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河西與大宋之間的矛盾已經很深，其中絕大多數都是不可調和的。

　　每年平白向大宋繳納重稅，河西商賈在大宋行商不斷的被打壓，河西的貨物在大宋賣出的價格根本就不能同在其他國家的售價相提並論。

　　就這樣，大宋朝廷還在擬定更高的稅收來限制河西的貨物，這一點直接的反應到河西的製造業上。

　　要知道現在還是封建時代，物資還是相對匱乏的，大宋一邊需要河西的貨物來豐富他們的市場，一邊又要打壓河西的貨物這本就不合理。

　　宋廷以高昂的稅收作為對河西商賈的限制，同時那些有“背景”的商賈通過各種手段低價從河西買下貨物，再高價販賣給大宋的百姓。

　　這些大宋商賈的背後可都是一個個顯赫一時的家族，他們已經失去了耐心，正追求更加暴利的攫取方式，而這也是當初葉安培養起來的資本。

　　普惠商號在河西已經不存在了，但在東京城，在大宋依舊在皇帝的支持下存續，只不過這個商號已經變成了皇帝與權貴之家賺取利益的工具。

　　趙禎不允許葉安成為河西的“聖人”，而那些權貴之家則不允許河西商賈在市面上不斷的降價以佔領市場。

　　商業上無法戰勝競爭對手，那就在其他地方打壓，若是連政治上的打壓也無用了，那就采用最原始的手段，暴力的去侵吞或是毀滅……

　　范仲淹在慶歷三年的改革不出意外的出意外了。

　　這些年葉安一直在關注范仲淹的改革，眼看著兩年時光過去，從一開始范仲淹與趙禎的雄心勃勃，再到現在的君臣猜忌，葉安總算是見識到了保守勢力在大宋的強悍。

　　其實從慶歷三年開始，范仲淹的“新政”改革就已經遭到各方反對，而至慶歷五年的這短短三年時間裡，范仲淹、韓琦、富弼、歐陽修等人相繼“被出外”。

　　各項改革廢止，這場轟轟烈烈，以整頓吏治、解決冗官、冗兵、冗費問題，涉及政治、經濟、軍事、社會、文化各個方面的改革徹底“夭折”。

　　趙禎是個守成之君，但卻絕不是一個頗有建樹的君王。

　　在面對保守派強大的反撲時，他必定會選擇妥協，因為他的為君之道便是平衡，左右不過是個“穩”字。

　　所以從范仲淹來信開始，他便一次又一次的警告范仲淹，“天子之心乃改革之本，萬勿操之過急，切勿信之過甚！”

　　結果改革所遇到的一切阻力，最終都變成了給趙禎這位大宋官家的壓力，而他撐不住的時候也就是新政失敗的時候。

　　這場改革也帶來了觸底反彈，讓保守派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機。

　　新政時確實通過嚴格考核制度使大批碌碌無為或貪腐的官員被淘汰，一批務實能吏被提拔到重要崗位，官府行政效能提高。

　　這也使得大宋的財政、漕運等狀況有所改善，萎靡的朝堂有所起色。

　　但新政失敗後，矛盾卻更加尖銳，土地兼並日益嚴重，冗兵資費加倍，而在此期間與河西之間的矛盾加大也使得大宋不堪重負。

　　百姓的生活成本在不斷增加，尤其是權貴之家對他們的收割，已經到了喪心病狂的程度，甚至敢於挑戰皇權以糧食安全為收割手段。

　　在如此環境下，百姓還沒起來造反，葉安只能誇一句“百姓良順，非萬不得已，生無活路而不起事”。

　　而在此背景下，趙禎聯合西夏與遼朝對河西用兵便是相當高明的一步，也是愚蠢至極的一步。

　　當戰爭便的無可避免，葉安就不會猶豫，在第一時間讓秦慕慕做好對內宣傳，力求把河西變成一個“實實在在”又無比“悲情”的所在。

　　用葉安的話說，“最好是把河西擬人化，變成一個為了丈夫苦苦在荒涼之地堅持，最後還被婆家大罵的小婦人形象……”

　　對此，秦慕慕之用了一句話:“我連名字都想好了，就叫《雁南飛》讓柳永在百忙之中抽空寫一首應景的詞不難吧?”

　　“不難，那是他強項！”

　　…………

　　很快，涼州府乃至整個河西便掀起了一場巨大的輿論風暴，報紙上鋪天蓋地的都是宋遼夏對大宋虎視眈眈的威脅言論。

　　尤其是關於大宋，報紙上更是列舉出大量國朝對河西的苛政，弊政，以及這麽多年來河西向朝廷繳納過高的賦稅。

　　而且報紙上刊登出了最致命的消息，朝廷早在去年便開始向蘭州調兵，為的就是圖謀河西之地。

　　河西不同他處，在河西百姓的識字率已經高達五成以上，連一些老人都開始識字了，更別提婦孺和青壯。

　　報紙也成為百姓們了解天下事，尤其是河西政務的主要來源。

　　一開始還有人覺得報紙並不重要，但漸漸的他們便發現報紙上不光有河西政務之事，還有和他們生活息息相關的消息。

　　物價的變動，招工的消息，甚至還有讀書人對政策的解讀等等，於是報紙便成為河西百姓獲得消息的重要來源，幾乎每家每戶都會看報。

　　而大宋對河西的種種不公也被曝光出來，一首影射朝堂的《雁南飛》讓河西上下對國朝產生了無比劇烈的抵觸情緒。

　　人就是這樣，一旦自己努力換來的一切被旁人所掠奪，心中的不公就會被無限的放大，就算在以前被認為理所當然的事，現在也會覺得天大的不公，由此滋生出不滿來。

　　大宋的朝廷本以為河西的百姓會站在國朝這邊，畢竟他們佔據了漢家正統，千百年儒學的影響使得他們立於不敗之地。

　　但可惜的是，河西民智以開，最讓姚松等人想不到的是，無數的學子湧上街頭，大聲疾呼著:“朝廷的不公，奸佞當道，佞臣誤國，苛政施壓，害我河西！”

　　一時間從涼州府到新疆府民意沸騰如火， 就差打出“清君側”的旗號來。

　　此時來自大宋四京之地的儒者也已抵達涼州城，於是一場關於朝廷不公，奸佞當國之說甚囂塵上。

　　此番種種讓姚松等皇城司官員措手不及，這些人在不了解所需的情況下居然大肆攻擊河西的時政來。

　　更要命的是四京之地的所謂“大儒”不尊事實，開口便指責河西只顧自己，不顧朝廷天子，不尊王，不攘夷，重視商賈，胡改儒學。

　　但他們指責的這些在河西反而是百姓們公認的良政，是惠民的善舉，而河西的農稅在不斷的減免，商稅沒有波動，如此一來高下立判。

　　更姚松等人氣的牙癢癢的是，這些所謂的“儒學大家”並不看河西的實際情況，依舊是抱著四書五經以及儒學中的固有思想，指責他們所看到的一切。

　　說河西的格物之學就是匠人之學，是上不得台面的奇技淫巧;說過河西重視商賈，乃是本末倒置，有禍國殃民之兆;說河西沒有尊王之重，有的只是類同外夷之風。

　　更要命的是他們居然說河西能有今天完全是朝廷和天子的功勞，與河西官府毫無關系，百姓要懂得感恩朝廷和官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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