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５

　　冉森離開巴黎前夕，我中午來攝影室整理手提箱裡的照片。他突然出走，沒有任何預兆。他曾對我說七月底前他不會離開。幾天前，我把練習簿和索引的副本交給了他。他先是猶豫不決，不知道要不要拿：

　　“您認為我現在非常需要這些東西？”

　　然後他翻了翻索引。他仔細看了其中一頁，有時大聲說出一個人的名字，彷彿想要回憶起叫這個名字的人的臉。

　　“今天這樣夠了……”

　　他猛地把索引合上。

　　“您出色地完成了謄寫人的工作……我祝賀您……”

　　這最後一天，他走進攝影室，意外地看到我在整理照片，他又對我表示祝賀：

　　“一位元真正的檔案管理員……博物館應該聘用您……”

　　我們到街區的一家餐館去吃午飯。他帶著他的祿來福來相機。吃完飯，我們沿著拉斯帕伊大道走，他在布瓦索納德街街角的旅館前停下腳步，旅館孤零零地聳立在美國中心的外牆和樹木旁邊。

　　他一直後退到人行道邊上，對這家旅館的正面拍了好幾張照片。

　　“我到巴黎後曾住在這裡……”

　　他對我說，他到巴黎的那天晚上病倒了，在房間裡待了十幾天。他當時由一個奧地利難民照料，此人名叫滕嫩特大夫，跟妻子一起住在旅館。

　　“我當時給他拍了張照片……”

　　我當天晚上進行了核實。我已按時間先後在清泉牌紅色練習簿上給所有照片編目，這張照片在目錄的開頭列出：

　　1.滕嫩特大夫及其妻子。盧森堡公園。一九三八年四月。

　　“但我還沒有這家旅館的照片……您可以把它加在您的目錄裡……”

　　他請我陪他在右岸走走，他要在那裡找“某個東西”。他起先想在拉斯帕伊站乘地鐵，但看了地圖之後得知，乘到巴黎歌劇院要多次換車，他就決定乘計程車去那兒。

　　冉森請司機把車停在義大利人大道的和平咖啡館旁邊，他指了指咖啡館的露天座對我說：

　　“您在那兒等我……不會等很長時間……”

　　他朝奧貝爾街走去。我沿著大道走走。自從我父親每星期天下午帶我去和平咖啡館之後，我再沒有去過那家咖啡館。出於好奇，我就去看看，我們在那些星期天稱體重的自動秤，不知是否還放在大旅館門前。是的，磅秤還在原處。於是，我不禁站在上面，把一個硬幣塞到投幣口裡，等待粉紅色小卡片掉落下來。

　　我有一種奇特的感覺，我獨自坐在和平咖啡館露天座上，那些顧客都擠在一張張餐桌周圍。是因為六月的太陽、來往車輛的嘈雜聲、樹木的葉子——樹葉的綠色和店鋪正面的黑色形成鮮明的對照——以及我聽到的鄰座外國顧客的聲音？我感到自己也是迷失在一座陌生城市的旅客。我盯著粉紅色小卡片看，彷彿它是最後一個能使我確定身份的物證，但這卡片使我更加感到不自在。它使我想起我一生中一個遙遠的時代，我很難把那個時代跟現在聯繫起來。我最終在想，我是否小時候跟父親一起來過這裡。我漸漸麻木、遺忘，就像那天我被小型卡車撞倒後失去知覺如同睡著那樣，當時有人用棉花球在我臉上塗了乙醚。再過一會兒，我甚至不知道自己是什麼人，我周圍的那些外國人中無人能告訴我。我試圖從麻木中恢復過來，眼睛盯著粉紅色小卡片看，上面印著我的體重：七十六公斤。

　　有人拍了拍我的肩膀。我抬頭觀看，但陽光耀眼。

　　“您臉色蒼白……”

　　我看到冉森像中國皮影戲的人物。他在餐桌旁跟我面對面坐了下來。

　　“是因為天氣熱。”我模糊不清地說。“我剛才覺得不舒服……”

