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我逃家後再一次回被遣返到家，一切彷彿又被命運推回原點。父親仍以拳腳與怒吼作為家中唯一的「教育方式」，他無知的嚴厲，傳統的男性主義，卻從未看見這樣的方式只是讓我漸漸學會沉默與逃避。家庭成了另一個牢籠，而我，在這高壓日復一日的環境中，開始反思——未來是否仍有出口？這是我成長以來最迷惘的一段時光。
荒蕪了一年，隔年求學道路的希望同樣黯淡。那時我就讀的開南工業學校機械科，屬於專科系統，而與之相關的資料貧乏，僅有的幾本書籍多是日治時期留下來的機械技術書，或來自內地的早期譯本，早已與戰後台灣的現實脫節。學費更是一道橫亙在眼前的高牆，家境拮据，母親每日為三餐奔走，父親卻只知責罵與喝斥。在連一日三餐都未必有著落的情況下，我終究只能放下書本，與夢想說再見。
那年台灣正處在一場歷史斷裂的邊緣。我的一位學長告訴我，他當時曾親自前往基隆港迎接國民政府的到來。那天，港口人山人海，旗幟飄揚，許多人帶著家人、孩子，一起迎接「自己的政府」。然而，當第一批國軍士兵踏下船艦時，現場的氣氛瞬間凝結成一種詭異的沉默。
那些士兵衣衫襤褸、步伐散漫，身上並無制式裝備，扛的不是槍，而是鍋碗瓢盆與家當。他們的樣子與其說是軍人，更像是逃難的百姓。一踏上台灣的土地，他們的行為更是令人錯愕——街頭巷尾開始傳出他們搶奪錢財、調戲女子的消息。原本受過日本殖民訓練的台灣社會秩序，在短短數月內，迅速崩解。
人們開始懷疑：這真的是我們等待的祖國嗎？
而我與這群在輒時空背景下的年輕人，也無法置身事外。
那段期間，謠言四起，社會瀰漫著不信任與恐懼。有傳言說，民間自衛隊開始組織，針對可疑的外省人進行審問與清算。尤其是穿著整齊、講不出閩南語的人，常在街頭被攔下，遭到毆打。有人說，問句只有一句：「你食飽未？」只要回答稍有遲疑，拳頭便接踵而至。
在這動盪中，我只能把自己鎖在書桌前，專心學國語——這一次的國語，不再是日語，而是中文。為了少惹事，我盡量不外出。那時，三叔不知從哪裡省下來的錢，竟買到一本當時極為稀缺的《國語辭典》，塞到我手裡。我如獲至寶，幾乎整日抱著它，一字一字啃讀。對我而言，那不只是一本字典，而是在顛沛時代裡，我唯一能緊握的出口與方向。
那天午後，我原本只是想回學校看看，聽說最近有些學生開始復課，也許我還能碰碰運氣。沒想到一轉進校門口，就看到熟面孔站在那裡——
「春生！」一個聲音叫住我。
我一看，是高仁義，旁邊還站著黃奇順。他們兩人都穿著簡單的長衫褲，高仁義外套沒扣，領口敞開，走起路來胸口一晃一晃，像他那股火爆脾氣快要壓不住似的。
「你也來啦？」奇順先開口，語氣不確定。
我點點頭：「聽說校務有開會，可能可以補登學籍……」
「補個屁！」高仁義不耐煩地打斷，吐了口痰在地上，「我們剛才去問，那個主任講得不清不楚，一會兒說還沒接收完，一會兒又說缺教材，根本是故意拖延。咱們那些去阿玉山的，全被當逃兵看待！」
我心裡一沉，垂下眼沒說話。
他又咬牙說：「我聽說……艋舺那邊有個派出所現在沒人管，裡面可能還有槍。你知道嗎？這幾天外省人打人、抓人、亂槍打的事太多了。我們不能再像龜一樣躲著。要做點什麼，懂不懂？」
「你是說……去搶槍？」我試著壓低聲音，聲音卻忍不住顫了一下。
「不是搶，是收回來！是本省人自己保命的工具！」他雙眼泛紅，語速越來越快，「你知道嗎？昨天我堂哥在大稻埕被巡邏隊攔下，只因為講台語，當場被打到骨折。咱們要忍多久？」
