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北揚州印刷的糧票、鹽票，跟李慢侯的東藩有千絲萬縷的聯系，現在已經不是什麽秘密。

　作為善於用錢引斂財的宋朝官員，他們都知道李慢侯肯定是利用這種票據在斂財，可當初這些票據在江北的藩鎮勢力裡流傳，他們根本限制不了。當趙鼎收回了一些藩地後，在這些地方打擊這種糧票和鹽票，就成為朝廷的一種政策。

　鹽票、糧票也被稱作藩票，藩引。暢行江北，已經有五個年頭，老百姓早就接受了這種比錢引靠譜的多的貨幣。雖說這些藩引會隨著糧食和食鹽上下波動，可錢引那可是一水的下行，隻跌不漲，相比而言，藩票可靠多了。

　因此趙鼎在揚州、真州直到開封府，推行的錢引制度，其實對抗的並不是東藩勢力，更多的是跟民間經濟力量對抗。這種對抗，如果沒有政權強製介入的話，肯定是會失敗的。呂頤浩在徐州、泗州遭到的遏糴，其實就是一種無聲的反擊。

　這次朝堂上的爭鬥，呂頤浩甚至都不是主角了，任用晏湲，為他引入了一個強援，戶部尚書晏孝廣自然是支持他的。

　晏孝廣跟一群言官開始激辯，雙方其實都不著四六的亂彈琴，精確的金融邏輯他們都不太懂，所有的辯論都處在思辨階段，無法用數字范式拉回到科學領域，時代局限，否則金融學和社會學可能就誕生了。

　最大的大旗肯定就是國與民了。趙鼎系的言官認為推行錢引，於國有利。呂頤浩系的言官和晏孝廣則高舉老百姓的大義，認為江北的淮引已經流行數年，老百姓皆喜歡淮引，用淮引便民。

　利國還是利民，這種衝突，從王安石和司馬光時代就開始了。最終靖康年間自願殉難的太子傅孫博總結說“祖宗法惠民，熙、豐法惠國，崇、觀法惠奸”，意思是祖宗之法是利民的，王安石變法至少是利國的(財政大大擴充)，蔡京時代的法是利於奸臣的。這個說法，得到了最廣泛的認可。

　現在朝堂上演變成了王安石和司馬光的鬥爭，結果也就沒有結果了，因為司馬光的信徒更多。自王安石變法以來，似乎所有的名臣，都是反對者。司馬光那些人，如果只是教條的認為他們是出於私利，代表地主階級在打擊變法，那就真的太小看他們了。他們跟王安石一樣，都是出於內心根深蒂固的觀念在戰鬥。如果僅僅是為了私利，那其實太容易對付了，收買就可以了。

　恰恰是這種，不計私利，隻為理念而鬥的行為，是很難辦的。王安石身後有宋神宗，卻一直孤身戰鬥，宋神宗同樣也在孤身戰鬥，因為宋神宗的母親、皇后都是反對他變法的。兩個孤獨的人，試圖進行一場宏達的改革，注定不會有什麽好結果。

　王安石之後，蔡卞繼續推行變法。但已經大勢已去，宋神宗一死，司馬光、蘇轍廢了所有新法，隻保留了極小一部分，其中就包括代役法和西軍。直到蔡京當權後，才開始大肆打擊司馬光派系，將司馬光當時的大批名臣列為奸佞，刻元祐黨人碑，列在黨人碑上的官員，重者關押，輕者貶放遠地，非經特許，不得內徒。黨人碑就立在皇宮前，上朝的蔡京黨羽，都要向碑上吐口水。

　圍繞這塊石碑，發生了許許多多的故事，有說因為石匠不肯接刻碑的活被蔡京流放的。後來這塊碑在夜裡被人砸毀，外界傳聞說是星辰墜地砸毀的。

　在刻元祐黨人碑的同時，蔡京還將當年被司馬光打擊的王安石一派官員列入聖賢行列，王安石配享孔廟，封王。

　由於蔡京的關系，王安石的名氣進一步敗壞。活著的時候就是一個跟天下人鬥爭的孤臣，死後還要被蔡京這樣的人利用。

　蔡京肯定不是一個為理念而戰鬥的人，他可能有理念，也是變法派，但他並不會為了這種理念而戰鬥，他是為了自己的權勢而戰鬥的人。王安石倒台後，他非但沒有受到牽連，反而贏得了司馬光的肯定。因為他開始按照司馬光的方式當官，而且當的很好。讓司馬光評價說，如果人人都像蔡京，何愁天下有困境。

　蔡京就是這樣一個沒有什麽堅定的立場，但非常有能力的人。但他畢竟是一個王安石黨的人，他太臭了，導致王安石死後也無法翻身。

　如今朝堂上的人，誰也不敢說王安石的法好，哪怕他們其實也在用，也在用那些茶法、鹽法、市舶法來斂財，但不能說出來。

　呂頤浩和晏孝廣的話卻是可以大說特說的，因為江北的老百姓不喜歡用錢引，不是他們不想推行。

　而且他們也堅定反對說江北的票據是藩引，這不是藩引，這就是淮引，兩淮自己印製的引票。不是藩鎮私印的，晏湲還拿出了揚州印刷鹽票、糧票帳簿，聲稱這是揚州官府印的，跟藩鎮沒有任何關系。每年印製的數量各自只有一百萬斛(石)，三年一換，市面上流通的淮引，一斛糧食不會超過兩貫錢，一石淮鹽，也不會超過兩貫錢，這些淮引總價值不會超過四百萬貫。正是因為印的少，所以才更值錢，老百姓才樂於使用。

