不說日本建設海軍趕上了好時候。其實王伯良早就對日本這個未來最大的對手進行過深入的了解和思考，結合後世的歷史後，他對日本都有些無奈了——未來的幾十年裡日本好像電影中的主角一般，擁有無可匹敵的主角光環一樣，處處趕在好時機，怎麽打怎麽有，這就讓他感到無力了。

　　近代中國除了北洋水師之外從來不以海軍聞名，也正是因為如此這支猶如曇花一現的現代海軍在其成軍到覆滅短短不到十年的歷史中格外引人關注。王伯良覺得在他的立場上窮追這些已然沒有什麽意義，他又不是李鴻章能夠真正從政治層面上左右北洋水師的命運，他所能夠做的都是治標不治本——難道說李鴻章問詢要務的時候，他勸讓那些船政出身的專業將領來指揮北洋水師，讓陸軍出身的丁汝昌上岸?這顯然是行不通的，就算是李鴻章也有無奈的時候，不也有人說北洋水師的銀子被人半道截胡去修頤和園了麽?

　　值得慶幸的是這一切都尚未發生王伯良還有機會，

擺在他眼前最重要的任務是為李鴻章提供最專業的谘詢——他雖然是學習的是陸軍，但是作為後世海軍的工程師只要不涉及具體戰鬥，他在任何方面都是專業級別的。至於籌建海軍章程這一科目，他在回到小站之後連夜提筆就寫，根據他的推測老李召自己過去商議籌建北洋水師事宜多半應該是後來薛福成的手筆《酌議北洋海防水師章程》，後來北洋水師成軍時有個《北洋海軍章程》。對此北洋水師紀念館中雖無原文但卻都有介紹，王伯良倒是並不陌生，這兩份文件應該是有一定關聯的——現在連艦船都沒有，除了已經確定下來同批訂購的定遠、鎮遠和濟遠號三艘鐵甲艦之外其余尚無定論，而一支海軍絕對要根據作戰需要分出主次，日後訂購什麽樣的戰艦應該是這次商議的主題。　　對於北洋水師的發展歷程王伯良是比較清楚的，而出於一個工程師的敏感他當年在參觀紀念館的時候記得比較清楚，擺在他面前的就有兩個問題:鎮遠號比定遠號的建造時間稍晚，正好碰上原材料漲價使得艦船裝甲、裝備略微有些不同;濟遠號的麻煩就更多了直接縮水，完全設計成另外一種戰艦，而濟遠號的設計也有很大的問題頗費了一番周折之後才確定下來。這些問題直接導致了現在尚處歐洲的出使大臣李鳳苞倒了大霉，當然這個人飽受非議有人說他收了德國人的好處才使得濟遠號有諸多缺憾，不過這些都有些站不住腳。

　　此去老李那裡商議北洋海防水師章程對王伯良而言難度並不大，但讓他頗費思量的是如何能夠讓北洋水師持續性成長，畢竟海軍是個非常依賴長期持續投入的兵種，戰艦買回來需要保養維修甚至升級武器。話說前世歷史中北洋水師若是能夠正常的持續保養升級一些武器的話，那大東溝海戰日本海軍也未必就能獲得如此大勝。雖說甲午戰爭的勝負有很多因素，既然王伯良投身陸軍開始為甲午戰爭做準備，他是非常希望北洋海軍能夠獲得持續成長的機會，這樣陸地戰場的壓力也就會小許多。

　　在巨大的歷史慣性面前，王伯良想要指望清政府持續投入海軍那是做夢，就算他的老大李鴻章都沒能夠做到，他不可能比老李做的更好，唯一指望的便是盤外招——大沽船塢。北洋水師一直以來被頗為詬病一點便是其主力艦定遠、鎮遠、濟遠三艦在交付大清帝國後卻要跑到日本長崎的船塢保養，即便現在的大沽船塢也無法容納這三艘戰艦，後來這個局面隨著更多戰艦的交付就愈發嚴重起來——濟遠艦排水量為兩千三百噸，除了兩千一百噸的平遠艦之外都比它要大，這就意味著大清帝國艦隊無法在自己的船塢中得到維修保養，這簡直是個大笑話，更何況北洋水師最重要的對手便是日本聯合艦隊，這個局面直到光緒十六年(1890年)旅順船塢竣工才得以解決。