奇順也低聲補了一句：「而且聽說不少派出所警察逃跑了，裡面根本沒人管。」
我沒立刻答話，只覺得胸口有些發悶。但那種被擠壓多日的無力感，突然像火星碰上油布，一下就點燃了。
「那……走吧，去看看。」
我們四五人一組，順著高仁義帶的方向一路往艋舺走去。途中街巷冷冷清清，空氣卻濁得讓人喘不過氣。
「那邊——」奇順指向前方巷口。
只見一個赤膊的年輕人正手持棍棒，站在路中央巡邏，他臉頰腫起，像是剛打過架；再往前幾步，騎樓底下倒著一個男人，滿臉是血，氣若游絲。旁邊沒人幫，也沒人喊醫生，只是有人蹲著看，有人無聲哭泣。
我怔住了，腳步僵在原地：「這是……怎麼變成這樣？」
「太晚反擊，現在只剩亂了。」高仁義冷冷說。
就在這時，一個熟悉的身影從雜貨鋪走出來，滿身血跡，臉色扭曲得像變了形。
「林仔伯？」我不敢相信地喊。
那人聞聲一頓，轉過頭來，雙眼泛紅、喘著粗氣，手上還握著一根染血的木棍。他看了我們一眼，目光定格在高仁義身上。
「啊……仁義喔，是你啊……」他喉音沙啞，像是剛哭過，「我……我不是想打人啦……但那個外省仔……他罵我奴才、還踹我……我受夠了……受夠了啦……」
高仁義沒說話，只點點頭，低聲說：「你先回家，換件衣服。這裡我來看著。」
林仔伯望著我們幾個，眼裡的血絲漸漸褪去，放下木棍，慢慢走開。他背影蹣跚，衣襬上還在滴血。
我們沉默地站在原地，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那一刻，我心裡突然一陣冷——不是因為流血，而是因為那個滿臉瘋狂的老闆，曾是我們童年買糖、討零嘴的對象。
誰也沒想到，他也會變成這樣。
高仁義握緊拳頭，低聲說了一句：「這不是暴動，是我們被逼到沒有退路了。」
我望著他，只覺得腳底發寒。是啊，我們曾經只是想回學校、想讀書，想活得像個人。但時代，卻逼我們一個個走上陌生的路。
當我們終於抵達派出所，裡頭果真空無一人，木門半掩，我們推門而入時，門軸發出一聲乾澀的「吱——」，像是提醒我們，這裡曾經有人把它關上，卻再也沒有回來。
裡頭果真空無一人，辦公桌椅東倒西歪，牆上的日曆停在「民國三十六年二月二十七日」。桌上散落著煙灰、打火機、兩張筆跡潦草的公文與一隻斷裂的鋼筆。
黃奇順壓低聲音道：「他們……是真的跑了。」
我們幾人互望，沒人開口。風從窗縫灌進來，吹動那張日曆，像在提醒我們：這裡不是安全地帶，而是時間的棄子。
「在這裡——！」有人喊。
我們轉頭，只見高仁義已站在鐵櫃旁，櫃門已被撬開，一支三八式步槍橫躺其中，銀色的槍身在暗光中冷得發亮。他伸手握住，槍身沉重，卻被他輕而易舉地扛上肩。
「我們有了。」他眼神發亮，彷彿那一刻他真的從一個青年，變成了一名戰士。
「仁義，先放下來……這不是玩具。」我出聲。
「放下來？你要我們繼續被打？看著鄰居被拖走，看著阿伯被罵奴才？」他瞪著我，「我忍夠了，春生。我從來沒問過你們敢不敢，只是問你們要不要一起。」
黃奇順也開口：「我們又不會用這種東西，帶出去反而惹禍……我們連自己家在哪條街都還怕報錯，還能扛起這條槍？」
「怕？」高仁義冷笑，「你們這些人就是怕，才會讓他們爬到我們頭上。」
「不是怕，是我們還沒準備好！」我回道，聲音顫抖，「我們不是軍人！我們連吃飽都成問題，怎麼打？拿這支槍出去，明天報紙就是我們是暴民、是匪類！」
他盯著我，眼神像燃燒的炭火：「那你要我們繼續當奴才嗎？」
我張口結舌，答不上來。
這時，一個少年氣喘吁吁地衝進門，滿臉驚慌，汗水從額頭滴下來。
「不好了！有人看到軍人已經整隊，從中山堂方向過來了，快……快到了！」