　吵到最後，雙方完全成了亂扯。在拿不出任何證據的情況下，趙鼎言官堅持推行錢引，利國而不害民，他們也只能這麽說，明明心裡都知道，錢引是搜刮民財的工具，但不能那麽說。呂頤浩一方，也不能說錢引是害民，因為這樣吵就沒意義了，江南的錢引還印不印了?印了害民，不印朝廷完蛋。

　在為國為民一事上辯不下去之後，言官們開始轉向技術層面。趙鼎派說錢引是善政，可以幫朝廷得到財源;呂頤浩派說淮引更好，既讓老百姓喜歡用，還比錢引能在江北得到更多的財源。

　方法就是江北的官府，包括開封大都督府用淮引充作軍費，就不會有人遏糴了。不僅不會遏糴，有的是商人千裡迢迢往開封送糧換淮引。至於呂頤浩的財政困境，則可以用借債來緩解，晏湲認為可以借到一百萬斛(石)淮引不成問題，比朝廷給呂頤浩的三千萬緡錢引更有價值，還不會讓老百姓拒絕。

　雙方圍繞著錢引和淮引的利弊，逐條逐條的辯論。

　其實兩種票據的差別不大，淮引無非是跟糧食和食鹽掛鉤，對於絕大多數並不會去官倉兌換糧食和食鹽的老百姓而言，他們需要的只是一種穩定的貨幣罷了。錢引以信用為保證，強製老百姓使用，其實也沒多大區別，只要能維系好信用，是能夠通行的。否則兩宋的金融體系早就崩潰了，但他不但沒有崩潰，還比其他國家發展的都好。但這只是相對的，並不是宋朝玩的好，而是其他國家更爛而已。

　錢引的濫觴，早在蔡京執政時期，就出現了大問題。蔡京第一次執政，面對的也是匱乏的財政問題，宋徽宗欠了一屁股債，被商人堵門都是小事，中樞、地方普遍無錢可用才是大問題。

　蔡京一開始也采用濫發錢引的做法，結果搞的錢引破產，民怨沸騰，蔡京也因此下台;第二次執政後，蔡京就知道錢引不能那麽玩，開始謹慎起來。將錢引的發行量限制到125萬貫，流通區域限制於四川、陝西、河東地區，到了宣和年間，才遏製了錢引的貶值現象。可惜靖康之亂，將這種好勢頭終結了。

　蔡京都玩不轉的錢引，南宋這些文官其實也玩不轉。最大的問題就是沒錢，半壁江山要開支比原先大得多的支出，不濫發怎麽辦?

　李慢侯印藩引當然讓朝廷顧忌，但當時不是李慢侯一個人在弄，張俊弄的更早。朝廷給不出軍費，張俊當時駐扎在婺州，想出了一個辦法，印了一種叫見錢關子的憑據。張俊在婺州募集軍餉，商人繳納現錢，換取等值的見錢關子。商人們可以在臨安的榷貨務換取現錢或茶引、鹽引。

　因此當初朝廷每次對李慢侯印藩引不滿的時候，李慢侯都說這是軍票，其實指的就是張俊印的關子。

　錢引能夠通行，自然是有限制措施的。許多都是蔡京在錯誤中總結摸索出來的，比如限制規模，一年印一百多萬貫;還有換界制度，錢引一界是兩年，到期作廢。但如果完全作廢，錢引也不可能被人接受，因此有換界制度，到期之前，老百姓拿舊引換新引;還有稱提制度，當錢引貶值嚴重，朝廷可以拿出現金兌換錢引，保證錢引的含金量。

　但這些制度，都是用來保證錢引信用，可在不同人手中，不同目的下，制度是不可能得到貫徹的。

　首先限制措施就被突破了，南宋印的錢引數量已經不能用一百萬貫來限制，一千萬貫都打不住，過量的錢引必然貶值;換界也被當成了另一種斂財工具，老百姓拿舊引換新引，是有手續費的，官府可不承擔這種成本，這種以舊換新的費用，叫做貫頭錢，越收越高;保證信用的稱提，也變味了。官府拿出現金定出一個匯率來兌換錢引，目的是為了穩定錢引的幣值，結果官府兌換的時候，市價已經很低，他們定出一個比市價更低的兌換比例，結果反而助長了錢引貶值。

　這些文官玩不好之後，就動用權力強製。印錢引的最大原因，主要是銅錢不足。他們限制老百姓儲存銅錢，規定平民之家最多只能儲存一萬貫銅錢，官宦人家最多可以儲存兩萬貫，試圖將銅錢逼入流通領域，讓錢引成為儲存貨幣;為了對付老百姓隱匿，就祭出了鼓勵告發這種邪惡手段。

　為什麽不多鑄銅錢呢?

　因為成本太高！

　在南宋低效腐敗的管理體系下， 鑄造一千文錢的成本高達兩千四百文，所以趙構才不斷廢除各地的錢監，停止鑄錢。

　印錢還能印賠?南宋就是！

　李慢侯在揚州印的藩引之所以穩定，最大的問題其實不是有糧食和食鹽做保證金，其實是嚴格執行了那些制度，有數量限制，也會動用糧食、食鹽來收取過多的藩引，杜絕過度編制，甚至拋售銅錢穩定幣值，而不是利用這些手段搜刮。

　雙方圍繞錢引和藩引問題，爭吵了好幾天之後，雙方都累了。趙鼎派開始懷疑這些藩引是否真的在揚州官府手裡，哪怕他們拿出了所有的帳簿。

　最後呂頤浩和李慢侯做出了擔保，表明這些就是揚州官府再管這才讓趙鼎派沒有話說，同意了呂頤浩要用淮引遞解軍費的建議。

　問題是呂頤浩為什麽會支持淮引呢?李慢侯真的放棄印刷藩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