　　他給我要了一杯牛奶，給自己要了一杯威士卡。

　　“喝吧。”他對我說。“喝了會好的……”

　　我慢慢地喝冰鎮牛奶。確實，我周圍的世界逐漸恢復其原貌和色彩，彷彿我在調節望遠鏡，看到的景象就越來越清晰。冉森在對面關切地看著我。

　　“別擔心，老弟……我也常常會有掉入黑洞的感覺……”

　　＊＊＊

　　一陣微風吹拂著樹葉，樹蔭在我們腳下有清涼的感覺，冉森和我沿著林蔭大道走著。我們走到協和廣場，走進香榭麗舍大街旁的花園。冉森用他的祿來福來相機拍了幾張照片，但我幾乎沒有發現。他悄悄地朝齊腰的相機取景框看了一眼。但我知道，他每張照片都拍得恰如其分。有一天，我對他這種裝出的瀟灑感到驚訝，他就對我說，必須“不聲不響地抓住事物，否則它們就會溜掉”。

　　我們在一張長凳上坐下，他一面說話，一面不時站起來，在一隻狗、一個孩子走過或一道陽光出現時按下按鈕。他把雙腿伸直後交叉在一起，耷拉著腦袋，彷彿昏昏欲睡。

　　我問他在拍什麼。

　　“我的鞋。”

　　我們從馬蒂尼翁大街走到聖奧諾雷區。他把瑪格南攝影通訊社所在的那幢樓指給我看，他提出我們可以在隔壁的咖啡館裡喝一杯，他以前常跟羅伯特·卡帕去那家咖啡館。

　　我們坐在裡面的一張餐桌旁，他又給我要了一杯牛奶，給他自己要了一杯威士卡。

　　“我是在這家咖啡館裡認識科萊特的。”他突然對我說。

　　我很想問他一些問題，跟他談論她的幾張照片，我已在紅色練習簿上為這些照片編目：

　　科萊特，多瑙河村十二號。

　　撐陽傘的科萊特

　　科萊特。龐普洛納海灘。

　　科萊特。瀑布街的樓梯。

　　我最終說：

　　“很遺憾，我沒能在當時認識你們……”

　　他對我微微一笑：

　　“但您當時還在吃奶瓶呢……”

　　他指了指我拿在手裡的牛奶杯。

　　“您等一下……別動……”

　　他把祿來福來相機放在桌上，按下按鈕。現在這張照片就在我旁邊，在他那天下午拍的所有照片中間。我抬起的手臂和握著杯子的手指在背光中顯現出來，可看到後面有咖啡館開著的門、人行道和沐浴在夏日陽光中的街道，在我的記憶中，我母親和我曾在科萊特·洛朗的陪伴下走在相同的陽光中。

　　＊＊＊

　　晚飯後，我陪他回到攝影室。我們兜了很大一個圈子。他對我說的話比平時要多，並首次對我確切地提出事關我未來的問題。他對我當時的生活條件感到擔憂。他回憶起他在我這個歲數時在巴黎過著不穩定的生活。遇到羅伯特·卡帕使他得救了，否則的話，他也許沒有勇氣從事他的職業。另外，是卡帕把從事這種職業的方法教給他的。

　　已過了半夜十二點，我們還坐在邁內大街的一張長凳上交談。一隻指示犬[1]獨自在人行道上走著，走得很快，它走到我們跟前用鼻子嗅著。它沒戴頸圈。它似乎認識冉森。它跟著我們一直走到弗魯瓦德沃街，先是離得很遠，後來又走到近前，在我們旁邊走著。我們走到攝影室門口，冉森在各個口袋裡尋找，但沒有找到鑰匙。他顯得疲憊不堪。我覺得他當時喝得太多。我給他開了門，用的是他交給我的備用鑰匙。

　　他在門口跟我握了手，並用莊重的口吻對我說：

　　“謝謝您為我做的一切。”

