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阿玉山逃回到家後，我才得知日軍早已投降。當我們在軍營裡挨著日本軍官的巴掌時，台灣已經光復了。
這本該是讓人振奮的消息，卻沒能為我們的生活帶來轉機。

1945年10月，當台灣在長達五十年的日本統治之後迎來光復的時刻，島上的社會氛圍既激動又忐忑。街頭巷尾到處張掛著「歡迎國軍」、「慶祝光復」的紅紙布條，孩子們手裡揮舞著小國旗，跟著大人擠在街道兩旁，只為一睹從基隆港登陸的國軍風采。曾經代表帝國榮耀的日章旗，在總督府、學校與公所前悄然降下，而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隨風飄揚，那一刻許多人眼裡噙著熱淚，內心翻湧著「祖國終於回來了」的期盼。
但在熱鬧表象之下，百姓的日常生活依舊困頓。多年戰爭消耗殆盡的物資未能隨光復而瞬間充盈。市面上的米糧、鹽糖、柴薪依舊緊缺，物價高漲，民間以物易物成為日常。店鋪的貨架上空空蕩蕩，許多家庭靠著幾塊番薯、些許菜葉度日。黑市交易興起，街角巷口有人悄聲兜售高價米糧或舊軍品。戰後殘破的基礎建設，斷裂的鐵道、破損的道路，使得物資輸送更加艱難。
然而儘管生活艱辛，民心之中多有希望。人們盼著新來的國府官員能恢復秩序、重建家園，讓物資流通、孩童重返書聲朗朗的課堂。許多家庭供子弟讀書，期待有朝一日能在光復後的新社會中出人頭地。不少台灣人也憧憬著擺脫過往的殖民身份，成為真正的「中國人」。然而，社會的熱切期待與初至官員的腐敗無能、語言隔閡與文化差異，已在暗中埋下未來衝突的種子。那時候的台灣，就像一艘在暴風後剛靠岸的船，滿載傷痕與夢想，等待重新啟航。
然而，對我而言戰爭還未結束，我們只是從一個煉獄，逃向了另一個未知的未來。

我站在開南校門前，手中緊握著那封突如其來的「通知單」——內容只有短短幾行：

「奉本校通報，甲組學生未經請假，擅離阿玉山奉仕任務，視同逃兵，請即刻返回原地報到，否則依軍法懲處。」

我盯著那行「軍法懲處」，滿腔憤怒卻又不知向誰發洩。阿玉山早已人去樓空，日軍據點解散，日本幹部早在投降後幾週內撤離，連地圖上都快找不到那個名字了。

學校辦公室裡的門虛掩著，我走進去，迎面坐著的是我們過去的教務主任——林老師，一臉憔悴，眼神閃爍不定，像是這幾天都沒睡好。

「老師，我收到這個通知……我們不是逃兵。」我強忍著怒氣把信攤在他桌上。

林老師看了一眼，嘆了口氣：「我知道，我知道……但學校現在也沒辦法處理這件事。我們還沒收到正式接管的命令，整個校務還是半癱瘓的狀態。」

「可是我們當初是被徵召去支援阿玉山軍糧開墾，是由總務處蓋章批准，怎麼現在說變就變成逃兵？台灣光復了，日軍也早就撤了，要我們回去報到——報給誰？報給空氣嗎？」

「我明白你們的委屈……但你們那一批，當初的確沒經過完整請假程序……」

「那時候誰來得及？學校命令下來都不到一週，人就被編組拉走了。您自己也簽了名、蓋了章，怎麼現在全部變成我們的錯？」

林老師神情更加尷尬，輕聲說：「現在的問題是……原來的日籍校長走了，新的接收主任還沒來。國民政府還沒公布新的教育規章，所有的名冊、學籍資料都卡在辦公室鐵櫃裡動不了。我們也不知道該向哪個單位送件。上頭下來的只有一張紙——叫我們自行清查缺席人員名單。」

「所以你們就把我們劃成逃兵？！」

「我不是要害你們……只是現在局勢未明，我們誰也不敢做決定……」

「那復學呢？」我一邊懷著希望，一邊努力壓抑聲音的顫抖。

林老師搖頭，眼神充滿難色：「校舍在空襲中毀了一半，教材全是日文版，新的課綱也還沒出來。說實話，就算你繳了學費，也沒有課可上、沒有書可讀、沒有師資。我們現在只能等。」

