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月二十八日，早上八點四十三分。

遠望財經的辦公室剛從三天假期裡醒過來。

值班組留下的咖啡杯堆在茶水間，首頁編輯正對著假期累積的產業消息嘆氣，調查組兩名記者則為一份少了附件編號的跨境公司年報，從影印機旁一路爭到座位。

走進辦公區時，爭論正好停在最沒有意義的一句。

「可是它去年就是這樣寫。」

我脫下大衣，放到椅背。

「去年寫錯，不會讓今年變對。」

兩個人同時安靜。

其中一個默默抱走年報，另一個跟在後面，小聲說：「我就說不要等周主編來。」

我聽見了，但沒有理會。

向來不認為下屬怕我是需要改善的問題。只要那點害怕能讓他們多查一次日期、少把一個推測寫成事實，就算有用。

八點四十七分，顧思晴從電梯裡快步走出來。

她一手抱著電腦，另一手拎著早餐。徐曼寧跟在旁邊，手裡拿著兩杯咖啡，嘴上正在追問林硯昨晚究竟為什麼只回她一個句號。

「因為妳前面傳了十七則訊息，他可能不知道該回哪一則。」顧思晴說。

「那也可以每一則都回。」

「十七個句號？」

「至少態度很完整。」

兩個人走到座位前，才看見我。

徐曼寧立刻收聲。

顧思晴則低頭看了一眼時間。

「我沒有遲到。」

「我也沒有問。」

「可是你看時間了。」

「我在看妳能不能在九點以前吃完早餐。」

她順著我的視線，看向手裡還沒拆封的三明治。

「可以。」

我沒有接話。

她停了兩秒，自動補上：「真的可以。」

「八點五十五以前，把上星期的訪談逐字稿寄給我。」

「你不是說星期一給你就好？」

「今天是星期一。」

她被堵得沒話，只能把電腦放下，先拆開三明治咬了一口，才開始登入信箱。

徐曼寧把其中一杯咖啡放到顧思晴桌上，看了看三明治，又看向我。

「周主編，你這樣算是在關心她，還是在催稿？」

「不衝突。」

徐曼寧看了我兩秒。

「......好像也是。」

「如果妳有空研究這個，就先把前一天少寫的圖片來源補齊。」

她當場閉嘴。

大概在徐曼寧眼裡，這就算關心了。

但對我來說，也沒什麼特別。

稿照退，證據照補，吃飯也照管。

他們會漏附件編號、把快訊寫成專題，也會在截稿前十分鐘才承認第二來源還沒回覆；可當一個人不想說時，他們便什麼也不問，只若無其事地替他留下一杯咖啡，再回到各自的座位。

我不會把辦公室稱作家。

同事就是同事。

然而我很清楚，自己信任他們。

對我而言，這已經足夠重要。

「以謙。」

鄭明遠把一疊資料放到我桌上。

「守望的年末追蹤，十一點一起看。」

「你們產業組的稿，為什麼要我一起看？」

「跨境資金那段是你們調查組追的。」

「所以你是來通知，不是來詢問。」

「聽懂了就好。」

他端著已經冷掉的咖啡轉身。我翻開資料，看見其中幾處熟悉的標記，知道是顧思晴整理的。

鄭明遠之於我，從來不像老師，也不像父兄。

我們認識太久，久到「鄭主編」與「老鄭」只取決於旁邊有沒有下屬；也久到他把一份資料放到我桌上時，不必問便知道他要我看哪一段。

他讓我明白的事情，確實不少。

其中最重要的一件，是主編不能只坐在最後一道關卡裡挑錯。

記者往前走時，主編要知道哪裡可以追、哪裡必須停；所有人都急著問新聞能不能刊時，主編還得先確認，站在最前面的人能不能安全回來。

鄭明遠嘴上最常說的是「自己負責」。

真正出事時，他卻永遠先把名字簽在最上面。

我後來帶人，多少有一部分像他。

只是退稿比他更狠，解釋比他更少。

他對此的評價是：「優點沒學全，壞脾氣倒是自己長得很好。」

我沒有反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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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早就記得顧思晴的名字。

