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政治框架建立之後,馮承乾也算了卻了一件心願。
不可否認,這套政治體制問世的時候,存在很多漏洞。比如,在總統製方面,這規定了每屆任期為五年,卻沒有對連任次數做出規定。又比如,臨時憲法與後來出台的正式憲法中都隻規定了實施中央與地方分離的稅收制度,並且要求每一項稅收都有針對的用途,卻沒有明確界分中央與地方稅收。這些遺漏,在後來都造成了較為嚴重的影響,甚至對國家統一產生了威脅。可是同樣不可否認,這是當時所能建立的最理想的民主政治體制了,而且是具有自我完善能力的體制。
馮承乾擁有比這個時代任何人多要多的歷史經驗,可是他不是超人。
在面對中國的現實國情時,馮承乾也不得不做出妥協。
不管什麽制度,符合現實的,才是最好的制度。
對中國來說,最大的現實問題就是沒有一個可以推行民主政治的社會基礎,因此馮承乾也就只能建立一個框架式的民主體制。只有等到絕大部分中國人都認識到了民主的好處,並且看重民主給予公民的權力,民主制度才能在中國生根發芽,也才能成為中國公民對抗統治者的利器。
在一九二四年,中國實際上更像是一個獨裁國家。
當然,獨裁者不是一個人,而是一群人,即以馮承乾為首,以“中國民主團結複興黨”為核心的,以富國強軍、振興中華為繼任的這群人。至於所謂的民主,還要等到幾十年之後才能出現。
不可否認,獨裁不是什麽好東西。
可是,在特殊事情,獨裁也不見得只有壞處。
對此時的中國來說,獨裁既是必要的,也是有益的。
關鍵就是,掌握國家權力的這些人,都有一個共同的目的,而且都在為這個目的而奮發圖強。
更重要的是,這個目的,成為了中國社會的最大凝聚力。
在經歷了前清末期的恥辱與動亂之後,即便是身處偏遠山區的中國人都知道,只有國家強大了,中國才有希望,百姓才有希望。
當然,這只是一種口號式的號召力。
要想把號召力轉化為凝聚力,就得讓盡可能多的百姓在變革中獲益,成為變革的既得利益者,從而擁護與推動變革。
對此,馮承乾有極為清楚的認識。
一九二四年底,在馮承乾,或者說是在“中國民主團結複興黨”的推動下,國民議會通過了一項至關重要的法案,即引發了整個中國社會大變革,影響了四億中國人的《土地私有化改革法》。
該法的核心內容,就是剝奪地主的土地所有權。
其中,最有力的的一項條款就是,任何一塊土地,如果在兩年之內沒有耕種,將由政府收歸國有,再轉讓給他人耕種。
該法案生效之後,全國范圍掛起了一股“棄耕浪潮”。
當然,發起者是由“中國民主團結複興黨”組織起來的農民、而且主要是佃農。在經過宣傳之後,大部分佃農都認識到,只要他們不為地主耕種土地,那麽兩年之後,那些土地就會又國家分配給他們,成為他們的土地。
讓馮承乾沒有想到的是,“棄耕運動”很快就演變成了“農民進城浪潮”。
原因很簡單,當大量佃農放棄租耕的土地之後,只能到城市裡尋找工作機會,才能養家糊口。
雖然當時,絕大部分佃農進城只是權宜之計,畢竟任何人都不可能餓著肚皮活兩年,而在離開土地之後,佃農只有到城市裡才能找到工作,因此很多佃農進城的時候,只是希望在這兩年裡能夠活下去,等到兩年之後再回到農村,獲得由政府分配的土地。但是兩年後,超過三分之二的進城農民留了下來,因為在這兩年中,他們已經掌握了必要的勞動技能,成為了產業工人。更重要的是,城市裡能夠提供更好的生活條件,在教育、醫療、衛生等各個方面都比農村好得多。此外,進城農民在適應了城市裡的生活之後,特別是在嘗到了工業化的甜頭之後,也沒有幾個想回去。
在這場運動中,最大的受害者就是地主,特別是大地主。
事實上,最初的時候,包括大部分民族資本家都反對剝奪地主的土地。原因很簡單,中國的民族資本家,大多由開明地主發展而來,與地主階層有著千絲萬縷的關系,而剝奪土地本身就是為了打擊地主。
只是,在運動開始之後,特別是在農民進城之後,民族資本家的態度來了個一百八十度的轉變。原因也很簡單,大量農民湧入城市,等於增加了大量的工業勞動力,從而降低了勞動力價格。對資本家來說,這就等於降低了生產成本,或者說提高了利潤率,從而能夠獲得更多的好處。
要知道,在此之前,因為大量勞動力被束縛在土地上,中國的產業工人嚴重不足。
嘗到甜頭之後,民族資本家自然不再反對,反而成為了“土地法”最為堅定,也是最強有力的擁護者。
這下,心存不滿的地主沒什麽好期盼的了。
要知道,軍隊掌握在政府手裡,而且軍火由企業供應,與地主沒有半點關系。如果地主打算鬧事,首先就得問一下軍隊的意見。
“土地法”的順利實施,成為了中國工業發展最強大的推力。
可以說,正是“土地法”,解決了中國工業發展中最嚴重的一個問題,即欠缺勞動力。
到一九二六年底,隨著政府開始收回棄耕的土地,才有部分進城農民回流。只是,到這個時候,中國已經不欠缺產業工人了。根據中央政府在一九二七年初做的統計,中國的產業工人已經超過了兩千萬。
這是個什麽概念?