我沉默了，望著那張寫著「逃兵」兩字的通知單，竟像是一張時代的笑話。

就在這時，門外傳來幾聲熟悉的腳步聲。吳秉衡、順仔、阿仁也相繼走進來，每人手中都攥著一張相同的紙。他們神色各異，有人憤怒，有人無奈，更多的是一種疲倦。

我們彼此望了一眼，像是確認彼此都沒瘋——瘋的，是這個時代。

林老師抬起頭，語氣柔了下來：「你們先回去吧，這件事我們會再開會討論，等新校長來……再說。」

「那通知單呢？要我們怎麼回報？」我問。

「……就當沒收到吧。」他低頭，把那封通知丟進抽屜裡。

走出辦公室時，陽光正曬在走廊地板上，一塊塊乾裂的水泥斑駁得像島嶼。我們踏過斑駁之地，一步一腳印地走下階梯，沒有人說話。

日治結束了，國府來了，但對我們這群夾縫中的學生而言，政權更迭只換了一層制服，迷惘與荒謬依舊

沒過多久，學校又迎來了一場翻天覆地的改制。隨著國民黨接收台灣，原本以日語授課的課堂，全數改用「國語」。但我們這些從小學習日文、使用日語拼音的孩子，對這突如其來的變化感到手足無措。我們看不懂漢字，連基礎的拼音也無從學起，再加上家裡的經濟狀況讓學費成了沉重的負擔，最終，我的求學之路再度被堵死，只能無奈輟學，回家務農。
然而，待在家裡並非長久之計。
沒多久，母親聽聞鄰村有個退役軍官在自家廟埕辦起「國語講習班」，說是政府鼓勵的。「你聽說了嗎？隔壁庄的廟口有辦國語講習班，報名還送毛筆跟國民帽喔！」母親一邊折著洗好的衣服，一邊抬頭對我說。

我坐在門檻邊削番薯皮，聞言沒有抬頭，只是淡淡回：「送帽子能吃飽喔？」

母親嘆了口氣，聲音有點急了：「人家說這是政府要推廣的，以後做事、報名、申請戶口通通都要用國語。你學校又回不去，總不能一輩子在田裡彎腰種番薯吧？」

我默不作聲，手裡的番薯皮削得特別薄。

母親又補了一句：「人家那個軍官是北方人，說是退伍的，講得一口官話——還穿西裝咧，看起來很有樣。」

我終於抬頭看她一眼，沒說什麼，心裡卻已經打定主意：若我再聽不懂別人在說什麼，將來哪還有立足之地？

第二天一早，我沒等母親催，自己背著破布袋出了門。

講習班設在廟埕前，一塊黑板、一張長桌、幾張木椅就成了教室。香火味還未散去，老師已站上講台。他個子高瘦，梳得油亮的頭髮分成三七，穿著一套舊灰西裝，左胸口別著「光復建設幹部訓練隊」的徽章。

