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路恍惚，周紫涵將車子開到虐童案臨時指揮所——澎湖區分局。

　　等車子熄火，周紫涵拉開車門，見我仍然一動不動呆呆地坐著，她知道我的情緒還沒有緩和下來，便又關上車門，陪著我靜靜地坐在車裡。

　　過了一會兒，我才緩過神來，長舒著一口氣說道:“不好意思，我有些失態，對於我的專業來說其實這種案例並不少見，但現實中還是第一次碰到，心裡有一些緩不過勁兒！”

　　“是啊！你說這人怎麽能狠得下心對孩子做那樣的事啊！”周紫涵深有感觸地點頭說道，“別說你，我幹了這麽長時間的刑警，今天也是第一次遇到這種案子。不過能這麽快破案，還真讓我長了些見識，說說在這件案子上你的思路吧，也讓我學習學習。”

　　“你別這樣說，其實論實踐經驗我比你差多了，只是案子恰巧與我的專業有關，所以要顯得比你這樣的一線刑警多些經驗。”我知道周紫涵是在分散我的注意力，好讓我快點兒將情緒平複下來，便擠出一絲笑容說，“你要是真想聽，那我就說說。”

　　“關於青少年、兒童失蹤案，不外乎四種動機:拐賣、綁架、報復家長、強奸。在這起案子中，孩子年齡偏大，首先可以剔除拐賣;再一個因為孩子家庭條件一般，綁架也可以排除;而從女孩父母的人品以及他們與周圍人群的相處情況看，報復這一點也可以排除;剩下的便是強奸，鑒於小女孩的外在條件，我覺得凶手可能是有戀童癖好的人。”

　　“戀童癖者皆為男性，變態癖好主要是由於後天心理發展不正常造成的，侵害對象年齡從三五歲到十六七歲的都有，侵害對象有的只針對男童，有的只針對女童，也有的不分性別。侵害對象為男童的多為同性戀，年齡結構在青壯年左右。他們有的是因為童年時期也曾被男性猥褻或者(sodomy)，成年後帶著報復和尋求快感的心理，便成為戀童癖者;有的是因為社會壓力大，所處環境複雜，對成年人爾虞我詐的人際關系感到厭倦恐懼，進而想尋求簡單安全的交往，便會把興趣轉化到單純的孩子身上;有的是因為社會地位低下，家庭關系不和睦，反覆遭受妻子和其他成年女性的侮辱，這種人要麽對成年女性憤恨至極，要麽便厭惡無比，從而把興趣轉到男性身上，但由於很難找到合適的男伴，進而對兒童施暴;還有的跟上一點差不多，本身是同性戀，但所處環境無合適的伴侶，便以男童代替……還有很多情形，就不詳細說了。”

　　“重點要說的是侵犯女童的戀童癖者的側寫。這種案例，受害人要麽年齡偏小，要麽思想幼稚，易於哄騙和恐嚇。而犯罪人多為智能發育遲滯、慢性酒精中毒、殘廢、年老者等，其中尤以中老年單身男性居多。他們接觸正常成年女性的機會較少，或者無法受到青睞，又或者因為性功能障礙無法正常性交，故將滿足的對象轉向年幼女童。剛開始出發點可能還在於滿足正常性需求，一旦在年幼女童身上體會到快感，便會形成一種慣性，長此以往，對成年女性也會失去興趣。他們的獵取目標的范圍，多在自己熟悉的區域，如鄰居、朋友、親戚，以及日常能夠接觸到的女童。”

　　“所有戀童癖者的伎倆，無非是初時允諾給孩子某些好處，騙取孩子信任，對孩子官進行窺視和撫摸，從而獲得心理上的滿足。隨著接觸的次數增多，心理滿足便會演變成生理滿足，即出現性交要求。”

　　“那麽回到案子:外表稚嫩、心思單純的小女孩失蹤，

對應犯罪人很可能是一個中年以上的男子。他單身，有單獨住所，與小女孩有交往，是小女孩熟悉的人，會帶小女孩玩，送她禮物，經常出沒在小女孩日常活動的區域。當然有一點是我尤為擔心的，那就是有些戀童癖具有畸變的暴力傾向，我們稱之為攻擊型的戀童癖者。他們由於各種原因而存在一種攻擊心理，想借助於折磨兒童而發泄出來。他們往往會用各種險惡的手段來糟蹋兒童器官，甚至殘忍殺害兒童，虐待兒童屍體，等等。我特別擔心小女孩會遇到這種人，好在先前她的屍體還未出現，我便懷著一絲希望，希望犯罪人有理智，不要把強奸演變成殺人，或者遲點兒下殺手。因為對更多的戀童癖者來說，他們沒有殺人能力，當受害人突然反抗，表示要告訴父母時，他們往往無所適從，只是本能地把孩子綁起來，限制他的自由，然後才會去考慮如何處置。也許最後他們會決定殺死孩子，但這個考慮會有一個時間長短問題，不過一旦感受到壓力，便會加速他們行凶。”　　“我明白了，所以當你獲悉宋雅茹父親已經與廢品收購站老頭有過接觸時，罪犯會表現出一副‘打草驚蛇’的模樣。”周紫涵使勁點點頭，接下我的話說。

　　“對，我當時特別擔心由於感受到來自女孩父親的壓力，凶手會下定決心殺人滅口。”

　　“幸虧有你在，否則女孩不但被糟蹋了，恐怕連命也保不住。”周紫涵頓了頓，將問題轉到前五起案子上，“那麽東街的虐童案，凶手首起選擇的目標也是個年幼女童，這是不是意味著他應該是一個中年以上的男子?”

