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次日早會。

　　專案組專門討論了我的分析報告。由於這相當於對案件性質的最終定性，所以包括總局局長張亮等市局有關領導都悉數到會。

　　不出所料，報告剛讀到一半，李副局和劉富城等人就已經按捺不住打斷了我，對報告的客觀性提出強烈質疑。周紫涵忍著氣提議讓我先把報告讀完，而我也耐著性子對所質疑的問題逐一做出解釋。但由於情感上拒絕接受，李副局等人一時間根本無法冷靜下來，會場的氣氛開始陷入焦灼。

　　此時，突然一位警員闖進會議室，徑直奔向張局長，在其的耳邊低語了一陣子。聽著這位警員——局長秘書的匯報，局長逐漸皺緊了眉頭，表情也隨之越發地嚴肅起來。聽完末了，他握緊拳頭，用力敲了兩下桌子，急促地說道:“都先靜一下，我說個事。今天一大早，住在本市澎湖區萬羅街道周邊的十幾位外來務工人員聚集到市政府，投訴咱們公安局搞特殊對待，說歧視他們外來的務工人員，說我們公安乾警消極辦案。具體是因為自去年3月以來，萬羅街道陸陸續續的出現了多起兒童失蹤事件，街道派出所以及澎湖分局刑警隊在接到報案後，並未給予足夠的重視，導致至今已經出現6起兒童失蹤事件。失蹤孩子年齡最小的只有9歲，最大的16歲，最早出現失蹤案件的是去年3月份，而最近的一起案件就在昨天下午。市委已經批複，責令市局立即著手對失蹤者進行搜救。李局、小周，還有李琛老師，你們都先隨我去市局了解案情，其余人員立即趕往澎湖分局待命，等待進一步的任務部署！”

　　在十幾個小時之前，也就是昨天傍晚7點左右，在萬羅西街菜市場經營蔬菜攤兒的宋偉澤、柳冬珍兩口子，拖著一天忙碌疲憊的身子收攤兒回家。想著馬上就能在自家那溫暖的小屋裡吃上熱乎乎的晚飯，想著女兒那張可愛的笑臉，宋偉澤身上的疲憊就褪去了大半。

　　可是當他走到家門口，門是鎖著的，屋內漆黑一片。宋偉澤掏出鑰匙打開門，屋內傳出一股寒氣，沒有動過火的跡象，飯鍋是涼的，女兒的書包也不在家裡。他心裡湧起一股不祥的預感，趕緊和老婆到周圍的鄰居家打聽，但鄰居們都說沒看到孩子，建議他們到學校找找。

　　宋偉澤兩口子跑到女兒就讀的學校，校內早已是人去樓空。向值班人員打聽到女兒班主任的電話，打過去，結果班主任說看到孩子4點多鍾放學後一個人走了，還說他家孩子好像不太願意和同學交流，總是一個人獨來獨往。

　　孩子剛從農村轉來才一個多月，本身性格也屬於慢熱的，一時與同學缺乏交流倒也沒什麽大不了，時間長了和同學的關系自然會親近的。兩口子先前也還覺得這樣也不錯，孩子放學後總是能直接回家，不會在外面貪玩。可這會兒女兒一個人能到哪兒去呢?

　　宋偉澤兩口子徹底慌了神，沿著萬羅街道的主街自西向東一路高喊著女兒的名字，幾個好心的鄰居也出來一起幫助尋找。可是找了一大圈，也沒看到女兒的影子，無奈之下，他們隻好到派出所報案尋求警察的幫助。

　　接警的民警一聽孩子已經16歲了，而且僅僅不見了幾個小時而已，便勸二人再到親戚朋友家和孩子同學那兒仔細找找，也許孩子只是一時貪玩忘了回家。宋偉澤百般央求民警，但民警仍表示拒絕出警，兩口子一時著急，竟雙雙跪到地上給民警磕起頭來。

　　這一幕被昨夜值班的派出所所長看到了，

都是為人父母的，很能體諒父母丟了孩子的焦急心情，於是便派出全部在崗警員，在整個萬羅街道范圍內搜索孩子的身影。一直找到下半夜，都仍未找到孩子。派出所只能表示無奈，勸宋偉澤兩口子先回家等等看，說不定孩子留宿到同學家裡了，說不定明天一早就能回來。　　宋偉澤兩口子以為女兒還沒回家，怎麽可能安心回家乾等著，他們兩口子早就聽說萬羅街在一年的時間內連續丟了好幾個孩子的事，擔心女兒會和那些孩子一樣，就此莫名其妙地消失了。又擔心派出所不會再有進一步的搜尋動作，便在鄰居的幫助下，連夜找到其他丟孩子的家長，提議幾家聯合起來，到市政府投訴公安局。於是第二天一大早，一行人來到政府辦公大樓正門口，嚷著要見市長。守衛人員告訴他們有什麽事情可以到信訪辦去反映問題，但他們因為心裡著急，不肯，便硬要往裡闖，結果與守衛人員起了衝突。正好市長的車隊經過，市長下車了解了具體情況，當即指示秘書把電話掛到市公安局，責令市公安局方面馬上接手案件。孩子的事是大事，市長強調無論手上有什麽案子都要先放下，集中警力一定要把孩子找到。