　　他用有點模糊的目光盯著我看。他關上了門，我沒來得及對他說，那只狗已跟著他溜進了攝影室。

　　＊＊＊

　　第二天，我在將近十一點時打電話到攝影室，但沒人接。我發出冉森和我約定的信號：在鈴響三次後掛上電話，然後再次撥號。我決定去那裡把整理照片的工作了結掉。

　　跟平時一樣，我用備用鑰匙打開門。那三隻手提箱消失了，消失的還有掛在牆上的科萊特·洛朗的照片以及冉森和羅伯特·卡帕的照片。在低矮的桌子上，有一捲待沖洗的膠捲。我在那天下午拿到德朗布林街的商店去沖洗。幾天後我去那家商店，看到在交給我的紙袋裡放有我們在巴黎散步時冉森拍的所有照片。

　　我清楚地知道，從此之後，不必再等他了。

　　我在中二樓的壁櫥裡尋找，但裡面什麼也沒有，沒有一件衣服，也沒有一隻鞋子。床上的被單和被子已被拿走，床墊上空無一物。煙灰缸裡沒有一個煙蒂。不再有酒杯和威士忌酒瓶。我活像一個警探，在搜查一個長期受到追查的嫌疑犯的攝影室，我心裡在想，搜查毫無用處，因為沒有任何證據證明此人曾住在這裡，連一個指紋也沒有。

　　我坐在長沙發上，一直等到五點鐘，同時在查看紅色練習簿和索引。看來冉森已帶走練習簿和索引的副本。也許妮科爾會來按門鈴，我必須對她說，從此之後，我們等待冉森只會白等一場，一位考古學家在以後的幾個世紀裡，會看到我們倆坐在長沙發上變成了木乃伊。弗魯瓦德沃街將會是考古發掘的地方。在蒙帕納斯公墓的角上，將會發現默劇演員吉爾變成了塑像，還會聽到他心臟的跳動。而放在他身後的磁帶答錄機，將會放出他用金屬般清脆的聲音錄下的一首詩：

　　魔鬼和奇蹟

　　陣風和潮汐[2]……

　　我突然想到一個問題：昨晚一直跟著我們並在冉森沒有察覺的情況下溜進攝影室的指示犬後來怎樣了？他是否把狗帶走了？今天我想到這個問題，心裡在想，那只狗是否是他養的。

　　＊＊＊

　　我後來回到過攝影室，是在傍晚時分。陽光的最後一個光斑仍滯留在長沙發上。四壁之間熱得透不過氣來。我把門上的玻璃窗稍稍打開。我聽到樹葉的颯颯聲和街上行人的腳步聲。我感到驚訝的是，來往車輛的嘈雜聲在唐費爾-羅什羅廣場那邊已經消失，彷彿冉森留下的人去屋空的感覺如同同心圓的波浪一樣向外擴散，彷彿巴黎漸漸人跡稀少了。

　　我心裡在想，他為什麼沒有把他要走的事告訴我。但有幾個跡象清楚地暗示他即將離開：他拍攝了拉斯帕伊大道那家旅館的照片，他散步一直走到聖奧諾雷區，是要指給我看瑪格南攝影通訊社以前所在的大樓，以及他常跟羅伯特·卡帕和科萊特·洛朗一起去光顧的那家咖啡館。是的，他在我的陪伴下對他年輕時的聖地進行最後一次朝聖。在攝影室裡面，暗房的門半開著。冉森給我女友和我洗照片的那天下午，黑暗中亮著紅色小燈。他戴著橡皮手套站在水槽前。他把一張張底片遞給我。我們回到攝影室時，陽光照得我晃眼。

　　我沒有怨恨他。我甚至對他十分理解……我記住了他的一些行事方式和我熟悉的一些性格特點。他曾對我說：“別擔心，老弟……我也常常會有掉入黑洞的感覺……”我無法預測未來，但從這時起過了三十年，在我活到冉森的年齡之後，我就不會再接聽電話，而會像他那樣，帶著一隻像幽靈般的狗，在六月的一天晚上離去。

　　［註釋］

　　[1]一種狗的品種。

　　[2]這是雅克·普雷維爾的詩《流沙》的前兩行，收入《白話詩集》（1946）。這首詩曾由法國作曲家莫里斯·蒂裡耶譜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