　　“不一定，上面所說的只是大概的方向，具體案件要具體對待。”我思索了一下說，“東街的案件，犯罪人肯定也具有戀童癖好，他在誘拐了一個女孩之後，又對四個男孩伸出了魔爪，並極有可能殘忍殺害了這些孩子，那麽他的身份構成以及戀童癖好形成的原因，就相對要複雜了。”

　　“當今社會，具有戀童癖好的人不在少數，但真正演化成殺人事件的並不多見，而演化成連環虐殺事件的則更為罕見。就像剛才說過的，戀童癖並不會直接導致殺人，而那些極少數攻擊型的戀童癖，他們猥褻、虐待並殺害兒童的動機包含著很多方面的缺憾，這裡面肯定有性釋放的問題，同時也會有社會環境和家庭環境的問題，還有來自個人成長經歷的問題。可以說，兒童之所以能吸引那些人，只是因為他們是弱者，是弱勢群體，易於掌控主宰。在以往的案件中，我們發現，虐殺比例男孩和女孩相差不大的案件，往往意味著凶手具有性壓抑方面的問題，而虐殺男孩比例佔大多數的，則跟凶手所處的環境和成長經歷有關。”

　　“東街的案子，我更傾向於後者。首起女童被害人，代表著凶手過去的某段不堪回首的經歷，可能與情感經歷有關。我可以大膽假設一下，女童很有可能在被誘拐之後不久即遭毒手，凶手在其死後進行了奸汙，這裡面有很重的報復心理。而男童被害人則代表著對其影響至深的挫敗，從開始一直延續到當下直至未來。男童被害人其實映射的是凶手本人，或童年時候的他，或軟弱無助時的他。這種心理機制，有的心理學家稱為‘向強者認同’。”

　　“這種心理機制的解釋是說:當一個人受到強者的壓製，由於自身無法擺脫困境，經過心理過濾反饋，反而將這種強者必然壓製弱者的行為合理化，所以當他們心理淤積成疾、行將崩潰之時，就會選擇去傷害弱者，而不是反抗強者。東街的案件在我看來，凶手的虐殺，其實是在殺死弱勢的自己，從而獲得強者心理。”

　　我的一大段分析，讓周紫涵聽得很是入迷。我剛停下話語，她便忍不住搶著問:“那凶手進一步的背景描述，你現在有什麽想法沒?”

　　我笑了一笑，顯得很是胸有成竹，繼續說道:“那咱們先來說說凶手所處位置的問題。美國FBI(美國聯邦調查局)的行為分析科，曾經根據犯罪現場行為和犯罪人的生活方式，將謀殺案用有組織力和無組織力來進行分類。雖然這個分類方法在後來被定性為太過於片面，更多的連環殺手都是介於二者之間的，但有些分類指標還是具有參考價值的。而這個分類方法提到:有組織力的凶手會選擇遠離自己生活工作的區域作案，當然這不意味著凶手對作案區域不熟悉;而無組織力的凶手喜歡在自己能夠掌控的區域作案，他們通常都居住和生活在犯罪現場附近。直白點兒來說，即智商高的人異域作案，智商低或者具有精神疾病的人選擇本區域作案。在這起案子中，凶手接二連三在一個范圍非常非常小的區域連續作案，這說明他的智商水平很一般，當然說這些話目的主要是，本案凶手就住在犯罪現場附近。不過，僅僅靠智商高低來判斷是不夠的，也太過籠統，能不能再精確些呢?我們先來明確幾個方位，萬羅東街14路公交站終點站以南有兩家網吧，一家叫作風馳網吧，一家叫作陽光露網吧。兩家網吧相距不到二十米，風馳網吧的對面即那些孩子經常光顧的電子遊戲廳。而第一起案子失蹤女童李蘭的家，是住在14路公交車終點站以北的棚戶區，距離兩家網吧的距離大概不到0.5公裡，總體看來這是個非常小的范圍。那麽，凶手居住大致方位到底在哪兒?其實2、3、4、5號案件都不具備準確判斷的依據，最直接的指標當屬李蘭的居住地。我在上面也說過了， 這個女童屬於機遇型被害人，凶手侵犯她並沒有經過預謀，而她在那個時間點、在放學回家的路上，遭遇凶手純屬巧合。也許是女童有漂亮可人的容貌，或者她那天真活潑的姿態，突然間的刺激到了凶手，激起他某種憤怒的報復心理，導致他出現了首次殺人。那麽這個遭遇地點，應該離凶手居住的地點很近，離女童的家也不遠，從以往的統計來看，兩者相距不會超過100米。也就是說凶手大體居住的位置，在14路公交車終點站以北的棚戶區，距離他誘拐其他孩子的網吧和遊戲廳400米到600米之間。”

　　“第二點，我對凶手的判斷是:凶手他應該具有犯罪前科。雖然在作案中顯示出他的智商水平一般，但看得出他有一定的犯罪經驗，也許是在坐牢期間學會的。他懂得在孩子聚集最密集的時間段誘拐目標，懂得如何與目標建立關系，他選擇的目標都是單獨出入網吧和遊戲廳的孩子，最重要的依據是他企圖通過對家屬索要贖金製造綁票的假象，從而干擾警方對案件性質的判斷。”

　　“第三點，凶手具有戀物傾向。五起失蹤案件肯定已經造成五起命案，但至今沒有發現屍體，顯然凶手並沒有做出拋屍的舉動，被害人可能被掩埋掉，但掩埋的地點一定就在凶手居住地附近，同樣，在他的居住地會出現孩子的衣物……”

　　接著又是一大段的分析，我正準備要總結凶手的“側寫”時，周紫涵的手機突然響了起來，接聽之後，她一臉焦急地對著我說:“萬羅街派出所剛剛又接到一起兒童失蹤的報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