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百二十七戶。
梁子謙把最後一層資料疊上去時，螢幕上的南區像忽然褪了一片色。那些從體育館、地下通道與舊醫院周邊搬走的家庭散在九個月裡，沒有集中在某一天，也沒有沿著同一條行政命令離開；只有一個又一個地址先停止用電，再更改戶籍、終止租約，或在幾個月後完成房屋交易。
單看任何一戶，都只是搬家。
「八百二十七是交集，不是結論。」梁子謙把篩選條件投到牆上，「四類資料至少有三類在相近時間發生變動，才先列進來。有人只是把戶籍遷去學區，有店面停電但住家沒搬，也有人賣屋後繼續承租，這些我都排除了。」
趙文達翻著市府回覆。那段期間沒有強制撤離令，沒有整區徵收，也沒有同一家公司大批收購。每筆解約、交易與遷籍都有合法文件，承辦理由也各不相同：家庭因素、工作調動、租期屆滿、就學需求。
搬離的時間也不像一場公開撤離。最早一批人在雨夜後十天內終止用電，第三個月人數最高，之後緩慢下降，到第九個月才回到鄰近街區的正常水準。若只截取其中任何一個月，都可以解釋成租屋淡旺季或學期更換；九個月連起來，才看得出同一片街區像被無聲地抽空。
「如果當年真有人把他們送進安置區，」陳柏青說，「他們離開以後，總該有一份統一安排。」
「或者沒有。」林曦雨站在窗邊，看著地圖上密集的空點，「生活只要接得回去，每一家都能長出自己的理由。」
葉龍浩聽懂她沒有說出口的那一層。身分紀錄能重新成立，家人能相信另一套過去，甚至一張用了多年的餐桌都能讓人覺得一切本來如此。後來的日子越完整，最早那個不合理的選擇便越像從未存在。
謝庭蘭把訪談名單闔上。「所以問題不能從『你是不是因為災難搬家』開始。只要先把我們的假設塞進去，受訪者後面想起什麼，都很難知道是原本的，還是被問題帶出來的。」
眾人重新設計訪談。第一輪只問搬家日期、決定過程與當時留下的文件；第二輪才核對工作、就學、醫療與租售時間。夢境、安置區與雨夜一概不提，除非對方先主動說出，而且仍須有別的資料支持。每次訪談由一人提問、一人記錄，事後再由沒到現場的人檢查問題是否暗示答案。
梁子謙另從相鄰、卻不在救援線範圍內的街區抽出二十戶，用完全相同的問題訪談。若「搬家理由晚於搬家」在普通家庭裡也同樣常見，就不能把它當成南區異常。受訪名單先用編號遮住地址，連負責整理逐字稿的人也不知道哪一戶屬於哪一組。
「這樣會慢很多。」趙文達說。
「但我們已經知道答案太容易長進問題裡。」葉龍浩把編號表封進資料夾，「慢一點，至少不會再替他們補一個理由。」
林曦雨看完題目，在「為什麼搬家」旁加了一句：「最早是誰先提出的？」
葉龍浩問：「差別在哪裡？」
「人很容易用現在知道的理由回答。」她把筆還給他，「問最早的那一刻，比較可能看見中間少了什麼。」
第一戶願意受訪的家庭姓周。周啟民和妻子現在住在城北，女兒已離家工作；客廳收拾得很整齊，茶几下卻壓著一只磨損的紙箱，上面仍寫著十二年前的南區地址。
葉龍浩沒有看那只紙箱太久，只依順序問：「你們記得是哪一個月決定搬家嗎？」
「暑假前吧。」周啟民看向妻子，「為了小芸念書。原來那邊學校不合適，我們想趁升國中換學區。」
周太太點頭，很快補出看房、簽約與整理家具的細節。她記得新家的牆要重新粉刷，也記得女兒第一晚嫌窗外太亮。夫妻兩人的說法沒有互相矛盾，連當年的租賃契約都還收在資料夾裡。
「是誰先提議搬？」林曦雨問。
兩人同時停了一下。
周啟民笑著指向妻子，周太太卻也抬手指他。那個短暫的錯位很快被笑聲帶過，他們最後同意是一起決定，因為父母本來就會替孩子打算。
夫妻記得的細節從簽約之後才開始清楚。房仲是誰、搬家公司遲到多久、新家哪面牆有霉斑，他們都能互相補充；問到看房以前是否討論過學區，兩人卻只記得「應該談過」。舊手機帳單、聯絡簿與家庭行事曆也找不到一次預約看校或詢問轉學的紀錄。
訪談結束前，周太太從紙箱找出舊校服，說女兒轉學後只穿過幾次。葉龍浩沒有當場糾正；回到辦公室，梁子謙才依授權調出校籍異動，與租約、用電啟用日排在同一條時間線上。
周家在三月十八日簽下新租約，三月二十三日離開南區。女兒原校的出席紀錄一直延續到七月，轉學申請則在八月初才提出。
所謂為了孩子上學的搬家，比孩子轉學早了四個多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