他一開口，聲如機關槍：「各位同學——坐好了！今天我們來學國語基本音節，記住，一定要掌握『四聲』！現在我唸，你們跟——ㄅㄚ、ㄅㄚˊ、ㄅㄚˇ、ㄅㄚˋ！」

我們面面相覷，還沒反應過來。

「跟上啊！」他用教鞭在黑板上猛點那幾個符號，「ㄅ，是唇音，嘴巴合起來爆開！來——ㄅ——」

我試著跟唸了一聲「ㄅ」，聲音小得幾乎聽不見。

「你！你叫什麼名字？」他指著我。

「……廖春生。」

「廖什麼？」

「春、生……春天的春，生命的生。」

他皺眉：「說話大聲一點，像個男孩子的樣子。你們這些台灣來的孩子，被日本人教壞了是不是？聲音都像娘們兒！」

幾個人忍不住輕笑，我臉一紅，低下頭。

「四聲念不好，還想說國語？來，你再念一次：ㄅㄚ、ㄅㄚˊ、ㄅㄚˇ、ㄅㄚˋ！」

我深吸一口氣，照著他的音唸出來，聲音卻顫顫巍巍，像被風吹的旗幟。

老師聽得不耐煩了，當場拍桌怒吼：「蠢豬！你們就是奴化太久了，分不清聲調、寫不出正體字，還想回學校？連國語都講不好，還談什麼前途！」

空氣瞬間凝結，廟埕裡只剩香灰的味道和幾聲尷尬的低笑。

我沒有說話，只是緊握著手中的毛筆，筆頭早已沾上汗水。眼前黑板上的那幾個字，如天書一般，看不懂也不敢問。

我低頭，用鉛筆一筆一劃地模仿他剛剛寫的「中」、「華」、「民」、「國」四個字，心裡默念著：不管怎樣，不能被這世界甩下。

那一年，我十六歲。

後來我才知道，這叫「推行國語運動」，是整個台灣都得學的，不分男女老幼。街頭牆上貼著標語：「說國語，做新中國人」、「不說國語，不配做國民」。有幾個大人只因在市集講了閩南語，就被糾察隊拉去罰站，還要寫悔過書。學校裡，老師不再叫我們「○○君」，改叫「同學」或「小朋友」，連升旗歌也從《君が代》換成了《三民主義》。
我跟著大人們學注音，晚上躲在油燈下，一筆一劃練「ㄅㄆㄇㄈ」，寫得滿桌都是墨水印。那時候的我，不明白「祖國」是什麼，也不懂為何講了幾十年日語的我們，突然要用另一種語言證明自己是「中國人」。我只知道，如果不學國語，就連最簡單的工作機會也沒有——連搬運工都要聽得懂指令。
語言不只是語言，是活下去的工具。

從那年起，我開始習慣把「ありがとう」改成「謝謝」，把「わかりました」吞回去，改說「知道了」。日語慢慢成了秘密語言，只能藏在心裡。講習班結束後，我終於能自己寫出一封半生不熟的中文信，那是我第一次用正體字寫下自己的名字：廖春生。
彷彿，這個人，才剛剛被世界允許存在。

然而父親的性格並未因戰後的時代變遷有所改變。他依然固執倔強、脾氣火爆，尤其對我總是特別嚴厲。不知為什麼，弟弟們稍有過錯，他大多隻字不提；但我只要農務做不好、做事慢了半拍，便立刻挨罵，有時還會被他拎著衣領往牆邊推。飯桌上，他眼神常盯著我，像是在找機會挑毛病。
家裡的空氣總是緊繃，尤其是我在的時候。我漸漸覺得，這個家裡最不被需要的，就是我。

我無法再適應那種動輒得咎的生活。終於有一天，我決定再次逃家。那天清晨，天還沒亮，我就把那只破布袋悄悄背上身，裡頭只塞了幾件換洗衣服和一張摺好的草蓆。我蹑手蹑腳地走到門口，剛要推開門，卻聽見身後傳來一聲低喊。