在德意志第二帝國,產業工人總量也就不過一千二百萬。
即便在美國,產業工人總量也只有一千八百萬。
另外幾個工業強國,比如英國只有六百萬,法國不到五百萬,意大利只有五百萬,荷蘭連兩百萬都不到。
誰也沒有想到,在不到十年裡,中國就擁有了世界上規模最龐大的工人隊伍。
雖然在生產效率上,中國工業依然無法跟西方國家媲美,但是依靠龐大的人力資源,中國的工業產值已經名列全球第七。
這意味著什麽?
雖然沒有確切統計數據,但是到一九二七年初,中國在工業產值上,已經與日本相差無幾。日本在明治維新之後,花了近七十年所取得的成就,中國只花了不到十年就追上,甚至在某些領域超越了日本。
當然,中國與日本,根本無法相提並論。
不管是在國土面積、資源多寡與人口數量上,中國與日本都不是一個級別上的國家。此外,還有一個不可忽視的因素。日本在工業化進程上,基本上沒有得到外來援助,即便與英國結盟,也是在工業化中期之後。相反,中國從一開始,就得到了德意志第二帝國的全力支持,不然也不可能在如此短的時間內,解決工業化初期必須面對的諸多問題,更不可能在如此短的時間內取得如此大的成就。
顯然,中國創造了一個巨大的奇跡。
此後,創造了類似奇跡的,只有一個國家,即布爾什維克俄國。只不過,要到一九三三年之後,布爾什維克俄國才基本上完成了工業化,到一九三八年才全面實現工業化,成為工業強國。
也就是說,在工業化進程中,布爾什維克俄國比中國晚了十年。
顯然,在國家發展中,十年是一個巨大的差距。
要知道,十年之後,中國的工業總產量已經超過了德意志第二帝國,成為全球僅次於美國的第二大工業國。而到一九三八年,布爾什維克俄國的工業總產值仍然低於德意志第二帝國,排名全球第四。
當然,工業化與軍事現代化沒有分先後,而是同步進行的。
更重要的是,中國實施工業化,最根本的目的就是富國強軍,因此中國的軍事現代化伴隨著工業化一同前進。
在“土地法”開始落實的時候,馮承乾回歸到了他的本質工作上來。
到一九二六年底,中國不但擁有了全球第五的鋼鐵產量,還是全球第四大造船國,擁有了建造萬噸級大型艦船的能力。
當然,對支持一支強大的海軍來說,這還遠遠不夠。
在乾回老本行,即規劃海軍發展的時候,馮承乾做的第一件事情,不是計劃建造哪些戰艦,而是對造船業進行全面整頓與提升。
可以說,萬噸級的造船能力,根本滿足不了海軍發展的基本需求。
要知道,在一九二零年代末,重巡洋艦的排水量都在一萬噸以上。雖然受“華盛頓海軍條約”限制,戰列艦等主力艦的排水量不得超過三萬五千噸,但是馮承乾壓根就沒有想過建造戰列艦這樣的主力艦。
在下一場大戰中,戰列艦就會被送進博物館。
未來,主宰海洋的,將是一種全新的戰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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