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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聖母院》第14章
第三章

  一、聖母院

  自不待言,巴黎聖母院至今仍不失為巍峨壯美的建築。然而,儘管她年事已高而風韻不減,但是目睹時光和人公然藐視奠定第一塊基石的查理大帝(即法王查理曼一世(742-814),771年至814年為法蘭克國王。),藐視放上最後一塊石材的菲利浦·奧古斯都(即法王菲利浦二世(1165-1223),1180年至1223年在位。),同時肆意毀損和肢解這座古老的豐碑,我們怎能不痛心疾首,義憤填膺。

  在我國教堂的年邁王后的臉上,每一條皺紋都伴隨一道傷痕。「時光貪婪,人更貪婪(引自奧維德的《變形記》,直譯應為:「時間啃噬,人噬尤烈。」)。」這句拉丁文,我想譯為:「時光盲目,人則愚昧」。

  我們若是有閒暇,同讀者一道拜謁這座古老教堂,一一察視她所受創傷的種種痕跡,就不難發現時間的破壞還算小的,最惡劣的是人為破壞,尤其是藝術家的破壞。我不能不稱其為「藝術家」,因為近二百年來,那些人取得了建築藝術家的稱號。

  這裡只能舉幾個最突出的例子,當然首先要談談聖母院的門臉兒,建築史上再也沒有比這更為絢麗的篇章了。從正面望去,只見三座並排的尖頂拱門,上面有一層鋸齒狀雕花飛簷,一溜兒排著二十八尊列王塑像的神龕,飛簷上居中是花欞的巨型圓窗,左右護擁著兩扇側窗,好像祭師身邊的兩名助手:執事和副執事;再往上看,便是那亭亭玉立的修長的三葉形拱廊,那一根根纖細的圓柱支撐著沉重的平臺,還有那赫然矗立,帶有青石瓦披簷的兩座黑沉沉的鐘樓。縱觀整個門臉兒,雄偉的五個層次,上下重疊,在恢宏的整體中佈局和諧,一齊展現在眼前,又絲毫不給人以紊亂之感,甚至那難以計數的細部,諸如雕塑、浮雕、鏤刻,無不強有力地凝聚在寧靜而偉大的整體上。可以說,這是石頭譜成的波瀾壯闊的交響樂,是一個人和一個民族的碩大無朋的作品,整個兒既渾然一體,又繁複龐雜,如同她的姊妹《伊利亞特》和羅曼采羅(《伊利亞特》是荷馬的傑作;羅曼采羅是西班牙民間謠曲的總稱,繼承了史詩傳統,最早出現在十四世紀晚期。);這也是一個時代所有力量凝結的神奇產物,每一塊石頭都千姿百態,鮮明地顯示由藝術天才所統攝的工匠的奇思異想;一言以蔽之,這是人的創造,偉壯而豐贍,賽似神的創造,似乎竊來神的創造的雙重特質:繁豐和永恆。

  我們對這座建築門面的描述,同樣適用於整座教堂;我們對巴黎這座大教堂的描述,也同樣適用於中世紀基督教的所有教堂。一切都容涵在這源於自身、邏輯嚴謹而又比例勻稱的藝術之中。量一量足趾,也就等於量了巨人的全身。

  扯回話題,還是談聖母院的正面,如今我們去虔誠地瞻仰這座莊嚴雄偉的大教堂;所見的正面仍然是這個樣子。這座大教堂令人敬畏,正如她的編年史家所稱:龐然大物,見者無不震悚(原文為拉丁文。)。

  如今我們見到的這個門面,已經少了三件重要東西。首先是以往將其抬離地面的十一級臺階;其次是三座拱門上的神龕裡的雕像,這是下層一排;上層還有一排,即法國更久遠的二十八尊國王雕像,陳列在二樓的走廊上,從希德貝爾(希德貝爾一世(495-558):511年至558年為巴黎王。)起始,直到手執「皇杖」的菲利浦·奧古斯都(菲利浦·奧古斯都手執的「皇杖」呈球狀,上有十字架,象徵基督教統治世界。他在位時擴大並美化了巴黎,建了一道新城牆,許多街道鋪了石頭。不過,1163年主持巴黎聖母院祝聖儀式的,則是教皇亞歷山大三世。)。