「你又要去哪裡？」

我一回頭，母親已站在屋內角落，衣服還沒換，雙眼泛著疲憊又壓抑的怒氣。

「我要去找三叔。」我硬著嗓子說。

她皺眉：「你是不是瘋了？家裡飯都快吃不上了，你還想出去添亂？逃一次還不夠，還要逃第二次？」

我深吸一口氣，忍著心裡的刺痛，低聲說：「阿母，我真的受不了了……那天我只是回話慢了一點，爸就一巴掌打過來，飯碗都摔了……」

「你爸是脾氣不好，可他是你爸！你回來這幾個月，哪天不是我在勸、在擋？我……我也很累啊。」

「我知道……我不是怪妳。」我看著她，「但我真的撐不下去了。整天提心吊膽、說錯一句話就被罵、被打，這樣的日子，不是人過的。」

她的眼圈紅了，但什麼也沒說。只是在我轉身要出門時，喉嚨裡卡了一句話：「你三叔也不好過，別讓他太為難。」

我點點頭，推門離去。

三叔住在城裡警察宿舍，磚造的平房一排一排地擠在一起，屋簷下晾著密密麻麻的衣物。小巷裡的水溝有些淤塞，飄著一股潮濕的霉味。

我走到門前敲了三下，不一會兒門就開了。

「哎呀！春生？」三叔驚訝地瞪大眼，「怎麼突然跑來？」

我咧嘴笑了笑，像是要壓住喉嚨裡那股酸：「三叔……我能不能暫時住你這？我、我從家裡出來了。」

他愣了一下，隨即嘆口氣：「唉……進來吧。」

屋裡的空間比我想像得還小，一張床、一張桌、一個瓦斯爐，再加幾張疊起的棉被，就是他們一家的全部。他老婆在煮晚飯，三個小孩正在角落搶玩一個破皮球。

「你睡這裡吧。」他拉出一塊草蓆鋪在桌子旁邊，「別嫌棄，我們這間房本來就擠得快翻過來了。」

我趕緊搖頭：「不會不會，我能住就很感激了。」

那晚，孩子們吵吵鬧鬧地睡去後，三叔坐在門口抽著煙，看著夜色發呆。

我靠在草蓆上，問了一句：「三叔，你在這裡……過得還好嗎？」

他沒立刻回答，只是彈了彈煙灰：「好個頭啦。警察的薪水不固定，還要幫人家跑腿、寫報告。前幾天還有人來鬧，說我們查戶口太兇。現在社會亂七八糟，誰也不好過。」

他停頓一下，看著我說：「不過……你要是肯吃苦、肯學，總有路走。只是別幻想會有人拉你一把，這年頭，要活下去，得自己找法子。」

我點點頭，心裡卻明白，這城市也沒比那個家好到哪裡去。

才住進來不到一週，我便看見三叔的兒子晚上睡覺還得跟弟弟頭尾相擠，三嬸凌晨三點起來做飯盒幫人送工地，三叔回家時臉上滿是疲憊，還要笑著問我吃飽沒。

這間小小的屋子，只不過多了一張草蓆，卻像擠進了一整個世界的重量。

三叔知道，我無法長期無所事事地待在家裡，便開始替我尋找工作。
「春生，你這樣整天窩在宿舍裡也不是辦法啊。」三叔一邊繫著皮帶，一邊叼著牙刷嘟囔。
我坐在牆邊的草蓆上，正摺著自己的襯衫，抬起頭：「我有去找啊，可是人家一聽我只有高小學歷，連面都不讓我見……」
三叔吐了一口泡沫在臉盆裡，轉頭說：「我幫你問過了，我同事的妹婿在軍官俱樂部裡做事，說那邊現在剛接收完，有缺工友，你要不要試試？」
「軍官俱樂部？」我愣了一下。

「是啊，原本是日本人辦的，現在換成國民黨接手了，還有健身房、餐廳什麼的，聽說裡面很體面。」

我心裡一動，坐直身子問：「那……會發工資嗎？」

三叔沉默了一下：「說是現在沒編列薪水，先去幫忙看看，至少包三餐。你現在也沒別的選擇了。」

我低頭看著手裡那件泛白的襯衫，點了點頭：「好，我去。」

軍官俱樂部設在中山堂附近，一棟兩層的洋樓，紅磚外牆被清洗得乾乾淨淨，門口還有衛兵站崗。進門後，我愣住了——拋光的大理石地板，天花板有吊扇在慢慢轉動，牆上掛著國旗與蔣委員長的大幅照片，窗邊還站著穿整齊制服的士兵和打扮光鮮的女服務員。

「這……真的是我能來做事的地方？」我忍不住小聲問帶我進來的那位工頭。

他笑了笑，把手搭在我肩上：「別傻了，你又不是來當軍官，是來幫忙擦地、洗碗、掃廁所的。會累一點，不過你年輕，吃得消。」

我點點頭，看著那些穿西裝喝酒的國民黨軍官，心裡竟湧上一點說不清的希望：也許，在這裡，我能安定下來，不再是四處流浪的邊緣人。

但我很快就發現，現實遠不如想像。

兩天後，我蹲在廚房後門口等著廚師喊我進去吃飯。他沒抬頭，只擺手說：「今天沒你的。」

我愣了一下：「怎麼……不是說包三餐？」

「今天上頭來了貴賓，午餐備得緊，廚餘也不多。」他擦著鍋鏟，語氣沒什麼歉意，「你要不等等看，搞不好有人沒吃完。」

我只好退到門邊，站著等。半小時後我才從廚房阿姨那裡接過一小碗剩下的白飯，冷冷硬硬，上頭沒有半點菜色。

這樣的情況不是第一次。有幾天晚上，整個廚房連半根蘿蔔都找不到，我摸黑回宿舍，餓著肚子躺下，肚皮貼著草蓆，咕咕直響。

第四天，我站在廚房門口發呆，一個警衛走過來看我：「你還在這裡混啊？不是說沒編制的就不要來擠？」

我勉強笑了笑：「我是工友，三叔幫我介紹的。」

「工友？現在誰還管工友，薪水都沒影，人手一多，先走的還比較有良心。」他一聳肩，轉身離去。

我看著那棟漂亮的洋樓，心裡浮起一種難堪的感覺。這地方，是為那些有制服、有名冊、有背景的人準備的。我，不屬於這裡。

三叔並未放棄，再次替我尋找新的工作機會，這次他介紹我到一家食品廠當作業員。
「春生，這一次我幫你找的是家食品廠，不算累，主要是流水線包裝，技術不難，只要手腳快一點就行。」三叔一邊塞煙袋，一邊看著我。

我低聲回：「他們不會嫌我是小孩嗎？」

「現在沒人在嫌你幾歲，只要肯做、不偷懶就行。我已經拜託我一個老學長了，他在那裡做管理，有他罩著，應該穩妥些。」

我點點頭，雖不敢抱太大希望，但還是拎起布袋跟著他走出門。

食品廠的味道濃烈刺鼻，一靠近就能聞到混雜的甜味與機油。廠房裡一排排鐵製機具隆隆作響，工人們穿著圍裙，頭戴白帽，低頭忙進忙出。老學長見到我們，遞了根煙給三叔，又拍拍我肩膀：「年輕人，有體力就好，跟著學，不難。」

