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已經不耐煩了，楚簫知道要加快言語速度，畢竟前首輔張居正是被萬歷皇帝抄的家，現在自己對張居正如此高歌頌德，豈不是打皇帝的臉。

楚簫仗著酒勁加快語速:“前輩居正還充分估計到，在各種堂皇的議論背後，往往都隱藏著一些不足為外人道的陰私詭謀，掩蓋著某些極為複雜的人際關系和派系門戶利害，甚至有些權勢爭奪和愛憎恩怨往往都會首先在議論中宣泄，甚或利用議論以製造輿論，用以作為政爭的手段。這也是中國自古以來的官場常態，是多發性的常見病。”

這段話萬歷皇帝聽起來好像還比較受用，他的目光與楚蕭的目光對了個正碰，手停在抓住的增高鞋上。

“前輩居正之所以將“省議論”放在最重要的地位，又是與他一貫的政治思想密切相關的。居正強調“一號令”，主張“審度時宜，慮定而動”，其實是法家主張的明代版。管仲曾說:“蜚蓬之問，明主不聽也;無度之言，明主不許也”。認為這種“不聽”、“不許”，乃是“明主”正確運用權威的必要表現，是由亂入治的必要措置。故此，堅持“威不兩錯，政不二門”。居正如同他的法家前輩一樣，主張為治不在多言，更不能政出多門;權力必須集中，否則，其政必衰。”

楚簫終於搶喜說完，故意醉眯眯的看著皇帝，皇帝舉起了手裡的增高鞋:“你們三個鑼濾盜蘇餉窗胩歟朐芤佑瀉喂亓牘闃菥錳厙瀉喂亓俊

皇帝隻想著攢銀子，三人無話可以應對，楚簫故意裝傻發呆，不過萬歷皇帝想了一下，放下了手裡的增高鞋，“你們說的也有些道理，張居正說的也不錯，朕最煩朝廷上這些個文武權臣，滿嘴跑火車，所以朕不愛上朝，朕今天高興，尤其是吃了小婉姑娘的宵夜，更加高興，索性今天就聽你們議一議張居正的陳六事疏。”

哈哈，小婉姑娘的宵夜還有如此妙用，也不知此時萬歷皇帝心裡是打的什麽鬼主意。

在《陳六事疏》中佔第二位的，是“振紀綱”。居正力言:事有所枉，雖疏賤必申”，其實不過是韓非“法不阿貴，繩不撓曲”，“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理論的延伸。

不論韓非、商鞅、王安石、抑或張居正，他們在發動改革的時候，總是要照顧到“微賤”者階層，以至匹夫匹婦的利益;總是聲稱要製裁“強梗”者，以取得社會上更廣泛的同情;總是呼喚社會正義、反對特權，以作為製訂政策的出發點。

第三事疏是“重詔令”。

這不僅是為了恢復皇權威望，而且是為了以詔令推動全副國家機器的有效運轉，務期達到令行禁止的目的。在本議中，既建議嚴厲責成各級官僚衙署重視和認真執行詔令，也含蓄地要求皇帝應該鄭重地使用詔令，注意自律。

詔令文書具體反映皇帝的統治意圖，直接體現皇帝權威，在理論上，對所有臣僚士庶有強製服從和遵守執行的功能，應該是不容漠視曲解，不得敷衍延擱，更不許陽奉陰違或打折扣的。

可是當時的情況是“朝廷詔旨多廢格不行”，其所以如此，大致有兩方面的原因:

第一、是長達六十年以來，正德和嘉靖兩個皇帝曾頒發過一系列“內降”、“中旨”，相當一部分隻反映著他們的任性妄為和倒行逆施，詔令內容極端荒唐謬誤，無法取信於人，也實在無法認真貫徹執行。

諸如正德詔授自己為“大慶法王”，“總督軍務大將軍總兵官鎮國公朱壽”，詔禁全國官民食用豬肉，以避朱、豬同音的忌諱。

又如嘉靖手諭禮部，強調“擒叛銷氛，俱朕禱玄之功”之類，外表上似乎皇言赫赫，實際上所表達的不過是發昏的胡話，完全是“亂命”。

臣工們不得不隨口稱頌，實際上是口是腹誹，視為笑料。這樣的詔令，焉有真正威望可言?焉能受到認真的重視?

