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會從事經商十多年，自然能很快看出這種記帳方式的精辟之處。劉運道大半生管帳，混跡官場，自然也看出這種帳目一目了然的好處，他暗道:要是各州縣衙門用此法，錢糧帳目三天就能辦成原來十天的事務。便說道:“此法如推薦給衙門，用於朝廷廣而推之，可以說利於千秋功業！”。

　　劉星一聽，急忙道:“萬萬不可！”

　　劉運道問道:“為何?”

　　劉星苦笑道:“用於衙門，那日後帳面都記得如此清晰，那各級官吏如何再敢貪墨?我敢斷言，劉家一但將此法獻於衙門，必將遭到各級官吏刁難，那時，劉家將永無寧日！”

　　劉會和劉運道聽完後，面面相視！劉運道對官場的人心體會的入木三分，無奈地搖了搖頭。劉會行走南邊，作商人就少不得和官差打交道。從商人這裡收稅十兩銀子，但是隻記帳七兩的事情比比皆是！但兩人驚訝於劉星的老成，這種官場的貓膩怎麽也不能從一個孩子嘴裡說破。

　　一旁一直沒有言語的老周叔這時發言了:“老爺、七叔:二少爺此言正理！此事不單是外人不能告知，就連族裡其他人都不能透露半分”。

　　二人聽後，思考一陣肅然點頭，他們也不想節外生枝。

　　劉星講道:“說完財務三表，接下來該講《選商四道》。做何種買賣是大有講究，不是什麽貨物都是適合販賣，需從這四道去思量”。

　　“其一是政治。就是從朝廷的國策、商稅、局勢去排除風險。哪些是時政所需，哪些是時政所棄，都要先細細籌算。眼下朝廷遼東征戰連年，而西北又是連年大旱，糧草及時當下急需。民間一兩銀子兌換銅錢八百文，眼下麥子一石五百文銅錢，稻米在江南一石三百文，在河南山東則是賣一百八十文。我敢斷定，明年此時，北方的麥子一石會漲到一兩銀子又三百文，稻米一石會漲到七百文”。

　　說道這裡，劉會眼神一亮。他思量道:做布匹買賣一趟才二成利，不要說有翻倍之利，就是有五成利的可圖之處也當爭取。如果真如這小子所說，倒是可以收買一些糧食囤積起來，到明年就能至少獲利一倍以上！

　　“其二是經濟。每個州縣，有戶數多少，富戶幾何，需求幾何，這決定了一個地方的買方市場的最大限度，即是需求。每個州縣種植出產是稻米、小麥、麻布、棉布、茶葉幾何?這決定一個地方的賣方市場的最大程度，即是供給。這供給和需要的關系極為重要！任何時候，任何物品漲價都是因為供不應求;反之，任何物品降價都是因為供過於求”。

　　“作為行商者，既要提前能預料供求變化。也要了解後期的變化和走勢，方能長久立於不敗之地！”。

　　說道這裡，劉星便停了下來，因為劉會和劉運道二人已經把椅子搬到帳桌邊上，取筆在帳冊上急書剛才說聽取心得。對於劉星所講的東西，劉會多年行商不是不知道這種門道。但是，沒人能像自己兒子這樣講解的透徹。

　　“其三是社會習俗。不同地方社會形態不同，河南、河北、山東小農小戶人家居多，其采辦買賣多零散。這種小戶人家買賣，多通過趕集和街邊定點店鋪進行。而江浙一帶，地主豪紳這樣的大家族甚多，其采辦買賣適合上門洽談，可直接送貨上門。這樣，既可以獲取大額訂單契約，也可以節儉街邊店面購置成本”。

　　“江南好奢靡，聽來往的商客說，光南京十裡秦淮河一年胭脂買辦花費就有上八十萬兩銀兩，

快抵得上山東年賦稅的五成了！所以，江南好奢華之貨。相反，北方人重實用，以衣食住行為本，鮮衣怒馬的用度一般隻限於貴族子弟。所以，北方商貨以實用為主”。　　這條指的是社會形態和文化習俗影響消費傾向，不難理解。對劉會二人來說隻是隔了一層窗，捅破了自然就懂了。

　　“其四是技術。往小的說能工巧匠之用，往大的說是國之重器。就拿織布來說，自春秋戰果傳自元朝，麻布、紗布、葛布的編織一直使用縱橫交錯相疊法，一人之力一天六個時辰所得不過五尺。自三百年前，江蘇松江府的黃道婆更改紡織法，一天織布所得增加到十尺，更重要棉布的提紗法和紡織法被發明出來。從此，冬天除了皮裘外，還有棉衣棉被可用，這便是技術的力量。魯班公和墨子就是我華夏一族的工匠技術祖師”。

　　其實，再過一百年，英國的珍妮紡織機就會被發明出來。這種紡織機讓英國的紡織工業開始引領全球，開始掀起資本資本主義的圈地運動;再加上蒸汽機的發明，英國人引領著第一次工業革命的浪潮。劉星暗道:今生今世，在解決天下大局後，一定要工業革命從我華夏之地開始。我就不信五千年的傳承三千年的沉澱，還會輸給不列顛之島的流氓。

