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通電話由宋芷寧親自撥出。她把號碼按下去後，沒有立刻把手機貼到耳邊，先看了看謝庭蘭替她寫好的開場白。
謝庭蘭坐在旁邊，提醒她不要一開始便說「我們找到您過世家人的名字」。名單可能錯，家屬也可能從未知道那個人被列為死亡；聯絡的第一步只是確認對方是否願意接收一份與二〇一四年安置區有關的舊資料。
有人聽見年份便掛斷，有人要求永遠不要再打。也有人沉默很久，只問：「你們終於找到那一晚了嗎？」每一種回答都被分開記錄，拒絕不會在幾天後換一名聯絡人重試，同意收件也不等於同意公開姓名。
第一週結束，名單中已有四十三人能由至少兩類獨立痕跡確認曾出現在安置或轉送路徑；其中三十七人的家屬仍可聯繫。宋芷寧原以為最難的是讓人相信資料，真正困難的卻是有人相信後，立刻被十二年前沒有完成的恐懼拖回去。
有一名父親在電話裡答應得很快，隔天又來信撤回。他不是否認女兒存在，而是不願仍在求學的孫女第一次知道母親還有一位死去的姊姊，是從公開活動或新聞標題裡知道。宋芷寧把他的狀態從同意改回未決，沒有保留前一次答覆當作可以使用的授權。
一名母親願意在家中見面。她把兒子的照片全收進櫃子，只保留一只修過兩次的舊飯碗；對外，她多年來都說自己從未生過兒子。羅文珊先以學籍、住址與救援車次確認身分，才提到名單旁邊寫著的舊綽號。
那位母親聽見「阿岑」兩個字，手裡的杯子立刻撞上桌面。她沒有恢復完整記憶，只開始反覆問門是不是鎖好了，接著認不出自己客廳，堅持有人要把兒子帶回積水的地下層。
「不要再說那個名字。」她抓住女兒的手腕，「我不要他被公開，我不要任何人來問我。」
宋芷寧原本想回答，死者不該因活人害怕便再次被抹掉。話還沒出口，她看見女人連呼吸都找不到節奏，只能在賀清源引導下確認今天的日期、桌上的舊飯碗與身旁女兒。那不是一句立場能跨過去的代價。
等母親重新認得房間，宋芷寧把帶來的影本收回資料夾。「不會公開。妳今天答應見面，也可以改變決定。」
回程車上，她很久沒有說話。她一直看著窗外倒退的店家招牌，直到一個紅燈把車停住，才把手從膝蓋上移開。
「妳不是放棄他。」林曦雨坐在她旁邊，「只是沒有用他的名字把另一個人困回那一晚。」
「可她死了以後，還有誰能替他答應？」
「我不知道。」林曦雨看著車窗上的倒影，「但被記得不該只剩下一種方式。至少她說不要的時候，我們得先聽見。」
宋芷寧因此修改聯絡規則。每個姓名必須先完成資料核對；家屬可只收資料、不參與活動，也可決定公開全名、只讀姓氏或完全不公開；任何人在活動前改變決定，都不需要說明理由。沒有找到家屬的名字暫不代為同意，錯字與重複也不為了增加人數而保留。
接下來的答覆仍不整齊。一名姊姊願意讀出弟弟全名，因為家中至今保留他每年量身高的牆；另一個家庭只同意把名字交給研究者，不願讓年幼孩子在網路上看見。有人哭著說謝謝，有人認為宋芷寧在挖開已經結痂的傷，兩種反應都不能替另一方失效。
也有一位老人只提出一個條件：不准把兒子的照片放到網路。他願意親自在現場念名字，卻不願那張臉離開家族手中，被陌生人剪接成另一種故事。杜安琪答應活動不直播、不開放一般媒體，報導只說明做法與結果，不把參與者的悲傷當成證明事件規模的畫面。
杜安琪也不再把「願意公開」直接等同更勇敢。她只報導聯絡原則與核對進度，不寫拒絕家庭的數量，更不以匿名細節暗示誰選擇沉默。賀清源則承諾活動當天不接觸任何未同意者，並讓每位參與者保有中止權。
宋芷寧沒有變成相信遺忘的人。她仍認為死者不應只因活人無法承受便退出歷史；但她第一次承認，替死者說話若完全不看活人正在受傷，也可能成為另一種奪取。
兩週後，最後一份回覆送達。共有二十八個家庭願意參與，在舊體育館裡讀出經過核對的失落者姓名。宋芷寧把同意名單收進透明資料夾，沒有把數字當成勝利。
原始名單仍有一大片沒有被移入：有些姓名殘缺，有些找不到身分，有些能確認曾經存在，家屬欄卻從一開始便是空白。簡秋岳也留在其中，三個圓圈像三次沒有人回答的呼喊。
宋芷寧看著那些無法取得同意、也沒有任何親屬可以代問的名字。她把透明資料夾闔上，又重新打開，像希望裡面會多出一個可用的答案。
「那他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