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事疏是“固邦本”。

所謂“邦本”，是指人民生活是否安定，社會秩序是否穩定而言。

管仲就說過:“霸王之所始也，以人為本。本治則國固，本亂則國危。”古代一些政治家和政論家都強調，“製國有常，而利民為本”。

人本學說是中國古代政治哲學中最可貴的精粹之一。許多卓越的政治人物都極力要把國家、君主和人民的相互關系擺在一個合適的位置上，保持較為穩妥的平衡。

大量的歷史教訓也提出，“民心無常，惟惠是懷”。在芸芸眾生的心目中，其實都有一把分寸清晰的尺度，都有著自己的善惡標準，對於苛暴貪虐政治普遍具有強烈的反抗意識。水能載舟，亦能覆舟。

一旦民不聊生，就能夠爆發出無堅不摧的反抗力量。多少次暴君授首，多少頂皇冠落地，都不過起於斬木伐竿的嗤嗤黎民。故此，“暴其民，甚則身弑國亡，不甚則身危國削”。

亦正因此，聰明的統治者總是標榜“惠康小民”，“愛民如傷”，呼籲君主要斂民有節，使民有度，總企圖緩解君民之間的矛盾衝突，不惜為此在統治體制內部，以及方法手段各方面，一再進行自我調整。

張居正就是明代中期這一類型政治家最卓越的代表。他大聲疾呼:“致理之要，惟在於安民。安民之道，在察其疾苦而已。”

在這裡，張居正將邦本之是否鞏固，主要放在財政經濟和民生方面。

因為皇帝挾無上的權威，用國家名義向人民征調的賦役是否適度，人民是否難勝負荷，負擔是否均平，征收來的錢糧財富的分配和使用是否合理，均直接影響到國家的財政狀況、社會的穩定程度和君民關系，直接關系到統治階層的安危。

在“固邦本”一議中，張居正首先對當前財政狀況的嚴峻困窘，作了恰如其分的說明，希望引起隆慶皇帝的警惕和關切。

事實上，明代自正統年間以來，財政狀況即直線下滑，統治階層的貪婪欲求日熾，而在征、解、收、納、用各個環節俱是日增，人民負擔沉重和賦役不均，久已成為朝野議論的中心話題。

“成化以前，民間自兩稅馬草以外，不過歲給官師廝役而已。弘治以後，中外坐派歲增十倍。凡吏於其上者，率貨視其下，公私之所求，眈眈然鳥鳶之攫肉，必獲乃已。奈之何不貧且逃也。於是丁不足以出差，而地於是乎加賦矣。矧地賦力差，豪民巧為規避，與老書黠吏反覆相勾，甚或隱射飛寄，不可櫛。”

這樣的惡性循環，到正德、嘉靖以後，為應各種額外開支，更是開動全副國家機器，驅使各級衙門官吏以百端征派，竭澤而魚。

當時，“長吏考課，唯問錢糧”，“有司惟以催科為殿最，其余不過虛應故事”。

無權無勢的小民百姓，隻好鬻妻賣子，轉徙於溝壑。“今民貧吏慢，而催征之令太數。

夫良民奉法而供賦以為常;敝民梗化，而逋賦亦以為常。”及至隆慶嗣位，相繼頒行《嘉靖遺詔》和《隆慶登極詔》，宣布蠲恤諸事，確曾在朝野間掀發起一時性的興奮，期望新君行新政，能夠崇儉戒奢，節用安民。

但是，《嘉靖遺詔》和《隆慶登極詔》的墨跡未乾，這位新皇上卻“為鼇山之樂，縱長夜之飲，極聲色之娛”，敕取金寶，增加織造，“內批”嚴旨不斷，甚至專門派遣禦史，分赴全國以“清庫”，“欲罄天下庫藏輸內府以濟旦夕之用”。

居正《陳六事疏》的末一議為“飭武備”。“飭武備”問題之所以突出，是因為數十年來北虜南倭的周期性侵擾，久已嚴重地威脅到明皇朝的安全，不但沿海和邊陲人民生計受到摧殘，而且蒙古俺答所部不止一次揮軍直迫京畿，明朝被迫宣布首都戒嚴，文武勳貴甚至有棄職離家而逃竄者。人心惶惶，聞虜色變。

在“飭武備”一議中，居正既強調邊防形勢的嚴峻，更突出指明，最致命的危害在於內部，在於畏敵怯戰、苟且偷安、荒嬉自欺的心理。正是這種失敗情緒，導致誇大敵焰，未戰先潰的後果。

所謂兵不多，食不足，將帥不得其人等，其實都是可以通過改革整頓加以改觀的，是有條件變劣勢為優勢，力挫來侵之敵，解除來自北虜百年威脅的。

他認為，加強國防力量的關鍵，首先在於痛懲，肅清長期以來存在於軍事系統的諸多積弊。

例如，各級將官都吃空額，按籍有名，營伍無兵;精壯逃沒，疲弱充數;臨時烏合，絕無訓練;軍費半入私囊，戰鬥之士幾成餓殍;城堡失修，防禦怠廢，致虜騎得以縱橫馳騁，如入無人之境;而又軍令不明，指揮不專，責任不清;狡黠退縮之將，對敵以追呼迎送為能事，任其飽掠然後告捷;敢死悍戰之士，縱然勇烈捐軀，歿於戰陣，但卻被橫加浪戰失機的罪名，禍延妻孥，俱戍解極邊，等等。

因此，居正強調，邊事仍有可為，但必須徹底改變上述的陳規陋習和風氣，致力於充實營伍，選將練兵，伸張將權，集中財力，嚴肅軍令，才有可能開拓出不患無兵，不患無財，不患無將的局面，才能營造出士飽馬騰、人思奮戰的氣勢，才有可能擺脫被動挨打的處境，轉為攻守自如，正確料敵，有效禦敵，有力殲敵的主動地位。