　　王伯良所要打算的便是正在建設中的大沽船塢，前世的時候他曾經參觀過大沽船塢遺址紀念館，按照紀念館上所說的大沽船塢將會在五年之內擁有六個船塢，並且還有相對比較上規模的配套工業，甚至大沽船塢還建造過類似潛水艇這樣的另類艦艇，更令人吃驚的是大沽船塢也是一個兵工廠——仿德後膛炮、重機槍、步槍等等大沽船塢都可以製造，不過這些都是後面的事情了。在他的眼中大沽船塢簡直就是個大雜燴，什麽都有但什麽都不精，老李現在建設船塢不知為何不能一步到位，搞得自己的心頭肉還要跑到未來潛在的帝國船塢去保養維修，簡直就是送羊入虎口，他已經打定主意就算這次建言表現平庸也要先把大沽船塢的事情敲定下來，甚至他已經開始琢磨著要給李鴻章下一個不可能拒絕的誘餌——合資辦船塢，李鴻章拿船塢去維護北洋水師主力艦，而王伯良想要以船塢為根基發展民用船舶建造！

　　因為李鴻章發給周盛傳借調王伯良前往總署議事的文書中隻說了三日之內，王伯良第二天並未急著趕往天津而是繼續修改自己的文稿，然後工整的謄抄了一遍，看著洋洋灑灑足有兩萬余言的《酌議北洋水師海防籌建章程》，他自己也不禁得意萬分。不知道歷史上那份由薛福成寫就的類似文章如何，但毫無疑問他對自己的這份《章程》有著無比的自信，若是連薛福成都比不過那他就乾脆挖個坑把自己埋了吧——這倒不是他輕視薛福成，薛福成終歸擺脫不了他的舊文人，而且眼界也不夠開闊，更沒有王伯良的歷史積累。

　　“心田，德意志帝國陸軍學院還教授海軍課程麽?”薛福成放下《章程》文稿歎了口氣轉而又笑著問道。

　　“當年相國大人力排眾議送我們這些幼童遠去三萬裡於花旗國求學，為的便是強國富國，伯良雖年幼卻也不敢忘記這個宗旨。原本在花旗國大學時學習機械製造就有涉及海軍之意，海軍是最為複雜的兵種，不僅要有艦船更要有與之相配套的各種工廠，無論是工廠還是艦船都離不開機械，伯良選擇大學專業時便是如此選擇。後來前往德意志帝國學習軍事，可惜德意志並不以海軍見長遂學習陸軍，這也是考慮了有福建馬尾船政學堂選送留學生前往英吉利帝國學習海軍之故，不過福建船政選送之人多為閩粵，這樣對日後水師成軍並非好處，是以伯良在閑暇之時遍閱泰西各國海軍著作，可惜尚無機會登艦實習只是紙上談兵而已……”王伯良答道。

　　薛福成搖搖頭說道:“這已經不是紙上談兵了！相國大人，心田這份《章程》詳述備至，遠比福成所想更為妥帖，福成拜讀過後亦是認為當前最緊要之事並非是討論購買何種戰艦，而是先興修適合定遠艦維修保養的大船塢，船塢地點的選擇也最好放在天津而非旅順……”

　　李鴻章就在旁邊坐在太師椅上聽著，眼睛卻盯著王伯良所送上的《章程》，略微沉思片刻過後說道:“這份《章程》寫得不錯，心田是下了功夫了，這是什麽時候寫的?”

　　“前幾日學生見過周大人之後， 生怕準備不周詳誤了老師的大事便連夜寫成，不過時間還是太短學生考慮不周之處尚請老師見諒！”王伯良拱手應道。

　　李鴻章點點頭斯條慢理的說道“大沽船塢修建甚速，不過七個月便建成大塢一座，眼下正在建第二座大塢，可誠如心田《章程》所述，這兩個船塢就算建好了也無法容納定遠艦，現在反倒是船塢為第一要務了……”

　　“相國，可早先定下的卻是旅順，且黃金山炮台已經開工了，原本定下的船塢也在旅順……”李鴻章右手側坐著一位身穿淡青長衫三十上下的文士，這副風流雅士的派頭在王伯良的眼中無疑是一派“騷包”形象，可惜這個家夥頗有來頭，先前各位落座之時周馥就曾介紹過，這家夥名叫張佩綸。

　　張佩綸，王伯良在知道這個家夥的名字之後就立刻給他的腦袋上標記了一個大大的紅叉——他對張佩綸的經歷實在是太熟悉了，若說這幾個人當中除了李鴻章之外，他了解最深的莫過此公，前世的時候“療養”參觀中法戰爭紀念館的時候，此公的人生履歷可是介紹的非常詳盡啊……除了中法戰爭讓他留名近代史之外，他還有個了不得的孫女張愛玲也是很值得“紀念”的段子，當然王伯良看不起張佩綸這個近代史上名聲最大的“紙上談兵”的典型，卻也不願去招惹他，除了能夠坐在這件屋子裡的人都是李鴻章的親信之外，更讓王伯良忌憚的是這個一身風流倜儻氣息的家夥可是李鴻章的女婿，自然這個時候他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