　　市裡把電話打到市局局長辦公室，局長在分局開會，是秘書接的電話，這便有了剛剛秘書冒冒失失闖進會場的那一幕。

　　局長一番命令之後，迅速撤離會場，周紫涵和我以及李副局緊隨其後。隻用了幾分鍾時間，他們便從分局趕到市局，失蹤孩子的十幾位雙親已經等在市局會議室。

　　張局長也是老資格刑偵人員出身，他心裡很清楚，年齡由9歲跨度到16歲的兒童失蹤案件，絕對不是通常意義上的拐賣兒童那麽簡單，很有可能在萬羅街道隱藏著一名連環虐殺兒童的殺手。而如今距離第一起案件，時間跨度差不多已經有了一年了，前幾個孩子也許已慘遭不幸。但是目前最緊要的就是爭取在最短的時間內將案子破獲，如果趕得及，也許昨天下午失蹤的孩子就還有活命的機會。時間就是生命。

　　來到市局會議室，顧不得寒暄，局長便招呼孩子家長趕緊將各自孩子的失蹤情況，逐一詳細地介紹一遍。

　　所有失蹤的孩子都是外來務工人員子弟:

　　最早失蹤的是個女孩，叫李蘭，10歲，就讀於本市第三小學三年級，於2016年3月16日15點左右離開學校後失蹤。女孩的父母在一家家具廠打工，一家三口租住在萬羅東街14路公交車終點站以北的棚戶區。

　　2號失蹤孩子，是個男孩，11歲，就讀於本市東街小學，於2016年6月22日中午12點左右離開家後失蹤，失蹤時腳上穿的是一雙拖鞋。孩子的父母在木材廠打工，一家三口租住在萬羅東街南部的棚戶區。

　　3號失蹤孩子，男孩，10歲，就讀於本市第二小學三年級，於2016年10月11日上午9點左右幫父母送弟弟去幼兒園後一直未歸。他的父母是油漆工，全家也租住在萬羅東街南部的棚戶區。

　　4號失蹤孩子，男孩，16歲，就讀於東街中學初中三年級，於2016年11月30日下午13點左右，在向家裡人說“我出去玩一會兒”之後，就再也沒有回家。他隨母親在本地投奔親戚，居住在萬羅東街14路公交車終點站以南一家叫做“風馳”的網吧附近。

　　5號失蹤孩子，男孩，年齡10歲，就讀於本市第二小學三年級，於2016年12月7日周末早晨7點左右，離開家裡去附近電子遊戲廳玩一直未歸。他與父母也租住在萬羅東街南部的棚戶區。

　　最後一位失蹤的是個女孩，叫宋雅茹，年齡16歲，就讀於西街中學初中二年級，於昨日下午4點放學後失蹤。據女孩父母說，他們夫妻在萬羅西街做蔬菜生意好多年了，租住在萬羅西街市場附近的棚戶區。他們先前一直把孩子寄養在老家的外婆家，直到10月份外婆去世，才把小孩接過來一起生活。孩子原來常年生活在偏僻農村，營養跟不上，所以長得特別瘦小，看上去比實際年齡要小兩三歲，而且初到大城市，思想特別單純，怕她學習跟不上，父母便讓她留了一年的級，所以現在還在讀初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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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長們還激憤地反映:首起孩子失蹤，萬羅街道派出所接到報案，經過一系列尋找無果後，案子便一直懸著，沒有對家屬有任何交代。而2號、3號、4號、5號失蹤案件，經過了解，幾個失蹤的孩子都喜歡上網和打遊戲，由此派出所和分局刑警隊方面認定，幾個男孩可能因沉迷網絡自願離家出走或者是去外地見網友了，故隻簡單備了個案，便讓孩子家長回去等消息。而最後失蹤的宋雅茹，由於失蹤還未到24小時，故也不予立案。

　　這是明顯的失職行為，幾位家長講述過後，張局長代表市局向各位家長真誠致歉，並表示一定會對相關人員和部門進行嚴肅處理，承諾立即部署警力對案件展開調查。又經過再三安撫之後，張局安排專車將幾位家長送回各自家中等待消息。我本想提議將宋雅茹的父母單獨留下問話，但是又擔心其他的家長有一些想法，便暫時作罷。