那一刻，整個派出所安靜了一瞬。然後，有人咒罵，有人轉身，有人拔腿就跑。
我看見黃奇順丟下帽子、扶著牆跌跌撞撞地往後門衝；另一名青年甚至沒說話，翻窗就走。高仁義還握著槍，一臉不甘，站在原地。
我看著他，低聲喊：「仁義，走了！」
他咬牙，手指在扳機上掙扎片刻，終於嘶聲吼出一句：「記住今天——我們是怎麼被嚇跑的！」
他把槍重重往牆上一靠，槍聲撞得牆皮剝落，這聲音比任何槍響還刺耳。
我們奔逃而出，沿街亂竄，鑽進巷弄，像一群失敗的兵，沒有隊伍、沒有軍旗，只有汗水與慌亂。
那一夜，我在被窩裡輾轉難眠。頭腦裡閃過的是街頭倒地的人、老闆眼中血紅的殺氣、高仁義手裡的槍、以及那名少年驚慌失措的臉。
我終於明白，歷史的洪流並不會因為我們的正義與熱血而轉彎。在那個動盪的時代裡，年輕的我們不過是夾縫中的螻蟻，渴望改變，卻難逃時代的擺佈。
而這一切，才剛剛開始。
翌日一早，天剛亮，空氣卻比昨夜更沉。我起床，草蓆下的地板冰涼，一腳踏上去整個人抖了一下。我還是照往常騎上那台老舊腳踏車，準備去附近街口替母親買菜。才剛轉出巷子，就覺得今天的街，好像不一樣了。
原本熱鬧的市場街一片靜悄悄，空氣中瀰漫著火藥與生鏽鐵味的混合氣。騎樓下的店家沒幾家開門，就連賣菜的阿婆也像被掐住嗓子似地，小聲喊著：「地瓜葉，三角……芹菜，兩角半……」
我越騎越慢，心裡發毛。
正當我快到市場口，一隻沾著白泡沫的手忽然從側邊拉住我衣角。
「小弟啊——今天不要出門，風聲很緊喔。」是王姨，鄰居，她眼神閃爍，聲音壓得極低。
我急忙煞車，腳踏車「吱——」一聲停住。
「怎麼了？」
「昨晚……聽說幾個小孩在廟埕被抓走。便衣啦，穿便服、講國語的那種，沒聲沒息帶人走，連名都不問……」她湊近一步，「你那天是不是有跟人在外面混？現在別亂走，知道嗎？」
我點點頭，心裡一震。
「謝謝妳，我只是去買點菜……」我低聲回，推著車子轉過小巷，沒再前行。
回到家後，我坐在屋角，望著地板發呆。腦海裡閃過昨晚那間派出所、那把槍、還有高仁義的眼神——火一般的眼神。
我越想越不安。
這些天，我開始發現身邊的人變了。
那個平時沉默寡言的鄰居大哥，忽然成天在巷口與陌生人竊竊私語，眼神機警得像隻野狗；另一個原本整天玩沙包的少年，忽然鬢角剃光，穿軍便服走路筆挺，說話的腔調裡多了一股命令感。
有些人沒說話，但一臉精明；有些人笑得太快，眼神卻跟不上嘴角——我知道，那不是快樂，是訓練過的反應。
那天下午，巷尾傳來一個可怕的消息。
據說，住在磚造矮屋那頭的少年——名叫阿漢——半夜被人檢舉藏槍。軍人帶隊，整戶被拖走，連他阿公都被銬了手。他才十五歲，跟我年紀差不多。
「後來人是放了……不過啊——聽說瘋了。」三叔回來時語氣沉重，一邊脫外套一邊說。
「瘋了？」我握著筷子的手停住。
「嗯，整天坐在門口，拿一根木棍對牆壁喊『我沒拿槍！我沒拿槍啊！』」他搖頭，「這不是病，是嚇瘋的，真的。」
我默默低頭，不再問。
儘管時局混亂，我心中始終有求學的執念。1947年初夏，我沒有特別的目的，只是腳步不自覺地走回了開南工業學校附近。其實我也清楚，就算戰火稍歇、街頭不再如前陣子般血腥，學校也不可能這麼快恢復上課。但那天清晨，我聽說軍方準備將接收的物資發還給各校，有人提到開南也許會開放一天，讓學生回來確認名冊與個人物品。我心想，也許可以趁機去看看工具室的機械模型還在不在，順便碰碰運氣，看有沒有可能再開一門實作課、補交那年未完成的作業。
