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人才，各種事情也都可以開始展開了。

　　畢竟，總不能等到劉備真正地入主徐州之後，再去開始，那就有些脫節而且晚了。

　　程皓現在想到能夠的最好的就是造紙術和印刷術了。

　　造紙術，其實這個時候早就已經出現了。

　　向上追溯的話，能夠很早很早。

　　眾所周知，中國是世界上最早開始養蠶的國家。古代人民用上等的蠶繭來抽絲織綢，至於被淘汰剩下的惡繭、病繭等則用漂絮法制取絲綿。

　　漂絮結束之後，在過濾用的篾席上會遺留一些殘絮。那麽，漂絮的次數多了之後，篾席上的殘絮便行成一層纖維薄片，在晾乾之後剝離下來，就可以用於書寫。

　　從它形成的過程我們可以想象得到，這種漂絮的副產物數量不多，在古書上稱它為赫蹏或方絮。

　　等到人們意識到這種方絮可以用來書寫之後，就開始有意識地來生產這種方絮。但是，它的成本相比於竹簡，甚至絲帛，都還是太高，所以隻被社會上層人士所掌握。

　　甚至就連上層人士也不會用方絮而是絲帛作為常用的書寫工具。

　　至於真正的紙，最遲是在公元前2世紀時的西漢初年，便已經在中國問世。

　　這時，也就是造紙術發明的初期，造紙原料主要是樹皮和破布。聽起來似乎好像挺便宜的樣子，但是無論是麻布還是以檀木和構皮(楮皮)為主的樹皮，對於古人而言都不是輕易能夠承擔得起的。

　　而且，這時候的造紙技術還有些粗糙，表面也不夠平滑，不適宜書寫，主要是用來包裝。

　　東漢和帝元興元年，蔡倫根據方絮的製作方法改進了造紙術。

　　蔡倫使用樹皮、麻頭以及敝布、魚網等原料，經過挫、搗、炒、烘等工藝製造的紙，可以說是現代紙的淵源。這種紙，原料容易找到，又很便宜，質量也提高了，逐漸普遍使用。

　　為紀念蔡倫的功績，後人把這種紙叫做“蔡侯紙”。

　　也就是說，現在這東漢末年，蔡侯紙早已出現。而且關於造紙的工藝，其實也沒有多少改進的空間。

　　不過，盡管如此，並不意味著不能再改善了。

　　唐朝時，竹紙的出現標志著造紙技術又取得了重大的突破。

　　要知道，竹子的纖維是很硬的，能夠用竹造紙，足以說明造紙技術的跨越式發展。

　　唐朝時在造紙過程中加礬、加膠、塗粉、灑金、染色等加工技術相繼問世，為生產各種各樣的工藝用紙奠定了技術基礎。之後，生產出來的紙張質量越來越高，品種越來越多。

　　像宣紙、壁紙、花紙等也逐漸被發明出來，紙張成為人們文化生活和日常生活的必需品。

　　程皓想要拿出來的就是這種成熟的造紙技藝。雖然說這是超出時代四百多年的技術，但是並不難達到。因為蔡倫的造紙步驟已經十分完善。雖然唐朝竹紙的進步很大，但在技術上不過是稍微的改變。

　　與紙相對應的，自然就是印刷術了。

　　至於雕版印刷和活字印刷，自然也沒什麽好說的，雕版印刷就不用考慮的。

　　說實話，程皓是真的不認為印刷術有什麽技術含量。

　　其實，這就是一個思維的問題罷了。

　　漢朝有紙之後的八百年，蔡侯紙之後的五百年間，沒有出現印刷術，其實一個重要的原因是因為紙。

　　紙的質量不好，書寫都存在困難，怎麽可能會印刷呢?

