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子謙把四十一名接受干預者畫成紅點，再把十二年前的城市追蹤資料疊上去。
第一張圖只有七處醫療與避難點。第二張圖卻從舊城區一路擴到北側住宅區，連雨夜未進水、也沒有設置醫療站的地方都出現記憶斷裂。兩張圖的範圍差得太遠，無論怎麼調整統計條件，都無法重疊成同一件事。
市府在災後半年曾委託一份「居民生活恢復調查」。公開報告只談睡眠、通勤與住屋滿意度，原始問卷裡卻多出三題沒有放進成果摘要的問題：是否記得雨夜發生重大事故、是否知道附近工程為何提前，以及是否曾接受災後醫療或心理處置。
一千一百二十六名受訪者中，多數仍記得那年下過很大的雨；但能清楚說出道路抬高、學校撤離規則與醫院增床原因的人不到一成。更重要的是，出現因果空白的人裡，絕大多數從未進入0717-A名冊，也沒有任何災後急診或心理處置紀錄。
「這份問卷不能證明每個人都沒接受過其他治療。」謝庭蘭先指出限制，「匿名資料可能漏接，自費或外地就醫也不一定進系統。」
「就算把所有漏接都往最高估，還是不夠。」梁子謙把誤差範圍標在圖側，「要讓醫療干預直接造成這個分布，至少得漏掉幾百人，而且他們還要剛好散在沒有醫療點的區域。現有紀錄不支持。」
姚采庭把紅點圖推到賀清源面前。「你們做過的事是真的，也可能造成不可逆的遺失。但不能因為終於找到一個有簽名的人，就把全城的空白都算到他頭上。」
賀清源沒有因這句話得到安慰。「不足以解釋全部，不代表不曾推動後面的事。」
謝庭蘭同意。早期干預可能先讓最靠近災難的人失去敘述能力，家屬再因為害怕症狀復發而避免追問；當第一批見證者不再談，學校、媒體與機構便更容易採用較安全的說法。責任要依每一次選擇追查，機制卻不能只靠一個人的責任解釋。
眾人重新整理半年資料，關聯開始呈現時間差。雨夜後兩週，記憶空白主要集中在傷患、救援者與家屬；一個月後，學校通知單將「災後撤離演練」改成「雨季安全教育」，社區會議也不再寫事故名稱，只談修繕與安置。三個月後，沒有到過現場的居民開始記得工程，卻說不出工程為何突然必要。
開放回答裡有一名市場攤商寫得最清楚。他記得連續五天煮了兩百人份的粥，記得體育館缺乾毛巾，也記得有人半夜來借瓦斯爐；但在「服務對象」一欄，他只寫「參加活動的市民」。同一頁前面勾選的答案卻是自己從未參加市府活動，也未接受任何災後照護。行動留下完整順序，服務的人和原因卻已從句子裡退出。
梁子謙把這份回答與醫療名冊比對。攤商不在任何處置或轉診紀錄裡，住處也未淹水，卻和接受干預者出現相同的因果空白。這不是一例就能證明的機制，卻足以推翻「只有被醫療處理過的人才會忘」的假設。
沒有人接到一份要求全城噤聲的命令。家屬說「先不要刺激他」，教師說「孩子已經很害怕了」，公務員把難以核實的原因改成通用項目，記者則將無法拼合的事件各自刊出。每一個選擇都能理解，甚至可能在當下保護了某個人；但當因果一次次被省略，遺忘便不再只停在接受處置者的大腦裡。
「人為干預是一個起點。」葉龍浩看著兩張差距懸殊的圖，「可真正擴出去的，是大家後來不再把那些事連在一起。」
林曦雨說：「還不只是不說。有人明明想查，資料也會替他找到別的解釋。」
她翻出第十三棟不存在的地址、簡秋岳沒有身份的救援結果，以及那張把臨時病床稱作活動延期的照片。當名字與原因脫落後，現實並沒有留下明顯破洞，而是用仍然合法、仍然可讀的內容把空位補平。這種修補不像有人在後面改檔，反而像所有系統都本能地拒絕一個沒有足夠關聯支撐的答案。
梁子謙在原始問卷最後找到一張未納入統計的開放回答表。題目問「近半年城市最大的改變是什麼」，居民寫下道路變高、地下通道封閉、醫院擴床、三個社區搬遷；下一題問「上述改變因何發生」，答案卻大量停在「安全考量」「例行更新」或空白。
多數人仍記得那年下過大雨。
卻沒有人能回答，城市為什麼在半年內大規模改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