　　說的這裡，劉星伺機向劉會說道:“父親，俗話說:工商工商，無工不強，無商不富。還請父親注意招攬聘用一些匠人為我劉家助力。木匠、鐵匠、布工都用可取之處，防有手藝之長者，租賃劉家田畝可適當減租”。

　　劉星又道:“此四法為經商根基，是決定選擇妥當與否的成敗關鍵。至於選擇之後的操作經辦得當，隻是影響盈利多寡”。其實這就是經濟管理學的PEST分析法，是前世MBA必修課程;劉星前世，手下不少人精於此道，劉星自己也自學了一輪。

　　劉會點了點頭回道:“此事可行，但不可操之過急，還需循序漸進”，又嚴肅的說道:“招攬二字不可妄言，劉家隻是雇傭匠人”。一旁的劉運道沒有反對，老周叔不懂工匠，便保持沉默。

　　劉會和劉運道一一記錄後，問道:“還有其他建議麽?”

　　劉星說道:“剛才講的是《選商四道》，接下來該講述《競商五勢》”

　　“其一，供給方的議價權勢，譬如，父親常販賣麻布、葛布，那麽這布價的議價權在何人手中?肯定不會紡織小戶人家，而是定於區域收購商家大戶手中。收與不收，一匹麻按二百文錢還是二百一十文錢，收多少，權在幾家大戶”。

　　“是這個理”，劉會回復道:“這也是士人和官家對商人最是不滿之處”。

　　不滿?劉星心理暗笑，這是商品經濟的市場規律運作。資本的活動，儒家這些書呆子只會不滿卻沒有任何辦法。往往就法家傾向的官員才會通幾分道理，才能通過朝廷律法干涉;其實通過律法干涉的周期很長，在官員的任期內，其實對地方影響也不大。

　　“其二，買方商客的議價權勢，買方有貨比三家選擇，有買與不買的選擇。需求也分兩類:衣食住三類貨物用度是常人無法拒絕，可理解為剛需，眼下糧食就是剛需。另一類如逢年過節所供的年貨、婦人女子所用的化妝物品，家境殷實可買;家境貧窮可不買;會隨不同時期變化的物品，可理解為軟需，此類商機不易把握。不管是剛需還是軟需貨物，買少無議價權，買多則有議價權”。

　　劉星又補充道:“這個買方和賣方的兩權勢，歸根結底就是客大欺店，店大欺客！”。

　　劉運道頷首說道:“此言不假，聽說江淮揚州一帶商人欺壓鹽農，每斤鹽收價不足十五文錢，而從鹽農手中把鹽轉手賣到山東、安徽則每斤鹽四十文賣出。更遠的直隸、京城則每斤鹽五十文賣出，除去路上差旅和雇傭費用仍有兩三倍獲利”。

　　老爹劉會說道鹽，也是露出渴望的眼神。鹽這個東西， 劉星自然清楚，自古以來，鹽、鐵、茶葉三項都是牽扯各方利益集團的紛爭，不是一般人能參合進去。

　　漢朝為了提高財政收入，直接設置鹽鐵官，實施官營。唐朝末年的黃巢本身也是鹽販子出生，造反的導火線，就是走私私鹽被抓。而明朝呢，實施鹽引制度，朱元璋和朱棣為了解邊軍衛所和北方重鎮的糧食問題;設立鹽引制度:鹽商將糧食運輸到朝廷指定地點，根據路途遠近和糧食數量配給一定額度的食鹽買賣憑證。原本是一項有效的政策，但經過兩百年變化，裡頭都不知道隱藏了多少貓膩。

　　所以，每個鹽商背後都有官場上的靠山。鹽商集團一頭吸食百姓，另一頭又從中撈朝廷的油水;現在，這些鹽商還聯合江南的地主集團培養一群利益代言人――就是大名鼎鼎的東林黨！

　　明清兩代，三大商人集團分別是山西的晉商、江南的淮商、後來安徽的徽商。此三家的影響力遠遠超過前世天朝的浙商。眼下隻有晉商和淮商，這兩家商人集團都是節操掉了一地的豬隊友。

　　晉商為了錢，居然把生鐵都倒賣給蒙古人，結果蒙古人轉手倒賣給努爾哈赤和皇太極。後金鐵騎沒有這些生鐵也不會形成那麽多重裝騎兵。淮商呢，為了錢和明朝皇帝打了兩百年的嘴仗。他們口口聲聲說朝廷不得與民爭利！最後是明朝完蛋了，自己也倒在多爾袞的屠刀之下。

　　劉星手裡倒是握著一個殺手鐧，眼下還沒到出手的時機。他看了看三位長輩，說道:“鹽、茶兩項非同尋常，眼下我們劉家卻沒資格沾手。暫且不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