　　唐朝之後，

紙的質量得到了提升，印刷術也就應運而出。　　從最初的雕版印刷，到後來的活字印刷，又是一個思維轉變和超脫的過程。

　　其實沒有什麽好說的。當然，不能因此就否定印刷術。對於人類文明而言，它出現的意義是不言而喻的。

　　為什麽首先把紙和造紙術拿出來呢?這就不得不涉及到一個問題。話語權。

　　後世而來的程皓當然知道，輿論的威力。可以說，當你掌握了輿論之後，你想是什麽樣的，你就是什麽樣的。哪怕你是惡的，依然也會是善的。

　　掌握了輿論，就掌握了話語權。

　　尤其是在現在這個儒家還勉強能夠算得上是第一顯學的時代。

　　為什麽用勉強二字呢?

　　因為從漢末之後，魏晉南北朝的四百年左右時間裡，儒學極大地衰落。

　　也沒有什麽其他的原因，只是因為戰亂和爭霸。

　　春秋戰國時為什麽大國官方都不接受儒學，而接受了儒學的小國並未強大而是被滅?就是因為，儒學，真的不適合亂世。

　　講道理，其實人們都是逐利的。太平之世，人們還能夠遵守綱常禮教。但是亂世之時，人們連自身都無法保全，自然難能去遵守那些“身外之物”。

　　漢末之後，儒學衰落，佛、道興起。尤其是佛教，在這一段時間得到了極大的發展。

　　為什麽?這就需要說到這一時期的佛教了。

　　我們都知道《西遊記》的故事，這或許是曾伴隨了我們整個童年的存在。

　　程皓當年也是翻過來、覆過去地看各個版本的《西遊記》。

　　同樣，其實我們都知道，《西遊記》的故事是虛構的，是假的。

　　不過，故事中的唐僧是有原型的，那就是唐朝的玄奘法師。

　　不知道各位是不是還記得西遊記中觀音對太宗說的話?程皓也有些記不清了，但是仍然能夠想些大概。大體意思就是:你們這裡的經書是小乘經書，真正的大乘經書在西方。

　　注意，這不是吳承恩虛構的。

　　唐朝之前的中國佛教，的確是小乘佛教;而唐以後的佛教，是大乘佛教。當然了，所謂“大”“小”，是我們這樣認為的。

　　小乘與大乘之間什麽區別呢?

　　簡單地說，是度己和度人的區別。應該也比較直白了吧。

　　亂世之中，人們更關注的是自己的利益，因而專注於度己的小乘佛教無論是在社會底層還是上層，都得到了廣泛的追捧。

　　佛教，大興。

　　這種情況持續到唐朝，仍未得到改變。

　　著名而真正的儒士韓愈，曾高高舉起儒的大旗，奮力攻擊佛教。但是，收效甚微。

　　直到宋朝，一個與程皓名字相近的儒生出現，儒家才開始再次崛起。那個人，叫做程顥。

　　程顥和他的弟弟程頤、以及南宋的朱熹，共同創立了程朱理學，又叫做宋明理學。

　　程朱理學，在歷史界，又被叫做新儒學。

　　後來，新文化運動時代許多著名的愛國文人都站出來批判儒學，其實批判的就是程朱理學。

　　但這並不是說程朱理學一無是處，而是因為在明末之後，幾乎再沒有發展的理學已經不適合那個時代了。

　　想想吧，一個理論，一個學說，怎麽可能數百年不做改變而仍然能夠適用呢?不存在的。

　　而且，或許理學存在著這樣那樣的問題，但是程皓又不是不動腦子的。去蕪存菁之下，自然是能夠讓這個時代的儒生都拜倒在自己的儒袍之下。

　　屆時，自己與劉備勢力將掌握極大的話語權。到時候不管哪個諸侯會挾天子以令諸侯，在輿論上也能夠絲毫不弱。

　　而除此之外，更是有著許多方面的優勢。

　　對於人才的吸引，對於日後的施政方陣，對於踐行程皓的理念，對於日後更遠的擴張。

　　等等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