他在疏文中提出有關強固邊防、積極奮戰諸建議，大體上是適合時宜，符合需要，與當時堅決主戰的將領，如戚繼光、譚綸、俞大猷等人的謀劃是基本一致的。

但應指出，在“飭武備”一議中，有請隆慶每年或隔年在北京親自校閱軍隊，即所謂行“大閱”之禮。此事在當時即曾引起異議，南京刑科給事中駱問禮立即上疏反對，“張居正請大閱，問禮謂非要務，而請帝日親萬幾，詳覽奏章”。其他臣僚，亦嘖有煩言。

事實上，這一建議的效果也是不好的。隆慶此人秉性懶惰但喜好虛榮。他如同正德皇帝一樣，喜愛“戎服出郊”，以炫威武。

對於張居正的《陳六事疏》，他最高興接納並立即飭命實行的，就是“親臨校閱”這一點。

居正在隆慶二年(1568)八月上疏，皇上在翌年五月即下詔，著兵部、五軍都督府、京營等部門籌備大閱，同年九月舉行。

屆時，除京營各軍兵種排演陣法外，還要召集京邊將領及公、侯、伯、錦衣衛等官考驗騎射，視等第予獎罰。這是一件徒具形式的事，因為調集十余萬軍兵，整治校場，裝備甲胄弓矢軍械，勳貴等練習騎射，都是耗財費時而失事的。

那一天，隆慶“戎服登壇”，“祭旗拜纛”，先後分閱自公侯伯以至千把總而下軍兵武藝，然後奏武臣之曲，吹噓“龍旗照耀虎豹營，六師雲擁甲胄明”。

雖然搞的是一套假把式的軍事遊戲，但隆慶帝卻自我陶醉，認為此乃“我武維揚”，“稱朕張皇六師至意”，是“皇威丕振”的表現。以虛假的雄武來掩蓋怯懦，以故作聲勢來粉飾渺小，也是隆慶虛矯心態的表現。

《陳六事疏》比較全面地論述了隆慶初元的形勢，從六個方面指出了嚴重存在的社會和政治軍事危機，並提出了針對性很強的對策，它既統籌全面，又條分縷析，分項目分階段提出破解死結，收拾殘局的具體方案。

這篇奏疏所議論所主張的各點，立足於“審幾度勢，更化宜民”，明顯地秉承管、商、申、韓因時濟變，以法治國的理論，而又結合實際，用以剖析和療治明代自正嘉以來罹患的沉屙頑疾，層針密縷，絲絲入扣，並無雕琢。

《國朝典故》的作者、萬歷後期的國子監祭酒鄧士龍，對《陳六事疏》曾有深刻的分析，言:“讀居正一疏，即賈誼之策何以加焉。然不言自用，而自用之機已露;不言操切，而操切之權已形。”鄧氏之論，切合居正上疏的本意，他當時雖然已入閣為大學士，但絕未滿足於此，他熱切希望能再上層樓，秉國之鈞，按照自己的理想和謀劃，重整乾坤。

《陳六事疏》在遞上後，因其議論精辟，見解犀利，也曾引起過一陣重視。隆慶禦筆批示:“覽卿奏，俱深切時務，具見謀國忠懇。該部院看議行。”

不久之後，各部院大臣也便紛紛上奏，無非都是根據《陳六事疏》的精神，加以闡發引申。都禦史王廷將“振紀綱”、“重詔令”兩議細分為八點;戶部尚書馬森對“固邦本”一議，言財用之應經理者十點;兵部尚書霍冀對關於“飭武備”問題，又列為議兵、議將、議團練鄉兵、議修守城堡、議整飭京營，等等。

各省的總督、巡撫、巡按等官，亦多有結合本省區的具體情況，按《陳六事疏》的精神來提出各種意見和建議。

所有這些議論，雖然絕大多數僅停留於議論，但起碼說明居正建言的精神已在朝議中引起了較為廣泛的注意，而且在一定程度內起到轉移風氣的作用。

居正在不止一封書信中講到:“近來士習人情，紀綱法度，似覺稍異於昔，實自小疏發之。”其所以異於往昔的主要標志，是“浮議漸省，實意漸孚”。

即朝廷上下相當一部分人已痛感到， 與其坐而空論，不如著手研究一些實際問題，找出其症結所在，分出主次緩急，有準備有步驟地逐一解決之。

居正深知，以任何個人的力量，要挽狂瀾於既倒，扶大廈於將傾，都是絕難勝任的。他切盼《陳六事疏》能激發眾意，凝聚同心，匯合成為一股實際的主張改革的力量，用以整齊步伐，搶救已瀕於危殆的明皇朝統治，將之重奠於磐石之安。

唯其如此，就絕不能滿足於一時的喧騰稱譽，而要求從實乾中出實效。

當然，按照《陳六事疏》的設想，一一付諸實施，必然會觸犯到習慣勢力和許多既得利益階層的權益，必然會遭受到來自各方面或明或暗的非議、毀謗和阻撓。居正自言，自上奏之日，“然忌我者亦自此始矣”。

自古以來，任何重大的改革事業，總是要從改變某些現存的政治經濟格局，調整某些利害關系，轉移某些社會風氣入手的。

當社會結構因進行改革而部分轉型之時，有得益者便必有受損者，有支持者便必有反對者。

改革事業自發動之始，思想理論上的對峙加劇和政爭走向激化，都是必然的表現。改革的全過程，定然是榛莽遍途，陷阱四布，鬥爭此起彼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