  石階,是時間令其消失的,這是一個不可抗拒的緩慢進展過程,老城的地表升高了。時間推動巴黎地表這片上漲的潮水,逐一吞沒了使這座建築顯得更雄偉高大的十一級臺階。然而對於這座大教堂,時間給予的恐怕要多於它所取走的;因為文物年資愈古愈美,正是時間給這座教堂表面染上數百年沉滯的黝暗色澤。

  然而,是誰拆除了那兩排雕像?是誰留下空空的神龕?是誰在中央拱門的正中,新鑿製了一個不倫不類的尖拱?又是誰這麼膽大妄為,就在畢斯科奈特的阿拉伯式雕花旁邊,安裝了路易十五式雕刻圖案的討厭而笨重的木頭門框?那是人,是建築師、當代的藝術家。

  再者,我們若是走進教堂看看,又是誰推倒了聖克里斯多夫的巨像?那可是天下雕像中的佼佼者,正如天下大廳莫過於司法宮大堂,天下鐘樓莫過於斯特拉斯堡的尖塔一樣。在前後殿堂的各個圓柱之間,曾經布列無數的雕像:有跪下的、站立的、騎馬的;有男人,有女人;有兒童、國王、主教、騎衛;有石頭雕的,大理石雕的;還有金的、銀的、銅的,甚至蠟做的。那麼多雕像,是誰粗暴地一掃而光?不是時間。

  拆掉粲然置滿聖骨盒和聖物盒的古老哥德式祭壇,代之以雕有天使頭像和雲彩的笨重大理石棺槨,就像從聖恩谷修道院或榮軍院取來的零星樣品,究竟是誰幹的呢?在埃爾岡杜斯的加洛林王朝石板地中,愚蠢地嵌入這塊年代不同的笨重石頭,又究竟是誰幹的呢?難道不是繼承路易十三遺願的路易十四嗎(路易十三於1638年正式把王國獻給聖母,因而作者稱路易十四繼承其遺願。)?

  我們的先人曾激賞那「色彩斑斕」的彩繪玻璃,踟躕於大拱門圓花窗和圓後殿的尖拱窗之間,是誰用冷冰冰的白玻璃取代了那些彩繪玻璃呢?我們的野蠻的大主教們,將主教堂塗抹上黃灰泥而以為美,假如十六世紀的一個唱詩童子看到這種情景,他會怎麼說呢?他會想起來,這正是劊子手粉刷「死牢」的顏色;他還會想起來,由於軍隊統帥叛國,小波旁宮也塗了這種顏色;索瓦爾說:「那黃顏料畢竟品質很高,名不虛傳,百餘年後也沒有褪色。」那唱詩童子會以為聖殿變成污穢的場所,趕緊逃避而去。

  我們如不停步察看形形色色無數的野蠻痕跡,一直登上大教堂的頂層,就會發出疑問:那座可愛的小鐘樓如今安在?當初它挺立在兩翼的交叉點上,樣子既娟秀又奔放,不亞於附近的聖小教堂的尖塔(也已毀掉),比兩翼的鐘樓更為挺拔,刺向天空,顯得那麼修長、尖削,也顯得那麼高朗、鮮明。詎料,一位鑒賞力極高的建築師,於1787年腰斬了那座小鐘樓,並且用一大塊鍋蓋似的鉛皮膏藥貼上去,以為就能掩蓋住傷疤了。

  中世紀藝術的遭遇,在各國大抵如此,在法國尤甚。看它的廢墟,能辨識出三種破壞,都不同程度地深深損害了這種藝術:一是時間,它在不知不覺中,隨處弄出豁口裂縫,剝蝕這種藝術的表面;二是政治和宗教革命,它們從本質上說是盲目而狂暴的,兇猛地衝擊中世紀藝術,撕破它那飾滿雕塑和鏤刻的豐豔的裝束,打碎它那花欞彩繪圓窗,摧毀它那花案浮雕像的裝飾項鍊,還因為討厭教士帽或王冠,就把雕像掃蕩出去;三是時髦,式樣越出越怪誕,越愚蠢,從「文藝復興」的雜亂無章、崇尚華麗的各種流弊開始,陳陳相因,勢必導致建築藝術的沒落。時髦風尚比革命具有更大的破壞性,總是閹割要害部分,打擊建築藝術的骨架,不斷地切削,砍鑿,拆卸,從形式到象徵,從內在邏輯到外觀美,整個兒宰殺這座大廈。況且時尚多變,往往推倒重來,其跋扈程度,是時間和革命所望塵莫及的。崇尚時髦者厚顏無恥,假冒「高雅情趣」,在哥德藝術已創的傷口上,又添加流行一時的庸俗小點綴,諸如大理石花邊、金屬飾物、種種卵形、旋渦形、螺旋形裝飾,種種帷幔、花環、流蘇、石雕火焰、銅製雲彩、肥胖的小愛神、滾圓的小天使,斑斑駁駁,無一不是麻風的痂疤,起初在卡特琳·德·梅迪契(卡特琳·德·梅迪契(1519-1589):法國王后,為國王亨利二世之妻。)的小祈禱室中剝蝕藝術,兩個世紀之後,又在杜巴里夫人(若望娜·貝居·杜巴里伯爵夫人(1743-1793):路易十五的情婦,大革命時被絞死。)的小客廳中大肆折磨和醜化,終至使這種藝術殞滅了。

