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如同時出土的《相馬經》，這是中國動物學、畜牧學的重要文獻。

　　春秋戰國時代，由於己從車戰演變到騎兵，馬的身價，也就愈來愈高。傳說中的相馬專家是伯樂，事實上，這種專家是很多的，《呂氏春秋》(觀表篇)就提到十個相馬家;《史記》(日者列傳)也提到“以相馬立名天下“的人氏，這些都可證明古人對相馬的重視。這部《相馬經》竟用來給死人陪葬，它在當時，必然是流行的一部名著。讀了這部書，我們不得不驚訝:古人對馬，原來是這樣不馬虎！

　　搜尋亡佚

　　另一個現代的觀點是被埋沒的古書的廣為流傳。中國歷代的戰亂不斷，圖書上的損失，早已無法細計，不論無意的被焚於兵禍，還是有意的聚毀於七塔，對文化而言，自屬有害無益。今天我們得現代印刷術之便，實在應該把這些被埋沒了的古書，盡量予以亮相，以免及身而絕〔注二〕。過去有心人處理這個問題的方法，就是出版“叢書“。

　　“叢書“在中國歷史上，最早的是宋代俞鼎孫、俞經的《儒學警悟》，這部書成於宋寧宗嘉泰元年(一二○一)，距離今天，足足七百八十多年了。

　　七百八十多年來，從事文化出版的人，輯印叢書的種類很多，但是專輯近著搜尋亡佚的，除了光緒年間潘祖蔭的《功順堂叢書》、趙之謙的《仰視千七百二十九鶴齋叢書》外，實不多見。尤其趙之謙的叢書中，收有七弦河上釣叟的《英吉利廣東入城始未》一卷，更可看出輯刊者的歷史眼光。

　　宋朝以來，因為受印刷技術的限制，不能影印，至多只能影刻，直到清末，還是如此。陳三立的《黃山谷集》、端方的《東坡七集》，都是最有名的影刻本。但因影刻太貴，且產生竄易首尾節略翻刻的缺點，給了人們不良的印象。現在印刷術進步了，並且超過了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古逸叢書》、《四庫全書珍本初集》的影印水準，所以現在為被埋沒了的古書，做亮相的工作、做搜尋亡佚的工作，自然也就責無旁貸了。

　　現代分類

　　由於過去的通病是儒家掛帥下的四部分類，古書所遭遇的摧殘是相當嚴重的，這種掛帥和分類不打破，中國的古書情況必將永遠陷在不均衡的畸形裡、陷在比例不對的懸殊裡。所以，用現代的觀點處理古書，必須首先把儒家掛帥四部分類的錯誤予以矯正，把所有古書，重新估定，該拉平的拉平、該扶起的扶起、該縮小的縮小、該放大的放大、該恢復的補足該重視的給它地位〔注三〕。這種重新估定之下，整個中國文化遺產才能均衡的、成比例的重新呈現在我們眼前。我們再用現代方法去“新瓶裝舊酒“，古書才不止是古書，才有現代的意義〔注四〕。在現代意義的光照下:許多古書，古人所貴者，如今看來已是斷爛朝報;又許多古書，古人所賤者，如今看來卻余味無窮。如今我們處理古書，並不是止於把它們進一步分類(如劉國鈞《中國圖書分類法》或杜定友《杜氏圖書分類法》)，或就古人之所重者重印一陣就算完事，而該大力發掘並認定真正值得現代學術“獺祭“的典籍，否則的話，只是引今泥古而已，離玩物喪志也就不很遠了，“學術“雲乎哉！

　　解決難讀的問題

　　除了現代分類外，如何解決讀得懂古書的問題〔注五〕，也是現代的觀點中不能忽視的事。中國古今語文上的變化，差距很大，《尚書》中的文告，

在當時是口語，現在是很難的文言了;《論語》中的對話，在當時是口語，現在是很斯文的典故了。所以古書的文字語言，對現代的中國人說來，有時比外國文還恐怖。這一現象，早在半個世紀前就被提出來討論了。梁啟超在一九二五年寫《要籍解題及其讀法自序》，就指出:　　諸君對於中國舊書，不可因“無用“或“難讀“這兩個觀念，便廢止不讀。有用無用的標準本來很準確定，何以見得橫文書都有用，線裝書都無用?依我看，著述有帶時代性的，有不帶時代性的。不帶時代性的書，無論何時都有用。舊書裡頭屬於此類者確不少。至於難讀易讀的問題呢，不錯，未經整理之書，確是難讀，讀起來沒有興味或不得要領，像是枉費我們的時光。但是，從別方面看，讀這類書，要自己用刻苦功夫，拔荊斬棘，尋出一條路來，因此可以磨練自己的讀書能力，比專吃現成飯的得益較多。