早到她甚至還不認識我。

她進遠望不到三個月時，寫過一篇八百多字的生技公司董監改選新聞。沒有獨家，沒有首頁，也不是任何人會在編務會議上特地提起的題目。

她卻為了一筆持股數字打了六通電話。

編輯原本認為只是公開資訊觀測站的欄位錯置，直接改掉便能出稿。她不肯，堅持先向公司確認，最後才查出問題出在質押申報日期。

那篇新聞最下面只多了兩句說明。

我是在內部更正紀錄裡看見的。

翻完紀錄，只在檔案旁留下一行「已核對更正依據」，便關掉頁面。

卻記住了顧思晴三個字。

那時只是對一名記者的印象。

願意為不顯眼的數字多打六通電話，至少代表她知道，篇幅短不等於事實可以少查一次。

至於她是什麼樣的人，我並不知道。

和她真正說上話，是結束三個月的境外調查、回到遠望那天。

鄭明遠在會議上介紹完我，又讓她說明《守望》專題。她站在桌子另一端，將採訪結果與自己的價值判斷分得很清楚。

我問曜川是否接受。

她看著我，回答得毫不客氣。

「這是報導，不需要以他是否喜歡作為刊登標準。」

會議室安靜了一瞬。

「我問的是，他有沒有施壓。」

她頓了一下，才回答沒有。

回編輯部以前，確實聽過幾句關於她和陸澤的傳聞。辦公室裡有人說兩人私交不錯，也有人說曜川對她的採訪格外配合。但傳聞不能拿來證明她在意誰，更不能用來判斷她的報導。

第一次共事，能確定的只有一件事——面對一個她熟識的企業負責人，她仍然知道哪些是採訪結果、哪些是價值判斷，也沒有因為對方是否喜歡，就改變刊登標準。

會議結束後，我將那篇一年前的舊稿交給她，邀她旁聽調查組的消息源訪談。

「這算邀請，還是考核？」她問。

「兩者都是。」

她笑了一下。

「很直接。」

那時我對她確實只有欣賞。

她隸屬財經產業組，但我認為，她的產業線經驗或許能用在那條跨境資金調查上；至於她能不能跟下去，仍得看訪談現場。

星期一上午，她主動寄信接受邀請。

第一次消息源訪談，她坐在我身旁，最開始幾乎沒有開口。

她沒有搶著證明自己，也沒有因為消息源說出一段足夠精彩的故事，便把對方的推測當成事實。

訪談結束後，她先指出消息源兩次提到的日期不一致。

她說：「他不一定在說謊。」

然後把記憶錯置與刻意誤導分成兩種可能。

顧思晴能理解對方為什麼記不清楚，卻沒有因此替他補出一個比較合理的日期。

她看得見別人的為難，也看得見證據停在哪裡。

所以我讓她加入後續調查。

不是因為她需要誰帶著走。

恰恰相反。

是因為她有自己走進去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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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變化發生得很慢。