  綜上所述,哥德建築藝術遭受三方面的摧殘。浮表的皺紋和贅疣,那是時間的作用;侵害、挫傷、折斷,那是從路德(馬丁·路德(1483-1546):德國宗教改革家。)到米拉博(奧諾雷·加布裡埃·米拉博(1749-1791):法國政治家,在法國大革命初期起過重要作用。)的革命粗暴的踐踏;肢解、截肢、斷肢再「復位」,那是教授們效仿維特魯威(馬庫斯·維特魯威·波利奧:西元前一世紀羅馬建築師。)和維尼奧拉(巴羅齊奧·達·維尼奧拉(1507-1573):義大利著名建築師。),恢復希臘式、羅馬式和蠻族式的工程。這一輝煌的藝術,由汪達爾人(汪達爾人,古日爾曼族的一支,於西元五、六世紀侵入南歐和北非,對哥德藝術有重大貢獻。)創建出來,卻被學院派給扼殺了。時間和革命的破壞,至少光明正大,不失為公正。繼之而來的學院派建築師都是經過特許,宣誓就職的,他們蜂擁撲向這種藝術,但是趣味低下,不辨妍媸,把路易十五時期菊苣飾紋當作巴特農神的最大光輪,取代哥德式的花邊飾帶,不啻對垂死的雄獅猛踢一驢蹄子,又好比老橡樹,枝葉本已凋零,更哪堪害蟲滋生,被啃齧蛀食,咬得體無完膚。

  撫今追昔,感慨萬千。遙想當年,羅貝爾·色納利曾盛讚巴黎聖母院,比之為以弗所的著名的狄安娜神廟(狄安娜神廟:通稱阿耳忒彌斯神廟,位於小亞細亞以弗所城,是世界七大奇觀之一,建於西元前550年。以弗所人埃羅斯特拉托斯為了永世留名,於西元前356年放火燒毀神廟。重建後,西元262年哥德人入侵時又被毀,後來重建。),並認為這座高盧大教堂,「無論從長度、寬度、高度和結構上看,都要勝過一籌」(《高盧史》第二卷第三篇,130對開本第一頁。雨果原注。)!那座神廟,古代異教徒曾強烈要求收回,而埃羅斯特拉托斯也因它而遺臭萬年。