一路走來，空氣裡飄著燒焦與消毒水混雜的味道。學校周邊的建築依舊斷垣殘壁，有些教室窗框破碎還未修補，門前雜草叢生，像是被世界遺忘的角落。
我站在斑駁的校門對面，腳步微微遲疑，心頭卻湧上一絲熟悉的激動——我看到她了。
是沈學姊。她不是開南的學生，而是我們班沈同學的姊姊，曾就讀於台北第一女子中學，成績一向名列前茅，是名副其實的高材生，已畢業一兩年了。長相秀麗，眉眼間透著書卷氣，笑容溫婉和煦。平日對弟弟呵護備至，也樂於幫我們班的男同學解題、借書，因此在大家心中幾乎是公認的「理想學姊」。
此刻，她穿著一襲佯裝，站在校門前，懷裡抱著一疊紙袋和舊書，想必是替弟弟來取戰前寄放在校內的課本與文具。看著她，我不由想起過去她為弟弟忙前忙後的模樣，腳步便不自覺地加快了。
她站在校門前，那身素雅的洋裝讓她在蕭索的街景裡格外清朗。懷裡抱著一疊紙袋和舊書，看起來是替弟弟取回戰前寄放在校內的課本與文具。看到她，我立刻想起她過去總是為弟弟忙前忙後的身影，不由自主地加快了腳步。
正當我跨過校門口，還未開口喚她，便見校門轉角閃出兩名陌生男子，操著一口外省口音。他們的眼神在學姊身上逡巡，語氣輕佻：「同學，妳是哪一班的？怎麼一個人來啊？
「小妹，找什麼呀？學校早關門啦，陪哥哥喝杯茶嘛。」
沈學姊抬頭，面露警惕，側身欲走，卻被其中一人伸手攔住去路。語氣越發輕佻，動作也跟著放肆起來，學姊試圖掙脫，但對方竟伸手去抓她手腕。我心裡一緊，身體卻像定住了似的。
那兩人的個頭都不小，皮夾克裡似乎藏著什麼硬物，不知是棍子還是刀，我一時不敢輕舉妄動，只能躲在牆邊觀望。他們一左一右將學姊挾著推向校門內，門扉因年久失修半掩著，眼見她幾乎被拖進校園裡頭，而此時學校早已停課無人，我心跳如雷。
我終究還是衝了上前，喉嚨乾澀：「欸，你們幹嘛？放開她！」
其中一人回頭斜我一眼，笑得陰沉：「關你屁事，滾！」
我正欲上前，卻被推了個踉蹌。學姊已被拖進一間舊教室，我追了幾步，卻在門口看到其中一人亮出一把短刀，架在她肩頭。我僵在原地，不敢再進，心裡只想著要找人幫忙。
我跌跌撞撞跑出校門，恰巧在轉角遇見一名身著軍服的男子，看來是來巡邏的軍人，皮帶上配有手槍，步伐穩重。我急得幾乎哭出來，拉住他求救：「學校裡……有人在欺負女生，他們有刀……拜託你幫幫忙！」
那軍人沉默了幾秒，盯著我看，然後點點頭。他一言不發便隨我進入校園，走向那間教室。推門那刻，他低聲喝道：「都給我滾出去。」
兩名外省男子一驚，愣了一下，隨即咬牙罵我：「小子，你壞我們的事！你以為他能保她？」
我還未回話，那軍人冷冷說：「再廢話一個字，我就報衛戍司令部了。」
兩人忿忿地將我推出教室，一路罵到門口：「你不過是把她讓給另一個人爽而已！」其中一人朝我撂下一拳，我閃得慢，臉頰火辣。就在那瞬間，街角傳來憲兵巡邏隊的口令聲，他們聞聲四散，我才狼狽逃生。
我躲在轉角後，喘著氣回望那座校園。教室的門仍半掩著，學姊的身影已不見。我不知那軍人是否真的保護了她，還是只是換了一個加害者。我想回頭查證，卻又不敢。
我心神不寧地繞到高仁義家，他家在學校附近，是我唯一想得起的靠山。但那日他不在，問遍鄰里都說好些天沒見人影。我無法安撫自己，便只能悻悻然離開。
那件事，如一塊石頭壓在我胸口。我告訴自己，那軍人是好人，救了學姊。但心裡卻始終不安，像是一道癒合不了的傷口，每當我經過那條街、那道門，就隱隱作痛。這段回憶，我誰也不敢說，只能藏在心底，任它發炎、潰爛，直到多年後仍在夢中驚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