　　與此同時，技術科送來萬羅街道的區域地圖，將與案件有關的各個方位都標記清楚。另外，澎湖分局刑警隊方面的負責人以及萬羅街道的派出所所長，已被勒令以最快速度趕到市局。

　　孩子家長被送走不久，兩位負責人便趕到了。他們倆此時已經感覺到事態的嚴重性，都低著頭，喘著粗氣，不敢說話，唯唯諾諾地站在會議室門口等著挨批。

　　張局暴跳如雷，指著桌上的案情記錄，咆哮著說:“原本這些東西應該由你們來告訴我，結果現在是人家失蹤者的家屬親自找上門來，還鬧到了市委。我看，你們身上這身‘皮’是穿夠了！”

　　“其實該做的我們都做了。”所長忍不住為派出所方面辯解，“每次接到了報案，所裡都會派出一定的警力協助查找。就拿昨天的案子來說，雖然不夠立案條件，所裡也出動了值班民警幫著找了大半夜。”

　　“是是是，萬羅街道的情況我也有些了解。那裡聚集的大部分是外來務工人員，流動性很大，各個家庭的情況也非常複雜。孩子離家出走、跑出去玩幾天又回來的事真是層出不窮。所以我們一直都沒往惡性案件方面去想。”分局刑警隊負責人接下所長的話，為自己這方開脫著。

　　“你們沒往那方面想?結果呢?到底是你們沒敢想，還是懶得想?先不跟你們廢話了，等案子完了看我怎麽收拾你們！”局長瞪著眼睛說，“說說吧，你們都掌握什麽情況?”

　　所長擦擦額頭上的冷汗，吐出口氣說:“我們一開始就了解到，除最早的和剛剛失蹤的女孩，其余的孩子都經常出入萬羅東街14路公交車終點站附近的兩家網吧和遊戲廳。我們去那兒調查過，有些人對那幾個孩子有點兒印象，說他們基本上都是一個人去玩的，沒看見和什麽人一起，至於失蹤當天，沒有人注意他們去沒去網吧和遊戲廳。”所長頓了頓，接著說，“整個萬羅街道區域的樹林、湖泊、公園等隱蔽的地方，我們昨夜都找過了，還未發現最近失蹤的女孩屍體，今天早上也無此類報案。”

　　“您肯定昨晚失蹤的女孩從不上網吧和遊戲廳玩嗎?”我突然插話問道。

　　所長對我不熟悉，他瞟了一眼局長，又使勁瞅了瞅我，好像有點兒不太愛搭理不知道從哪兒冒出來的這張生面孔。周紫涵看在眼裡，趕忙介紹了我的身份，所長這才端正了態度說:“對。他的父母說孩子從來不上網，而且昨天晚上我們也拿著那女孩的照片到東街和西街幾個網吧和遊戲廳問過了， 包括老板和一些常客都表示從來沒看到女孩去過。”

　　“區域內有過猥褻、偷窺、性騷擾的報案嗎?”我接著問。

　　“有過幾起，都是輕微的，嫌疑人拘留幾天教育教育就放了，不過針對孩子的從沒出現過。”所長回答了我的問題，又對著張局補充說，“對了，還有個情況。第二個孩子失蹤後的第三天，孩子父母曾經接到過一個電話，打電話的人聲稱是他綁架了孩子，讓他們準備一萬塊錢，在當天傍晚放到孩子上學的學校門口的垃圾箱裡。我們獲取了這個信息，在交贖金的地點布置了警力，但並沒有人來取錢。至於那個電話，我們查到是從火車站一個公用電話中打出的。”

　　聽了所長的介紹，我低頭思索了一陣，對所長說:“能不能麻煩您把區域內性騷擾案件的嫌疑人名單整理一份給我，還有，前科犯名單也麻煩您給我一份?”

　　“這個沒問題，我現在就安排人整理。”所長跟著又強調一句，“不過前科犯名單可能不會全面，因為萬羅街外來人口流動非常大，所以外地前科犯的信息很難落實完整。”

　　“那就盡量整理吧！”張局憋著氣說。

　　在對各方信息有了充分了解之後，張局綜合在座幾位的建議做出如下部署:1.立即在女孩日常活動區域展開調查，爭取能夠確定女孩失蹤的地點。2.尋找可能存在的目擊證人。3.圍繞小區進行地毯式排查，重點以出租屋和單獨居住的居民為主。4.逐一排查區域內有過性騷擾記錄的嫌疑人以及前科人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