  不過,巴黎聖母院絕不是一個完備的、定型並能歸類的建築。它不再是羅曼式(「羅曼」泛指被羅馬帝國征服的西歐各民族。在建築藝術上,羅曼風格興盛期為西元五世紀到七世紀,是羅馬式和西歐各地建築風格融合而成。後為十二世紀興起的哥德式所取代。)教堂,但還不是哥德式教堂。這座建築不是個典型。巴黎聖母院不同於圖爾尼修道院教堂(圖爾尼:位於索恩——盧瓦爾省,是勃艮第羅曼藝術的發祥地,是國際研究羅曼藝術的中心。著名的古教堂重建於六世紀。)。那座古教堂幅寬墩實而厚重,拱頂渾圓而開闊,就像所有採用半圓拱腹的建築那樣,冷冰冰而毫無裝飾,樸實無華而又十分莊嚴。聖母院也不同於布日大教堂:布日大教堂是尖拱穹窿的產物,既華麗又輕靈,既多姿又豐茂,既繁衍又花繁。同樣,也不可能把聖母院歸入古老教堂的家族:那些教堂黝暗、神秘、低矮,彷彿被半圓拱腹壓垮了,除了拱頂之外,幾乎完全是埃及風格的,象形文字式的,完全用於祭祀,無不具有象徵;裝飾上,菱形鋸齒形多於花卉圖案,花卉圖案多於動物圖形,而動物圖形又多於人像;那些教堂,與其說是建築師的設計,不如說是主教的作品;那是建築藝術的最早變異,處處打著宗教和軍國主義的烙印,顯示從「後帝國」(「後帝國」:是歷史學家加米爾·勒博使用的一個詞,指拜占庭帝國(西元四世紀至十五世紀)。今專指西羅馬帝國後期和東羅馬帝國初期(284年至565年)。)到征服者紀堯姆(征服者紀堯姆(1027-1087):原為法國諾曼第公爵,於1066年擊敗英國國王哈樂德二世,遂成為英國國王,故稱征服者。)那個時期的特點。我們的聖母院也不能納入另一類教堂的家族:那類教堂高逸、空靈,裝飾大量的彩繪玻璃和雕塑,整個建築形體尖峭,姿態放縱,從政治角度看,象徵村社和市民,作為文藝作品,則顯得自由、隨意而奔放;那是建築藝術的第二次變異,始於十字軍歸來,到路易十一時期為止,那不再是象形文字式的,也不再是固定不變並僅僅用於祭祀,而是藝術型、進步的,為民眾所喜愛的建築了。巴黎聖母院既不屬於第一類純種羅馬式教堂,也不屬於第二類純種阿拉伯式教堂。

  她是轉型時期的一種建築。當初開始建造大殿時,薩克遜建築師剛剛豎起第一批柱子,十字軍帶回來的尖拱式樣,就以征服者的姿態出現,登上原本只用來支撐半圓拱腹的羅曼式寬大斗拱。尖拱一躍而為主宰,構成這座大教堂的其餘部位。不過,這種式樣畢竟還嫩了點,初登寶座,難免有些膽怯,有時放開手腳,有時又收斂拘謹,只是後來才大有作為,在許許多多出色的大教堂上化為利箭長矛,直刺天空,而眼下在聖母院,還未得施展,大概是受到身邊粗壯的羅曼式圓柱的影響吧。

  儘管如此,從羅曼式到哥德式過渡的這類建築,同純粹的式樣一樣珍貴,一樣值得研究。沒有這類建築,它們所表現的藝術格調就會失傳。這種格調就是在半圓拱腹上嫁接尖拱式樣。

  巴黎聖母院正是這種變異的一個彌足珍貴的樣品。這座令人景仰的豐碑,每一側面、每塊石頭,都不僅是我國歷史的一頁,而且是科學和藝術史的一頁。我們這裡不妨只舉出主要幾點來談:例如,小紅門造型之精美,幾乎達到十五世紀哥德建築藝術的頂點,而大殿的圓柱,以其粗壯和凝重,又把我們帶回到牧場聖日爾曼修道院的加洛林時代。小紅門和大殿圓柱之間,恐怕相距有六百年。就連煉金術士也能從那種大拱門的象徵中,滿意地找到煉金術的要點,而屠宰場聖雅各教堂則是煉金術最完善的象形符號。再如,羅曼式修道院、點金術教堂、哥德建築藝術、薩克遜建築藝術、令人回溯格列高利七世(格列高利七世:1073年至1085年任羅馬教皇。)時代的粗壯圓柱、尼古拉·弗拉麥勒先行於馬丁·路德的那種煉金術象徵、教皇一統精神、教派分立傾向、牧場聖日爾曼修道院、屠宰場聖雅各教堂,凡此種種,無不結合,雜混,融會在聖母院的建築中了。這一中樞教堂,母體教堂,在巴黎所有古老教堂中,是集萬形於一身的神奇之體:頭顱、四肢、腰身,都分屬不同的教堂;從所有教堂都取來一點東西。

  我們重複一遍,對這種混合型的建築,藝術家、文物學家和歷史學家仍有濃厚的興趣。這種建構使人們感到,建築藝術是多麼原始的東西,它像巨人時代(指古希臘傳說的庫克羅普斯人,邁錫尼時期的古城牆據說是他們所築。)的遺跡,像埃及金字塔和印度高大的佛塔那樣,表明建築藝術最偉大的作品,主要不是個人的創造,而是社會的創造,主要不是天才人物的靈感,而是民眾勞動的成果。最偉大的建築,是民族留下的財富,是世世代代的積澱,是人類社會不斷昇華的結晶,總而言之,這是相疊的生成層。時間的每一浪潮都覆上一片衝積,每一種族都為大廈增添自己的一層,每個人都奉獻一磚一石。這是海狸所為,蜜蜂所為,也是人類所為。巴別塔,建築藝術的偉大象徵,就是一座蜂房。