一開始我被安排在包裝區，負責把一顆顆糖果裝進袋子，再放到機器旁的滾輪上。指導我的技術員操著濃重的外省口音，一口氣報下一串流程：

「先把空袋撐開、糖倒進去、封口機熱壓五秒、標籤貼在右下角，記住！右下角——不是正中！」

我聽得滿頭霧水：「對不起，剛才那個……封口怎麼？」

「哎你怎麼那麼慢啊？右下角啦！耳朵有問題是吧？」

我紅著臉低頭試做，封口機才壓下去就發出一聲「嘶啦」，我急忙鬆手，一包糖整個灑滿地。

「你是來搗蛋的嗎？這樣也行？」技術員皺眉大罵。

我手忙腳亂地撿糖，卻不知哪一步做錯了。

日文腦袋轉不過來，黑板上寫的標語全是正體字，我一個也認不得。操作圖上的符號、警示、開關說明對我來說就像一張看不懂的密碼表。每次一出錯，旁邊的同事就投來嫌棄的目光。

第三天，主管把我叫到辦公室，一句多餘的話也沒說，只冷冷地道：「你可以不用來了。」

傍晚，我拖著沉重的腳步回到警察宿舍，門還沒敲，三叔已經出來了。

他看我空著手，眉頭輕皺：「被辭了？」

我苦笑了一下，點頭。

他嘆了口氣，點了一根煙，沒馬上說話。我站在他面前，像個犯錯的孩子，不知該不該開口。

「不是你的錯。」他終於開口，「是這個時代太快、太亂，連學會中文都來不及，就要你學會吃苦。」

我低聲說：「我不是不努力……但他們講話我真的聽不懂，有些字我到現在還不會寫。」

「我知道。」三叔拍了拍我肩膀，「但你不能一直這樣下去，台北不是你能待的地方了。你先回去吧。」

「回去？」我愣住，「你是說……回家？」

他點頭，眼神有些不忍：「你媽還在找你，說什麼都想讓你回去讀書。田再苦也不會讓你餓死，這裡……連一口飯都沒得等。」

我垂下眼，心裡有一股說不上來的苦味翻湧上來。

「我不想回去……我怕又要被罵、被打……」

「我知道你怕。但你也累了，不是嗎？」他盯著我，「有時候，人不怕窮，就怕無路可走。你不是回去投降，是回去喘口氣，等下次出發。」

我望著宿舍牆上的日曆，那張泛黃的紙上印著「民國三十五年」，風從破窗縫裡灌進來，掀動了它的一角。

我終究點了點頭。

當我們來到距離家門約百公尺的地方，我的心情無比沉重。熟悉的小路，熟悉的屋子，卻讓我有種想轉身逃跑的衝動。
然而，還沒等我們靠近，一個熟悉的身影猛然從家門衝了出來。
是父親。
他的臉色鐵青，怒火在眼底燃燒，雙手緊緊握著一根粗壯的扁擔。他沒有開口，也沒有絲毫遲疑，直接朝著我狠狠揮下！
我嚇得退後一步，卻被身後的三叔擋住去路。
「老哥！冷靜點！」三叔連忙張開雙手，擋在我身前，試圖攔住這一棍。
但父親的怒氣已經失控。
「這個不肖子！丟人現眼！現在還有臉回來？」他怒吼著，揮舞著扁擔，毫不猶豫地朝我們劈來。
我躲在三叔身後，身體僵硬得不敢動彈，心跳快得像要從胸口跳出來。父親的扁擔落在三叔的手臂上，發出沉悶的聲響，三叔痛得皺起眉頭，卻仍然沒有退縮。
「他還是你的兒子啊！」
「兒子？！」父親咬牙切齒，「我沒這種兒子，偷跑，你知道家裡要種田嗎?」
他又揮了一棍，這次不只是朝我來，連三叔也被打得踉蹌了一下。
我不知哪裡來的勇氣，猛然衝上前去，抱住三叔的肩膀，眼淚不爭氣地湧上眼眶。
父親的手終於停在半空中，呼吸急促，眼裡閃過一絲遲疑。
時間彷彿靜止。
三叔長長地嘆了一口氣，伸手揉了揉我的頭，語氣帶著些許無奈：「阿生，這是你的家啊。」
家……？
這個地方，對我來說，究竟是家，還是另一個牢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