　　所以我希望好學的青年們最好找一兩部自己認為難讀的書，偏要拚命一讀，而且應用最新的方法去讀它，讀通之後，所得益處，在本書以內的不算，在本書以外的還多著哩。現在，半個世紀過去了，中國人讀古書的能力更不如前，時間也不如前了。所以，有心人處理古書給現代的中國人，必須兼顧到現代人的讀書能力，精挑細選之後，必要的解題、注釋、翻譯，也該盡量齊備〔注六〕。

　　《中國名著精華全集》

　　基於上面所說的一些有關古書的重點、基於上面所說的一些心得和認識，王榮文和我，經過多次的交換意見和反覆討論，決定在《中國歷史演義全集》成功後第四年的今天，推出一部《中國名著精華全集》〔注七〕。

　　《中國名著精華全集》的構想，部分接近美國哈佛大學校長伊利鶚(Charles )的《哈佛叢書》(The Harvard )。《哈佛叢書》長五英尺，又名，《五呎叢書》(Five Foot Shelf of Books)，是用五英尺長度的精裝書，把西方古典名著，收入精華。由於中國古書大多，在性質上也與西方互異，這部《中國名著精華全集》，在編選方面，自然獨有它的特色。我們決定按照現代圖書分類，精選出兩百種古書〔注八〕。每種“加工“以後，也以五英尺的長度〔注九〕，精裝起來〔注十〕，配上圖片〔注十一〕，貢獻給現代的讀者。我們用這部《中國名著精華全集》，把中國古書做一次徹底的、劃時代的處理，用現代的觀點、現代的印刷術、現代的出版企劃，把它們帶到現代的中國人面前。

　　我們希望，這部《中國名著精華全集》的問世，可以使現代的中國人，能夠多少知道做為中國人應有的條件是什麽、多少知道祖宗們的遺產是什麽、多少知道這些遺產可以入寶山而不空手。多少知道這些遺產對我們並非高不可攀。

　　我們相信，這部《中國名著精華全集》的問世，可以把現代人看古書的問題，得到滿意的一次解決。有了這部大書，你可以上下古今，把千年精華盡收眼底;你可以縱橫左右，把多樣遺產羅列手邊。你可以從古典中尋新義;從舊籍裡找時潮;從深入淺出的文字裡，了解古代的中國和現代的中國。

　　做為一個“舊學邃密““新知深沉“的中國人，我想逢今之世、處此之島，沒有人比我更適合做這一件大事了;也沒有人比王榮文更適合推動這一出版計劃了。我們高興在我們的努力下，終於完成了這部大書，相信細心而識貨的中國人，會和我們一樣高興。

　　李敖於一九八三年四月十八日在台灣寫

　　　　〔注一〕這套《中國名著精華全集》又注意版本又注意內容的特色，我舉一個例。我收進了顧炎武的《亭林先生遺書匯輯》，在這個全集性總名下，我選的是《日知錄》，但我用的《日知錄》版本，卻是一九三二年張繼搜集得到的“何義門批校精抄本“，其中有“胡服“等文字，這是一般《日知錄》所沒有的。所以這套《中國名著精華全集》所用的版本，是注意版本又注意內容的。這類特色，是很不容易的。為了達到這些好效果，有的版本，我甚至商請所有者特別同意我使用，桂冠圖書公司的《中國古典文學名著》中的幾種書，就是賴阿勝特別同意的。我要謝謝他。

　　〔注二〕這套《中國名著精華全集》，就收有我個人珍藏的絕世稿本《秋審小看》，這是它第一次與世人見面。

　　〔注三〕這套《中國名著精華全集》，盡量表揚被壓扁的異類思想，特別注重中國古書中的多樣性、獨創性與個性。因此，作者群中，入獄的、殺頭的比例也頗大，這是一個必要的義舉。-點燃舊日的火種，加添今後的光明，這本就是我多年的一個心願。至於純屬個人的一些感情泛濫的集部書，我有意縮小它們的比例。

　　〔注四〕把難以分類的古書，納入現代分類，是這套《中國名著精華全集》的一大特色。為了使中國人對中國書有鳥瞰式的了解，所以在總類方面特別加強(我為加強中國人對圖書分類的認識，特別以《古今圖書集成》、《四庫全書》做為分類的總代表，當然在體積上，“長蟲吞不了象“，是不能收入的);又因為中國人讀書，缺乏方法上的講究。所以在方法學方面，特別著力。

　　〔注五〕俞樾是中國有史以來最能讀古書的人，他在《古書疑義舉例》裡，卻描寫了古書是多麽難讀。他說:“夫自周秦兩漢，至於今遠矣，執今人尋行數墨之文法，而以讀周秦兩漢之書，譬如猶執山野之夫，而與言甘泉建章之巨麗也！夫自大小篆而隸書、而真書，自竹簡而嫌素、而紙，其為變也屢矣。執今日傳刻之書，而以為是古人之真本。譬如聞人言筍可食，歸而煎其簀也！嗟夫，此古書疑義所以日滋也歟?“

　　〔注六〕這套《中國名著精華全集》，盡量以實用的解題、注釋、翻譯為原則，酌量收入。現代人每以注釋為讀古書的要件，其實注釋不一定全對讀者有益。像《論語》、《孟子》，讀了朱熹的注釋，反會墮入宋儒理學的魔障，這說明了注釋不當，反倒有害。