隆慶禦極兩年，又曾相繼頒下苛責言路、屢索金銀珠寶、多收宮人的詔書，實際上也是自我貶損，自毀威信。

更有甚者，隆慶惟知“拱默”，既不親裁章奏，又不主理政事，一切交由“閣臣擬令代答，以致人心生玩，甚非事體”。

在這樣的情況下，詔令之不受尊重，乃是勢有固然的。

第二、是由於當時官僚政治的積弊已深，官司猥多，浮冗嚴重，職、權、責、利四者之間，或重疊不明，或互相牽製，互相抵消。

勇於任事、勤於職守的反多招怨得罪，而敷衍塞責，但善於事上者，卻撈取到循吏能員的好名聲，不次得到升擢。

對於詔令，官場中亦摸索出一套軟磨慢拖、陽奉陰違的對策，“每見旨意之下，內外多不尊奉，如勘功罪，不惟公私難知，而且動至經年之久;征錢糧，不惟期限屢違，而且寂無一字之報;禁私饋，則潛行於昏夜以售欺;劾貪肆，則聊及於孤寒以塞責，敢於抗違明旨，是主權未尊也。”

詔令變成具文，“欽此欽遵”流為形式，國家機器陷於癱瘓，一切政令陷於停滯，實質上是皇權貶值，君令不彰，“斯大亂之道也”。

皇帝能發奮振作、綱舉目張，一掃久已存在於詔書運行中的歪風，建立有莊嚴有威望，能切合實際，能有效率地推動全國政務，取得良好效果的詔令制度，為深入整頓改革創造條件。

第四議是“核名實”。所謂“核名實”，即循名責實，主要是指用人方針而言。任何革新舉措，無不需要優選人才以同心協作。

優選人才，應具備才具、器識、品格三方面的條件，缺一不可。按此條件嚴核精選而重用，是事業有成的必要保證。

居正“核名實”一議，其實是認真總結歷史經驗，又長期細心觀察吏治得失，反覆研求整頓人事工作的精辟理論，其中有事實、有論據、有方案，提出一整套用人識人的原則。

士必先器識然後才具，但又不可以重用無才的庸夫俗吏。因人因才因職守特點而用，有常規又必要有破格，那就必須對原有典章制度進行必要的修正調整。“核名實”一議，實為居正日後柄政時推行“考成法”的張本。

居正一直對當時官場人事制度中名實相悖，賢劣混淆，任用非人，而亦未盡其用的嚴重情況，視為政局頹廢最重要的表現之一。至於在大小官吏中，普遍存在圓、猾、怠、貪、苛、酷的風氣，以奔走逢迎為要務，以善於揣測上意、八面玲瓏為才能的惡劣表現，居正更認為必須堅決掃蕩之。

但他明知，出現這樣的情況並非偶然。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而歷史的沉澱，又非以最堅定的魄力和勇氣，絕難搖撼而根除之。若不從此著手，又實無從改革人事制度。居正有感而言:

明興二百余年矣，人樂於因循，事趨於苦窳。又近年以來，習尚尤靡，至使是非毀譽紛紛無所歸究。牛驥以並駕而俱疲，工拙以混吹而莫辨。議論蜂興，實績罔效，所謂怠則張而相之之時也。

要區別牛與驥，要辨認出“混吹”於官場的拙者，就必須“自今隻論事功以為黜陟”。除了在《陳六事疏》以外，居正不論在柄政之前抑其以後，總是在公私各場合，大力鼓吹“天下之才，與天下用之”，“國家欲興起事功，非有重賞必罰，必不可振”。

總而言之，就是以效率和效果作為升黜進退人才的標準。賞罰嚴明，獎懲並用。 獎賞宜厚，懲戒宜嚴，知人宜明，用人宜專。不以虛聲浮名為準，不以高談闊論為貴，不以科舉功名作為主要的用舍依據，不分親疏，不計恩怨。

對於那些庸碌無能之輩，不能因其資深有奧援而留位;對於那些狡黯自私，善於揣摩，惟上惟官，精於鑽營的諛幸之徒，更必須堅決斥退之。

其實，就“核名實”一議的精神實質而言，並不是全面的創新，而僅是對中國自古以來優秀人事工作理論的繼承與發展。

諸如，“任人以事，存亡治亂之機也”;“任人之長，不強其短，任人之工，不強其拙”;“賞則必多，威則必嚴”;“用賞貴信，用刑貴正”，如此等等。

所有這些理論都是行之有效，屢試不爽的。但歷代的史實又證明，它又是知之易而行之難，長久堅持更難。

因為當權者往往為一己的偏執和愛憎任性，喜諛惡直，而率先破壞這些原則，或鄙棄之如敝屣，或嫉視之為妨礙糾結私黨擅權奪利的障礙，以致有過不罪，無功受賞。

“賞僭則利及小人，刑濫則害及君子”。功過不明，必然導致奸佞當道;吏道不肅，演變成為政治的溫床。張居正正是痛見當時“考課不精，吏治日敝”的嚴重情況，認為隻有“核名實”，才可能扭轉歪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