  偉大的建築,如同高山一樣,是多少世紀的產物。藝術發生變化,而建築物往往處於停滯狀態:中斷的工程停而待建(原文為拉丁文。);建築隨著變化的藝術平靜地繼續。新藝術碰到建築物,就會抓住不放,鑽進去,消化吸收,再隨心所欲地發展它,並且儘量把它塑造成型。整個過程遵循平穩的自然法則,既無騷動,又不費力,不待引起反應就完成了。這是一種意外的嫁接,是一種迴圈流通的汁液,是一株復活再生的植物。同一建築物的不同高度相繼焊接多種藝術,這種材料足夠寫幾部巨著,足夠寫人類通史。在這些沒有標出作者姓名的龐然大物上,人類、藝術家、個人都消泯了,其中只凝聚著人的智慧。時間是建築師,人民是泥瓦匠。

  這裡只談歐洲基督教的建築藝術,這位東方偉大營造藝術的小妹妹,看來它像一個巨大的生成層,明顯地分成三個相互重疊的帶:羅曼帶(根據地域、氣候和種族不同,又稱為倫巴第帶、薩克遜帶、拜占庭帶。這是四種並列的姊妹藝術,各有特色,但本源相同,即半圓拱腹。

  「不是同樣的臉面,但本質相差又不太遠。」——雨果原注(這兩句原文為拉丁文引自奧維德的《變形記》)。)、哥德帶、文藝復興帶(或稱希臘——羅馬帶)。羅曼帶最古老最幽深,由半圓拱腹所佔據,又被希臘柱舉到現代高層,在文藝復興帶再現。尖拱式樣則介乎兩者之間。僅僅屬於三帶中任何一帶的建築物,全都一目了然,都是統一而完整的。例如瑞米耶日修道院、蘭斯大教堂、奧爾良聖十字教堂。不過,這三帶的邊緣往往交錯雜混,就像太陽光譜的顏色那樣。從而出現複合式建築,出現有了差異的過渡性建築。其中有一座建築物,羅曼足,哥德身,希臘羅馬頭,只因建造的時間長達六百年。這種變異可謂曠世罕見。埃唐普城堡主塔就是一個樣品。不過,兩帶璧合的建築更為常見,例如巴黎聖母院,雖為尖拱建築,但是卻因為早期的圓柱而深深紮於羅曼帶中;同樣,聖德尼拱門和牧場聖日爾曼教堂的大殿,也都屬於這一帶。再如,博舍維爾教務會的美麗大廳,是半哥德式的,羅曼層一直抵達半個腰身。還有盧昂大教堂,如果那中央尖塔的頂尖沒有刺入文藝復興帶(尖塔這部分是木質結構,於1823年被天火燒毀。雨果原注。),它就純粹是哥德式的了。

  固然,所有這些差別,所有這些歧異,還僅僅涉及建築物的表面。變換表皮的乃是藝術,而基督教教堂的結構本身卻沒有受到衝擊。內部始終是同樣的骨架,各部分始終是同樣邏輯的佈局。一座大教堂,不管外表如何雕飾,下面總能看到長方形的羅馬式大殿,至少也是處於萌芽和初創的狀態。這種大殿遵循同一法則,永世在地面上發展,並始終分成兩個殿堂,交叉而為十字形,拱頂為半圓形的部分便是唱詩堂;殿內列隊遊行、小禮拜堂的排列,以及走動的場所,總設在大殿的兩廂,但隔著廊柱與主殿相通。在這個大前提下,小禮拜堂、門拱、鐘樓和尖塔的數量,隨著時代、民族、藝術的暢想而千變萬化。崇拜儀式的功用一旦得以保障,建築藝術就可以任意發揮。無論雕塑、彩繪玻璃、花欞圓窗、藤蔓紋飾、齒狀花邊、斗拱,還是浮雕,建築藝術都會發揮奇思異想,按照自認為合適的對數加以排列組合。因此,這些建築內裡井然有序,整齊劃一,外觀卻變化多端。樹幹總是一成不變,枝葉卻紛繁而姿態萬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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