慢到起初都沒有發現。

九月七日，遠望正式向曜川提出查證。

我要求顧思晴替每一筆資料建立第二來源，重新確認日期、資金與合作名單，將公開資料與實際執行內容分開比對，並留存每一次正式查證與編輯會議紀錄。

我退她的資料比退別人更狠。

她和陸澤的關係太容易被外界拿來做文章。如果有一天有人指控她挾私調查，靠一句「我相信她」沒有用。她需要的是一套讓任何人重新走過，都無法推翻的程序。

那時，我以為自己只是惜才。

九月十一日，和她一起走進曜川。

她看見陸澤與沈芷嫣時停了很短的一瞬，平靜地道了恭喜，接著便打開資料，要求確認基金會提供的三份文件。

她的語氣沒有變。

只有右手拇指在資料夾邊緣停了一下。

我看見了，只是默默放在心裡。

她卡住時，我接過一句；她重新找回節奏後，我便把主導權還給她。

那場會議結束，我記住她疲倦時會把同一頁翻兩次。

之後又陸續記住，她不舒服時說話反而更完整；胃痛也照樣喝咖啡；查資料一入神，午餐可以原封不動地放到下午一點。

這些都能解釋成主管對合作記者工作狀態的掌握。

我也確實這樣解釋了一陣子。

直到某天下午，我替她的訪談提綱補上頁碼，抬頭時正好對上鄭明遠的視線。

他只看了一眼。

沒有笑，也沒有問。

卻讓我第一次意識到，補頁碼原本不是非得由我親自做的事。

我沒有向他解釋。

一個人若需要特地證明自己沒有動心，通常便已經不是完全沒有。

後來回想，也找不到一個準確的開始。

不是她哪一次笑，也不是哪一場會議。

只是在某個時刻發現，自己記得的已經不只是哪項資料缺少第二來源，還包括她的一些習慣與小動作。

那些都不是完成調查必須知道的事。

所以我明白了。

我比任何人都清楚位置的重量。

顧思晴不直屬於我，但跨組支援期間，我參與她的分工與工作評估。「主編」兩個字，已經足以讓一句普通關心變成壓力，讓一頓飯像必須回應的邀請，也讓她在拒絕以前先考慮會不會影響工作。

所以我沒有說。

合作機構來電指控她查證越界時，我只告訴對方：「顧思晴所有查證都在調查組授權範圍內。有問題，直接找我。」

我把施壓訊息建檔，將對外聯絡人改成自己，再要求她補齊接觸紀錄。

這些都是主管該做的事。

不需要讓她知道，在那通電話以前，我已經看了三次她桌上沒有動過的午餐；也不需要她因為被保護，便把感激錯認成別的東西。

喜歡是我自己的事。

不該成為她的工作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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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二十日，我第一次知道，理智停下來時，原來沒有預告。

那天早上，顧思晴燒到三十八點一度，仍堅持去見那名願意出面的前專案經理。

她父親親自送她到商務中心，我看見她的第一眼便想改期。

她攔住我。

「這個人如果今天不談，未必還會有下一次。你知道。」

我當然知道。

所以把訪談壓到四十五分鐘，改由自己主問，只讓她做紀錄；中途看見她喝水時吞嚥困難，又停下來讓她休息。

把能做的都做了。

仍然沒有攔住她在備份錄音後站起來，臉色忽然白下去。

「顧思晴！」

她膝彎一軟。

我跨過兩張椅子接住她。

隔著外套，懷裡的溫度燙得驚人。她像還想證明自己站得住，手指在我袖口上收了一下，下一秒便徹底失去力氣。

她沒有失去意識很久。

也許只有幾秒。

可那幾秒裡，腦中沒有消息源，沒有葉啟衡，也沒有訪談中斷後該由誰接手。

只知道自己叫了她的名字。

一次。

又一次。

她沒有回答。

「叫救護車。」

我抬起頭時，聲音仍然清楚。

但只有自己知道，那份清楚底下什麼都沒有。

直到急診觀察床上的人重新睜開眼，我繃了一路的手才真正鬆開。

她還敢問我：「你嚇到了？」

「妳在我面前突然沒有反應，妳覺得呢？」

話一出口，就知道太多了。

那不是主編會給的答案。

至少，不只是。

我喜歡的從來不是她病倒時的脆弱，也不是她需要誰接住。

我喜歡的是那個為八百字新聞打六通電話的新人，是明明難受仍不肯少問一個問題的記者；是會逞強、會頂嘴、會把午餐放冷，也會在消息源最狼狽時替對方留下一點尊嚴的顧思晴。

她倒下的幾秒，只是把一直壓在公事底下的情緒，逼到了再也無法歸檔的位置。

幾天後，她把手機關掉，在所有人的訊息裡消失了兩個多小時。

我只打了一通電話。

知道她想安靜，也知道關心有時會變成另一種包圍。

可她重新回到辦公室時，仍沒有守住最後那點距離。

「妳可以不回任何人。」

我看著她。

「但至少讓我知道妳沒有出事。」

讓我知道。

不是讓主編知道。

話已經說到這裡，再收回去只會顯得可笑。

她看了我很久，答應下次會留訊息。

但我知道她聽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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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二十六日，下午的調查會議結束後，她留了下來。

