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膚變白的軍人[58]
  《皮膚變白的軍人》作者是福爾摩斯全集而不是華生，這樣的案件僅有兩篇。另一篇《獅鬃毛》同樣收錄在《新探案》中。兩篇故事都不能稱得上具有很高的文學成就：這是相對而言的，因為福爾摩斯全集在《“格洛裡亞斯科特”號三桅帆船》和《馬斯格雷夫禮典》中表現了出色的說故事本領。這兩篇故事有一個相似點，即福爾摩斯全集解決案子的關鍵是因為只有他知曉的情況——這是早期偵探小說的特征之一，阿瑟·柯南·道爾曾經公開藐視過偵探小說。《皮膚變白的軍人》出版於1926年，那時候布爾戰爭成為英國公眾腦海中一段灰色的記憶，故事反映了福爾摩斯全集的醫學知識而不是偵探技能。這件案子也讓人不快地回想起公眾對於精神病患者和傳染病人的態度，這讓福爾摩斯全集愛好者印象深刻，以至於出現了一家“詹姆斯·桑德斯爵士研究會，貝克街小分隊皮膚病學分會”，會員們每年舉行聚會，管理員對會員進行嚴格的“再認證”測試。

  我朋友華生雖然主意有限，但卻極其固執。很久以來他就一直在敦促我寫下我自己的經歷[59]。這也許是我自找的，因為我總是借機會指出他的描述是多麽膚淺，並且責備他沒有完全尊重事實和數據，而是去遷就大眾的口味。“那你就自己寫吧！”他每次都會這樣反駁我。而真的輪到我提起筆來的時候，我也不得不承認，案子的內容只能以一種吸引讀者的方式來表達。下面記錄的這件案子想必會吸引讀者，因為它是我經手的最離奇的一件案子，而碰巧華生沒有把它收進他的集子裡。

  談到我的老朋友也就是傳記的作者華生，我不得不說明在我微不足道的研究工作中不嫌麻煩地添一個同伴的原因——絕不是感情用事和異想天開，而是因為華生確實有其與眾不同之處，但出於謙虛以及對我工作的過高評價，他忽略了自己的特色。一個能預見你的結論和行動方向的合作者總是很危險的，但如果每一步發展總是使他驚訝不止而事件的進程又總是使他迷惑，那倒確實是一個理想的夥伴[60]。

  根據我筆記本上的記載，那是在1903年1月，也就是布爾戰爭[61]剛剛結束的時候，詹姆斯·M.多德先生來找我。他是一個身材魁梧、精神飽滿、皮膚黝黑的英國人。當時，忠實的華生由於有了妻子[62]暫時離開了我，這是我們交往過程中我所記得的他唯一的自私行為，所以當時我是一個人。

  我習慣於背靠窗子坐著，來訪者就坐在我的對面，讓光線充分對著他們[63]。詹姆斯·M.多德先生似乎不知道應該如何開始我們的對話，我也無意引導他，因為他的沉默給了我足夠的時間去觀察他。我覺得使客戶感到我的壓力是有好處的，於是我就把我所觀察的一些結論告訴了他。

  “先生，看來您是剛從南非回來的。”

  “沒錯，沒錯。”他十分驚訝地回答道。

  “是義勇騎兵部隊[64]的戰士吧？”

  “正是。”

  “一定是米都塞克斯軍團。”

  “太神奇了。福爾摩斯全集先生，你真是魔法師。”

  我對他的驚訝微微一笑。

  “如果一位健壯的紳士走進我的屋子，膚色黝黑得超過了英國氣候所能達到的程度，手帕放在袖口裡而不是放在衣袋裡，那就不難判斷他是從哪兒來的[65]。你留著短胡子，說明你不是正規軍戰士。你的體態很像騎手。至於米都塞克斯嘛，你的名片上說你是思勒格莫頓街的股票商，你還能屬於別的軍團嗎[66]？”

  “你真是明察秋毫。”

  “我和你看到的東西是沒有區別的，只是我鍛煉出來了，對所見到的事物更加注意而已。不過，你肯定不是來跟我討論觀察術的。不知在圖克斯伯裡舊園林那兒出了什麽事？”

  “福爾摩斯全集先生！你——”

  “別吃驚，先生。你信上的郵戳是那裡的，既然你約我見面而且又如此急迫，那顯然是出了大事兒了。”

