賀清源把自己的工作手冊帶回來時，封面已經脫線。
那不是正式病歷，而是他在多點處置期間隨身記錄的值班時間、風險判斷與待補事項。每一頁都有不同醫療點的章，字跡從最初的工整逐漸變得潦草；越接近雨夜後第三天，頁邊越多「先處置、後補登」的紅字。
他沒有把手冊交給葉龍浩，先請謝庭蘭逐頁掃描封存。涉及病人姓名的地方照舊遮蔽，屬於他的簽名、判斷與更改則全部保留。
「我參與了第一版風險條件。」賀清源說，「也在市立醫院與體育館兩處親自執行。後來的追蹤表是我和另外兩名醫師共同制定。其他站點怎麼做，我不能替他們確認；但凡是有我署名的部分，不必替我淡化責任。」
他承認當時團隊把立即存活放在長期身份完整之前。有人已連續數十小時不睡，有人醒來便衝回危樓，也有人在家屬面前反覆重演溺水動作；醫療人員面對的是當場可能死亡的人，於是把「先讓他離開那個畫面」視為足夠理由。
但他也承認，危急不能自動把所有程序變成正確。部分本人仍能表達的病人被家屬意見蓋過，提示範圍常以事件種類概括，沒有像徐一諾那樣逐項排除重要記憶；追蹤中發現身份連結變淡後，團隊仍擔心停止方案會讓更多人自傷，沒有立即全面喊停。
「哪些是你現在認為做錯的？」葉龍浩問。
賀清源沒有只說標準不同。「我們把症狀下降當成處置範圍正確的證明，把家屬鬆一口氣當成病人願意承擔代價。還有，我們知道有人開始說不出自己失去了什麼，卻把那件事記成追蹤困難，而不是傷害本身。」
手冊中有三次方案修訂。第一次擴大提示範圍，理由是原有症狀仍反覆出現；第二次延長觀察，理由是部分病人無法重建事件順序。到了第三次，賀清源在頁邊寫下「停止以完整敘述作為恢復標準」，卻沒有讓所有站點立即停用舊表格。
「我那時已經知道評估方式有問題。」他說，「但我以為改表、加追蹤就足夠，沒有要求把先前接受處置的人全部找回來重新告知風險。這不是資料遺失替我做的決定，是我做的。」
謝庭蘭問：「你怕全面通知會讓他們重新惡化？」
「怕，也怕承認我們不知道自己改變了多少東西。」賀清源說，「前一個理由是臨床判斷，後一個不是。」
葉龍浩指向十七歲無名男性的卡片。「那我呢？」
工作手冊裡有一頁屬於市立醫院轉送區。賀清源找到時間相近的兩行：一名十七歲男性在死亡宣告後重新出現呼吸與脈搏，需立即排除低體溫、藥物與紀錄錯置；另有一名年齡相近的女性同行者，拒絕離開轉送區，反覆要求醫療人員核對男方姓名。兩行之間畫著箭頭，旁邊只寫「一同轉往後續評估」。
「我記得那個病例，因為死亡宣告與生命徵象對不上。」賀清源說，「我不記得你的臉，也不知道生命徵象為什麼回來。等我接觸你時，它已經出現，這本手冊也不能證明任何記憶干預使你復生。」
他轉向林曦雨。「至於同行的人，我知道紀錄上有她，但我不記得她是誰，也不敢只憑兩行字說那就是妳。」
林曦雨看著被水漬切斷的箭頭，神情沒有改變。「這句我很熟。」
房間裡沒有人立刻接話。她說得太平靜，反而讓那句話像一段使用過太多次的自我介紹：別人不記得她、資料留不住她、關係總要重新建立。葉龍浩沒有承諾自己永遠不會成為下一個忘記的人。他伸手握住她的手腕，確認掌下仍有溫度與脈搏。
「今天我在。」他說。
林曦雨低頭看了一眼，沒有抽開。「那今天先看完。」
他們繼續翻手冊。賀清源沒有因承認錯誤便突然記起一切，也沒有掌握復生機制。手冊能證明他看過兩個人、做過哪些醫療判斷，以及哪些界線在當年沒有被守住；它不能替缺失的關係造出完整答案。
最後幾頁是災後追蹤。症狀評估逐週下降，睡眠與自傷風險也逐漸改善；同一批紀錄旁卻開始出現奇怪註記：家屬無法重述事件、原轉診理由與病人敘述不再相符、未接受干預者也出現相似空白。
賀清源翻到封底前最後一頁。頁面中央只有一行被紅筆圈了兩次的字。
處置結束後，遺忘仍在自行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