「周主編，我想跟你談五分鐘。」

我手上的動作停了一下。

「工作？」

「不是。」

我將會議室的門留了一道縫。

不是刻意疏遠她。

只是到了最後，仍不希望這場談話成為她必須獨自承擔的祕密。

她說，她一直很信任我，不只是在工作上。

所以她不想在看懂以後，繼續假裝沒有看見。

她很感謝，也真的很依賴我這個上司。

可是她能給我的，大概只有這些。

我沉默了很久，最後只問：「妳確定？」

她點頭。

「不是因為陸澤現在回頭找我。」

「就算沒有他，我現在也沒有辦法用你希望的方式看你。」

那個答案很完整。

完整到我連替自己保留一句「只是晚了一點」都做不到。

我沒有輸給陸澤，也不是哪裡做得不夠好。

信任與愛情本來就不是同一件事。

她願意將重要的工作判斷交給我，願意在有風險時第一個走進我的辦公室，也願意讓我看見她最狼狽的樣子。

只是那份靠近不會走向我。

我垂下眼，將桌上的筆放正。

「知道了。」

她似乎沒想到會這麼簡單。

「就這樣？」

「不然呢？」

我重新看向她。

「妳已經拒絕了，我還需要妳提交書面說明？」

她怔了一下，唇角很輕地彎了彎。

我告訴她，工作不會受影響。

她的調查資格來自程序、能力與編務決定，跟我喜不喜歡她沒有關係。我也會處理好自己的部分，她不必替我負責。

她離開後，那張被我指腹壓住的紙角留下了一道淺痕。

我壓了兩次，才勉強將它撫平。

五分鐘後，調查組所有人進來開會。

照常分工，照常指出不能直接證明的部分，也照常把下一輪書面問題的期限定清楚。

那天晚上回到家，將大衣掛好，在沒有開燈的客廳裡站了一會兒。

不是期待她改變答案，也不是後悔沒有更早說。

只是終於有時間承認，接受一個合理的結果，仍然會難過。

理智能讓人不越界。

但不能讓失戀直接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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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戀以後，我沒有請假。

