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文珊第一次見到林曦雨，是在市立文獻館地下一樓。
她四十多歲，說話不快，手邊每一疊資料都夾著來源標籤。趙文達介紹她研究城市變遷，參與過地方誌編纂，也長期替舊街區建立口述紀錄；她等他說完，先把桌上的錄音設備推到一旁。
「如果你們要我證明一場大家夢見的災難，找錯人了。」羅文珊說，「記憶會變，訪談也會受問題影響。夢更不能直接當史料。」
「我們要查的是資料怎麼互相支持。」葉龍浩把搬遷時間線放在她面前，「夢裡出現的細節只拿來找方向。找不到現實證據，就留在未知。」
羅文珊第一次正眼看他。她沒有因此接受整套推論，卻願意查看八百多戶的篩選方式。梁子謙逐欄說明排除條件時，她接連問了資料取得日期、欄位定義與缺漏比例，最後把其中兩批來源圈起來，要求回到未整理過的原表。
她又要求所有線索標明層級：事情發生當時留下的原件、後來轉述原件的資料、當事人現在的回憶，以及尚未找到外部支持的夢中細節。四類內容可以互相指路，卻不能混成一句「大家都這樣記得」。若原件和後來文章衝突，先查各自如何形成，不能只選較符合假設的一份。
林曦雨遞給她一張影本。「這兩批的原始格式不同，不能直接拿同一個欄位比。」
羅文珊接過去，只簡短說了謝謝。她對林曦雨沒有失禮，也沒有多問身分；那份禮貌像一道精確的距離，只承認眼前有人提供資料，不承認任何尚未能被保存的關係。
下午，羅文珊帶他們進入地方誌庫房。她早在多年前便注意到，二〇一四年以後關於南區改建的文章異常整齊。論文有註腳，市府報告列參考書目，報紙專欄也會引述研究者，看起來每句話都有根據。
「麻煩在於，註腳有時只證明另一個人也這樣寫過。」她抽出三本書，攤成一排，「要知道一個說法從哪裡來，得沿著引用一層一層往前找。這叫查來源鏈。正常情況下，最後應該碰到會議紀錄、當事文件或同時期報導。」
她指著第一本地方誌。它引用一篇都市研究論文；論文引用市府改建專刊；專刊又引用另一位學者寫的地方史。梁子謙翻到地方史的參考資料，發現它引用回第一本地方誌的早期試印稿。
三份資料繞成一圈，每一個註腳格式都正確，圈裡卻沒有最早的證據。
更早的報紙資料庫也出現相同問題。一篇周年專題引述學者，學者受訪時依據地方誌，地方誌編者又把那篇周年專題當作「社會已有共識」的補充來源。每個人都做了看似合理的查證，說法卻只在後來的資料之間來回移動。
「我以為是編纂疏失。」羅文珊說，「後來查了其他街區，同一段時間都有類似情況。說法不是憑空冒出來的，可是你越往前追，它越沒有第一句。」
傍晚離館前，她與眾人約好隔日上午再看未公開的編輯底稿。第二天，葉龍浩、林曦雨先到閱覽室，羅文珊抱著資料進門，向葉龍浩點頭後，轉身問林曦雨：「請問妳是館方人員嗎？」
空氣停了一瞬。
葉龍浩沒有替林曦雨回答。林曦雨只重新說出名字，提醒她昨天曾一起查過資料。羅文珊先道歉，再查看自己的筆記；頁面上有「林曦雨指出原始欄位差異」，座位表也清楚標著她的位置。
「我可能太累了。」羅文珊說。她把名字抄到資料夾封面，語氣仍然平穩。
中午休息後，林曦雨把一疊底稿送回桌邊。羅文珊抬頭，再一次露出面對陌生人的客氣神情。這回她沒問出口，視線已先落到資料夾封面，又轉向昨天的座位表。
她慢慢站起來。「我第二次忘記妳了。」
林曦雨沒有安慰她。「對。」
羅文珊看著桌上自己留下的字。那一刻，林曦雨不再只是研究裡一個奇特案例；她是剛替自己找過資料、會在被忘記後再次走進房間的人。羅文珊把椅子拉開，第一次直接問她是否願意繼續留在現場。
「願意。」林曦雨說，「但不要因為怕忘記我，就降低證據標準。」
「不會。」羅文珊將一冊厚重的地方誌放到眾人中間，「恰好相反。」
她在自己的工作簿首頁寫下林曦雨的名字、職責與今天兩次見面的時間，並請林曦雨確認內容。不是把一個人簡化成提醒紙條，而是承認自己的記憶可能失效，關係需要由雙方留下的紀錄共同支撐。
那是她十二年前參與編纂的南區地方誌。她翻到都市更新章，找到一段由自己改過的文字：居民因改建計畫陸續遷出，空出的街廓才得以重新規劃。
接著，她把當年的計畫核准頁推到葉龍浩面前。
「這個都市更新計畫，」羅文珊說，「是在居民搬走之後才被批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