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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比特的岳父岳母，亨利·湯普遜夫婦，將他們在貝林區的老房子租出去，舉家遷至哈村旅棧，一家漂亮的出租公寓。這裡住滿了一些寡婦。大半是紅絨布傢具，時常聽到冰水瓶罐的咔咔響聲。他們在那兒顯得寂寞，每隔兩星期的星期天晚上巴比特一家得來同他們共進晚餐，吃些烤雞、生澀的芹菜和玉蜀黍冰淇淋，而後有禮貌地、拘謹地坐在旅棧的休憩廳內，一位年輕的女小提琴手總在那兒演奏著從德國到百老匯各地的樂曲。

　　不久，巴比特自己的母親從卡特巴來此消磨三個星期。

　　她是個慈祥的女人，卻十分不可理喻。她祝禱公然反叛習俗的威珞娜要成為一個「美好而忠貞的家庭淑女，不要學一些時下一般女孩的那這鬼念頭」；而且，當泰德出於對於機械和搞壞再修護的熱愛，而把離合器灌上潤滑油時，她喝彩說泰德是「多麼熟巧地做著家務雜活，幫他爸爸搞東搞西的，從不想出外和女孩亂搞，拿自己看做是一個入社會的好小子」。

　　巴比特敬愛他的母親，有時他確是喜歡她，然則他常被她那基督徒的耐心惹煩了，而且當她描述一位名叫「你的父親」的十足神話式的英雄時，他又覺得自己被貶得如一堆爛泥巴了。

　　「你一定不會記得了，喬其，那時你是多麼小的傢伙——我的小傢伙，我可記得你那時候的模樣，金褐色的捲髮和花邊的衣領，你一直是多麼漂亮的小孩，瘦弱又多病的樣子。而且你多麼喜愛一些小巧的玩意，好比那雙小毛線鞋上的紅纓線等等的——你父親常帶我們上教堂，而有個男人擋住我們，喚說：‘少校，’——許多鄰居習慣喚你父親‘少校’；當然啦，他在戰爭期間只是個大兵，可是每個人都曉得那是因為他長官的嫉妒，他應該是一位高階軍官，他天生有發號施令的才能，所以，很少人能——而，這個人跨到路中來，舉起他的手，停下了四輪馬車，‘少校，’他說，‘有一大群人在這兒，決定支持史堪那上校競選議員？我們要你加入我們。用你在店裡的那種作風去會會人們，你能幫我們個大忙。’

　　「喔，你的父親只是直瞪著他，說，‘我決不做這類事。我不喜歡他的政治主張，’他就這麼說。喔，那個人——史密斯上尉，人家習慣這麼喚他，可是只有天才曉得他到底有什麼事跡功勛，有權被喚作‘上尉’或任何其他這種頭銜——這個史密斯上尉說，‘如果你不支持你的朋友的話，我們可要給你好看，少校。’喔，你曉得，你父親的為人，再說這個史密斯也曉得的；他曉得你父親可是一位真正的男人，而且他曉得你父親對政治情勢從A到z知道個一清二楚，而他應該看得出這是一個不能哄騙得了的人，可是他一再地暗示，一再地花言巧語，直到你父親大聲對他說，‘史密斯上尉，’他就這麼說，‘我在這地頭一向是有個好名聲的人，這個人只管他自己的事，從不管別人的事！’說著他就駕車離開了，把那傢伙愣站在路中，像個碰了釘子的大笨蛋一樣！」

　　當她透露他孩童時期的趣事時，巴比特最懊惱了。他那時候，似乎，喜歡吮麥芽糖；老在「他的捲髮上繫個最可愛的小粉紅蝴蝶結」，而且愛將自己的名字訛唸作「咕咕」。他聽見（雖不是當眾聽見）泰德如此訓誡妲卡，「快過來，小毛頭；快把那可愛的粉紅蝴蝶結繫到你的捲髮上，再下去吃早餐，否則咕咕會把你罵死。」

　　巴比特的同父異母的兄弟，馬丁，帶著他妻子和最小的小孩，來此玩兩天。馬丁飼養了一群牛，還經營一家尚不錯的雜貨店。他頗以自己是一位生而自由獨立的北方美國佬頑固的後裔為榮，他也以自己誠實、憨厚、粗魯而暴躁的個性為傲。他喜愛的口頭禪是「你為那東西花了多少錢？」他視威珞娜的藏書、巴比特的白金鉛筆和桌上的鮮花是都市的奢侈浪費品，而且直說了出來。若非看在他那笨拙的妻子和小孩的份上，巴比特可會當面和他爭吵起來。巴比特常譏嘲那個小孩，指戳著他笑說：

　　「我看這孩子是個白痴，錯不了的，先生，我看這小孩是個白痴。他是個白痴囉，錯不了的，先生，他是個白痴，白痴就是他囉，他是個白痴，這孩子是個白痴，他除了是個老白痴啥也不是，那就是他——一個白痴！」

　　始終。威珞娜和史谷特繼續著他們那種長時以來的認識論層次上的探討；泰德則是一個頗不名譽的忤逆分子；而妲卡，十一歲了，要求她每週可以去看三次電影，「像所有女孩一般」。

　　巴比特惱了，「我厭惡這一切；得馱著上下三代人的包袱。該死的一群人都仰賴我。負擔老母一半的生活費，得聽那亨利·T的，聽蜜拉的嘮叨埋怨，必得對馬丁客氣，為了幫助孩子們得請這些愛鬧彆扭的老頭來。他們所有人都仰靠我一個，還要挑我毛病，而且沒有一個該死的傢伙懂得感激的；沒有安慰，沒有信賴，沒有任何人幫我忙。還得這麼繼續下去——老天哪，還要多久呢？」

　　二月間他病了，他倒高興；他樂於瞧他們那般驚恐的模樣，怕會失去他，這塊磐石。

　　他吃了一個有問題的蛤蚶。兩天來，他感到乏軟無力，受到人家的關愛和尊重。他可以這麼咆哮，「噢，走開別來擾我！」而無人敢回口。他躺在睡廊，凝盯著冬陽沿著潔淨的窗簾挪移著，布幔由土紅色轉成淡紅。暗黑的拉長陰影，宛若一絲漣漪般映顯在帆布床上。他沉醉在這種曲線暗影中，直到光線消盡，他方才嘆了口氣。他意識到生命的存在，從而湧上了一絲悲哀。他意識到，若無伯吉樂·楊齊在他面前，替他的臉飾上一種無可救藥的樂觀主義，他願意半承認他意識到他的生活方式是難以置信的機械化了。機械化的生意——急速拋售出濫建的屋厝。機械化的宗教——一座枯燥，僵硬的教堂，隔絕開街上真實的人生，了無人性的尊嚴，恰似一座高頂禮帽。機械化了的高爾夫球、餐宴、牌局和交誼。除了保羅·李爾斯林外，機械化的友誼——拍拍背，開開玩笑，從不敢嘗試一下沉默的考驗。

　　在床上，他變得煩躁不安了。

　　他看到這些年來，燦亮的多日，所有漫長甜蜜的下午，如同那些美妙地徜徉在夏季河岸草地上的時光，都在如此虛飾的生活中平白消失了。他想及，在電話中討論租賃，對討厭的傢伙甜言蜜語，生意上的拜訪，在骯髒的接待室中等候——帽子置在膝上，朝綴著蠅糞污斑的日曆打哈欠，還得對辦公室的小工友客客氣氣的。

　　「我真不想再回去工作囉，」他祈求著，「我喜歡——我自己也不曉得。」

　　然則，隔天，他回去工作了，忙碌著，脾氣還是如往常一般古古怪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