　　〔注七〕書名《中國名著精華全集》，所謂名著，除了一般的意義外.也包括特定的意義;凡是推定可成為名著的，也酌量選人。這是因為古書中，有的的確被埋沒了、被不合理的埋沒了。清朝李慈銘說得好:

　　“網羅散逸，鹵拾叢殘，幾於無隱之不搜、無微之不續，而其事遂為天壤間學術之所系，前哲之心力，其一二存者得以不墜。“為了使“一二存者得以不墜“，所以用的名著標準，比較有彈性。還有，在名著的去取上，我有大刀闊斧的氣魄，去取之間，不受傳統的名著的認定方式。例如我選深的書，所以淺的《三字經》等名著不選;我選原本的書，所以選本的《唐詩三百首》、《古文觀止》等名著不選;我選精審的書(如《呻吟語》)，所以粗劣的《菜根譚》等名著不選。有的書，在去取上，也有割愛的，例如徐光啟的《農政全書》，我終於嫌它缺乏獨立見解，還是不選了。總之，這些去取之間的苦心與調濟，只有全面的、非常的專家才能識貨、才能驚歎。一般對中國古書似知非知的人，難免會有點議論，我是不重視的。至於古書真偽問題，我雖然選入胡應麟《少室山房全集》、姚際恆《庸言錄》中辨偽的文獻來提醒大家注意，但對一些可疑的書，能夠取其內容而不取其時代，把它們看成“反正是古代中國人寫的“，倒也四通自在。因此我選《晏子春秋》、選《列子》等等，都有反對因噎廢食的意思。

　　〔注八〕古書入選標準，以一九一二年為下限(偶有例外，也是記事在一九一二年前的，像吳永的《庚子西狩叢談》是);以一人一書為原則(所以只能說是割愛，不能說是遺漏。此外.也有兩人“共家“的書出現。如程顥程頤的《二程全書》;也有以輯佚刊印者掛名的一堆書出現，如葉德輝的《雙梅景暗叢書》。所以，這會《中國名著精華全集》，作者不止二百人，書也不止二百種);作者不明確的，從俗標注(當然過分荒謬的，如黃帝作《內經》等，也隻好以佚名處理);作者有時不明確，也是古書的一大特色。古人沒有著作權觀念，不但沒有，還喜歡把自己的作品，射在別人頭上，這種作者叫“箭垛式作者“。“箭垛式作者“有時以一個人代表一個學派(像管仲之於《管子》)、有時以一個人代表集體創作(像施耐庵之於《水滸傳》)，都不可拘泥就是;作者明確的;書名盡量采用作者死後的總集名目(像收入章炳麟的《國故論衡》，但目錄上卻用《章氏叢書》等是);但是生前有總集性質的書名，雖然包羅不全，我也盡量把以後的出版品來個總歸戶，歸到這個書名下(像康有為《萬木草堂叢書》等是)。

　　〔注九〕因為要在五英尺長的書裡收入兩百種古書的槽華，所以有的能全書收入、有的只能收入部分，古書這麽多，有的自難免有迫珠之憾。但是不論怎麽收，都以“精華“為準。 一個人的作品或一部書的內容，如果涉及的項目多元的時候，盡量就多元中最有特色的部分，做為分類依據，但是雖然分類從嚴，但是選入卻從寬，因為古書的性質本來就很含混，若從嚴選人，必將造成不必要的損失。

　　〔注十〕古書的處理，由於現代印刷術的進步，在規格上，又不得不注意配合時代要求，線裝薄面也好、綢函絲訂也罷，早已都是落伍的玩藝。都不應該再予以考慮。在國際標準的圖書館中，甚至平袋書都在不受庋藏之列，我們怎麽能再抱殘守缺，開時代倒車?所以無須采用舊式裝訂的方法，自無疑義。

　　〔注十一〕在《中國歷史演義全集》中，我配上圖片，並且把每張圖片加上活潑的說明，很受歡迎。這套《中國名著精華全集》也同樣處理。圖片中有的得來之不易，非細心而識貨的中國人，就很難看出來。以配圖中徐謂(文長)《青天歌卷》的首尾為例，《青天歌卷》在一九六六年江蘇吳縣東角直地方曹澄墓中出土。紙本，縱三一·六公分，長二○三六公分，共七十四行。卷首有“許寶善印“、“竪竪(下為石，不會打)子“收藏章。卷後蓋有“天池山人“、“青藤道上“章。這種十多年前才從墳裡挖出來的文獻，都被我用到了，這種“絕活“，總該令人絕倒吧?

　　後記

　　這套《中國名著精華全集》的內容，林明德(輔仁大學中文系教授)、詹宏志、李傳理(遠流出版公司的兩位乾將)提供我不少的好意見，我要特別謝謝他們。

　　一九八三年六月十八日，李敖補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