隔天調查組照常開會，照常退稿。

鄭明遠沒有問。徐曼寧也沒有。

我的日子沒有因為一個答案停下來，喜歡也沒有在收到答案的當天就消失。

最開始，還是會在聽見她咳嗽時先抬頭；看見她的午餐沒有動，仍會想起她在商務中心倒下的那幾秒。

只是那些關心，不再帶著別的期待。

不是冷淡，也不是拿公事回應她的拒絕。

她已經把話說清楚，我也該把那條界線，放回它原本該在的位置。

她結束跨組支援那天，將最後一份現場核閱紀錄交給我。

我圈出兩處，把「未發現跨目錄存取」與「確認沒有其他資料外流」之間的差別重新說了一遍，又要求她將四次下載留在追蹤表，不准提前寫進稿。

她拿回文件，走到門邊時忽然回頭。

「周主編。」

「嗯？」

「謝謝。」

我知道那聲謝謝不只為某一份稿，也不是為哪一通我替她擋下的電話。

所以只說：「明天的稿如果再把鑑識範圍寫大，這句收回。」

她站在門口看了我兩秒。

「...知道了。」

我們沒有因為那場五分鐘的談話變得尷尬。

我照樣退她的稿，照樣管她外勤前有沒有吃飯；她照樣頂嘴，照樣在被問到第二來源時先不服氣，再把證據補齊。

喜歡沒有立刻消失。

只是被我一點一點放回不會妨礙她的位置。

至於她和陸澤之間究竟說過什麼，我不知道，也沒有問。

我能看見的，是她後來提起陸澤時不再突然停住，也不再為一句沒有說完的話失神太久；偶爾陸澤來遠望樓下等她，她看見人時，眼裡的戒備比以前少了一些。

那不能證明他們已經走到哪裡。

我也不需要替那段空白填上答案。

我只知道，她看起來比以前輕鬆。

這就夠了。

聖誕夜前，我對顧思晴說：「真有突發再叫妳。在那以前，不准主動找工作。」

她笑著答應。

那一刻，才發現自己也能跟著笑。

不是勉強，也沒有期待她回頭。

我是真的希望她過得好。

希望那個曾經在感情裡為太多沉默尋找解釋的人，往後得到的都是清楚答案；希望她依然能做那個不肯少問一個問題的記者，也能在不必當記者的晚上，好好吃飯、喝酒，和朋友笑到忘記時間。

那份祝福裡不再藏著「如果是我」。

它終於只是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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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今天，鄭明遠拿來那份由顧思晴所寫的《守望》年末追蹤稿被我們退回去兩次。

顧思晴抱著電腦站在會議桌另一端。

「兩位主編對『明顯提升』究竟有什麼意見？」

我問：「提升多少？」

「百分之十二。」

鄭明遠問：「樣本一樣嗎？」

「......不一樣。」

「那就重寫。」我們同時說。

她閉了閉眼，像是在心裡把我們兩位主編一起退稿是否構成職場霸凌查了一遍，最後仍然抱走電腦。

鄭明遠等門闔上，才將另一份活動邀請推給我。

「新聞獎基金會明年新增調查報導工作坊，要兩名業界講師。總編報了你的名字。」

「另一個是誰？」

「江予安。」

翻開附件。

名字下面寫著職稱——獨立資料新聞編輯。

我對這個名字有印象。

兩年前，一份跨國企業污染專題在刊出前被迫延後三個月，原因是資料團隊認為其中一組樣本不足，拒絕讓編輯用「趨勢」包裝一個尚未成立的結論。

最後署名的資料編輯就是江予安。

「時間？」

「一月十六日。」

鄭明遠把邀請推近。

「星期六。不要告訴我你有編務會議。」

我看了他一眼。

「你現在連週末行程也管？」

「總編交代。」

「他只交代工作坊。」

「那你就去工作。」

他說得毫無破綻。

轉身時，唇角卻壓著一點不太值得信任的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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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月十六日，我提早十五分鐘抵達會場。

江予安已經在裡面。

她坐在第一排靠走道的位置，深色長髮隨意束在頸後，桌上放著一杯沒有加糖的茶。我準備的講義攤在她面前，其中三頁貼了不同顏色的標籤。

走近時，她抬起頭。

「周主編？」

「江編輯。」

她沒有先寒暄，只把講義翻到第七頁。

「這個案例不能用。」

我拉開旁邊的椅子。

「理由？」

「你寫『交叉查證可以排除消息源記憶錯置』，說得太滿。交叉查證只能找出不一致，不一定能證明哪個版本才對。」

看完那段。

「改成降低誤判？」

「還是不準確。」

她拿起筆，在旁邊寫下兩行字。

「它降低的是單一來源直接成稿的風險。至於誤判會不會降低，要看第二來源是否獨立。」

我看著她。

「妳看完全部講義了？」

「昨晚看完。」

「其他兩個標籤？」

「一個數字沒附年份，一個案例的匿名方式可能讓同業猜到當事人。」

她說完，像是這時才想起一般社交程序。

「早安。」

我沉默半秒。

「早安。」

工作坊結束後，我們為「公開透明」是否必然有利於弱勢消息源，在空教室裡多爭了四十分鐘。

沒有人讓步。

最後她看了一眼時間。

「我餓了。」

我將資料收進電腦。

「附近有一家麵店。」

「這是延長會議？」

「不是。」

「只是會議已經結束，而我們剛好都需要吃飯。」

江予安看了我兩秒。

「你的說法很像在寫會議紀錄。」

「事實沒有錯。」

「地點錯了。」

她闔上那份貼滿標籤的講義，將筆收進袋子裡。

「你說的那一家今天公休。」

安靜兩秒。

「第二來源？」

「店家公告。」

「那妳選。」

她站起身，先往門口走了兩步，又停下來等我。

那頓飯沒有任何需要多想的地方。

兩個剛結束一整天工作、又在空教室裡多爭了四十分鐘的人，剛好都餓了，便一起找地方吃飯。

她認為調查報導不該把資料工具說得像能解決所有問題；我問她，若沒有足夠技術能力，又要怎麼證明問題存在。她用筷子抵著碗沿想了一會兒，最後承認兩件事並不衝突。

這大概是那天唯一一次有人讓步。

吃完飯，我們在店門口分開。

她說：「修正後的講義，星期三以前給我。」

我說：「妳不是主辦單位。」

「但我是另一名講師。」

「星期二給妳。」

她點頭，轉身走向捷運站。

我在今天確定了，江予安是個判斷準確、說話直接，而且比我預期中更難說服的同行。

除此之外，我對她一無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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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三個星期，我們又為進階課程改了兩次教材。

江予安的信永遠很短。

第一封圈出四處數據標示不完整，最後寫：請補來源。

第二封退回我換上的案例，理由只有一句：這不是匿名，這是讓熟悉事件的人猜謎。

我把案例整段刪掉，回覆：已更換。

她隔了十分鐘傳來新的資料。

沒有寒暄，也沒有多餘的稱讚。

只有一行：這個比較好。

調查組記者偶然看見我們往來的郵件，問我是不是遇到了另一個自己。

我把他那份缺了附件編號的年報退回去，告訴他，至少江予安不會犯同一個錯兩次。

他抱著檔案走了。

我重新點開她寄來的資料，才發現自己記得她修改文件時會按照問題嚴重程度使用不同顏色的標籤，也知道她每次說「可以再討論」，通常都代表她根本不同意。

這些細節仍然可以歸進工作。

我也沒有急著將它們移到別的地方。

我花過太長時間，才分清楚欣賞、在意與喜歡之間並不存在必然的順序。

遇見一個令人欣賞的人，不代表我必須立刻走向她。

更不代表她出現在一段沒有結果的感情之後，就理所當然該成為新的答案。

所以我只是與她工作。

一次又一次，在她指出問題時重新檢查，在我不同意時要求她拿出依據。偶爾會議結束得晚，我們便與其他講師一起吃飯。

誰都沒有刻意製造下一次見面。

可誰也沒有拒絕原本就會到來的下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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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初，最後一場教材確認結束時，已經晚上七點多。

主辦單位的人先走了。

江予安坐在原位，把我剛改過的最後一頁看完，摘下其中一張黃色標籤。

「這次沒有問題？」我問。

「目前沒有。」

「妳的肯定很保守。」

「跟周主編學的。」

她關掉電腦，卻沒有立刻起身。

「上次那家公休的麵店，今天有開。」

我抬眼看她。

「妳查過？」

「店家公告。」

又是這個來源。

她說完便安靜下來，沒有補一句這是不是延長會議，也沒有把邀請藏進任何工作理由裡。

我看了眼桌上已經確認完的教材。

「餓了？」

「還好。」

這個回答讓那頓飯變得不再只是順路。

她看著我，像是在等我自行判斷，也像並不介意我最後得出什麼答案。

我忽然明白，這幾個星期裡，記住細節的人或許不只我。

但那也只是或許。

沒有證據以前，空白仍然是空白。

我沒有替她補完。

只闔上電腦，站起身。

「走吧。」

江予安的唇角很輕地彎了一下。

這一次，她依然先往門口走了兩步。

也依然停下來等我。

我們誰都沒有急著替這頓飯定義什麼。

可我走到她身旁時，第一次沒有把那點尚未查證的可能，直接排除在答案之外。

生活沒有在一段感情結束後，立刻把另一個人送到我面前。

它只是等我真正放下過去，才讓我在一次又一次尋常的往來裡，慢慢注意到——

原來前方也有人放慢了腳步。

而我終於願意，試著與她並肩走一段路。

——番外三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