  “不錯，的確是這樣，不過信是下午寫的，從那會兒到現在又發生了許多事情。要不是埃姆斯沃斯上校把我給轟出來的話——”

  “轟出來？”

  “哎，差不多。這個埃姆斯沃斯上校，是個鐵石心腸的人。他當年是個很嚴厲的軍紀官，而且那是一個流行罵人說粗話的時代。要不是看在高弗雷的面子上，我絕不會容忍老上校的蠻橫無禮。”

  我點上煙鬥，往椅背上一靠。

  “你能否說得再詳細一點兒。”

  我點上煙鬥，往椅背上一靠。“你能否說得再詳細一點兒。”

  霍華德·埃爾考克，《海濱雜志》，1926
  我的客戶調皮地笑了。

  “我已經習慣地認為不用多說你就會什麽都知道，”他說道，“我還是把情況都羅列出來吧，我真希望你能告訴我這些事情到底說明了什麽問題。我整整一夜沒合眼地拚命想這些事兒，卻越想越覺得一頭霧水。

  “我1901年1月參軍的時候——恰好是兩年以前——高弗雷·埃姆斯沃斯[67]也參加了我們中隊。他是埃姆斯沃斯上校的獨生子，上校是克裡米亞戰爭中維多利亞勳章[68]的獲得者，兒子繼承了他戰士的血液，所以參加了義勇騎兵。在整個軍團裡再也找不出比他強壯的小夥子了。我們成了好朋友，那種友誼只有在同甘共苦的特殊環境中才能形成。他是我的夥伴——這是軍隊中不尋常的友誼，在一年艱苦的戰鬥生活中我們同生死共患難。後來在比勒陀利亞界外戴蒙德山谷[69]附近的一次戰鬥中，他被大號獵槍的子彈擊中了。我先後接到從開普敦醫院和南安普敦發來的兩封信。後來就音信全無了，福爾摩斯全集先生，六個多月沒有一封信，而且他還是我最知心的朋友。

  “戰爭結束以後，我們大家都回家了，我給他父親寫了一封信詢問高弗雷的情況，但沒有回音。過了一陣子，我又寫了一封信。這回收到了回信，簡短精悍，說高弗雷航海周遊世界去了，一年內不會回來。就是這麽幾句話。

  “福爾摩斯全集先生，這沒法兒讓我安心。這事兒太稀奇了。他是一個講義氣的小夥子，絕不會這麽隨便就把生死之交給忘了，這也不像他的行為。碰巧我又聽說他是一大筆遺產的繼承人，他和他父親的關系一直很緊張。有時候這位老頭兒有點兒氣勢凌人，而高弗雷的火氣也不小。我根本不能相信那封回信，我非得弄清楚不可。誰知不巧我還有一些自己的事情要處理，所以直到上星期我才著手辦高弗雷這檔子事兒。不過，既然我要辦這個事兒，我就把別的事統統放下了，非辦成它不可。”

  詹姆斯·M.多德先生似乎是那種為朋友兩肋插刀的人。他的藍眼睛直勾勾地望著我，棱角分明的方下巴緊緊地繃著。

  “那麽，你都做了些什麽？”我問他。

  “我首先是想到他家——圖克斯伯裡舊莊園——去親自看看究竟。於是我先給他母親寫了一封信——因為我對他父親那個喪氣的老頭子不耐煩了——而且來了一個正面攻擊：我說高弗雷是我的好朋友，我可以告訴她許多我們共同生活的趣事，我恰好路過附近，能否順路拜訪一下諸如此類等等。我收到一封相當熱情的回信，說可以留我過夜。於是我星期一就趕去了。

  “圖克斯伯裡舊莊園是個偏僻地方，無論在什麽車站下車都有至少五英裡的路程。車站又沒有馬車，我隻好步行，還要拿著手提箱，所以傍晚才走到莊園。那是一座很深的大宅子，在一個相當大的園子裡頭。我看這宅子是各個時代和各種建築形式的大雜燴，從伊麗莎白時期半木結構的地基開始，一直到維多利亞式的走廊，林林總總。屋裡都是嵌板、壁毯和退色的古畫，這是一座陰森神秘的古屋。老管家拉爾夫，仿佛和屋子一樣古老，還有他老婆，更古老。她原先是高弗雷的奶媽，我曾聽他談起過她，僅次於母親，所以盡管她模樣怪異，我還是對她比較有好感。我也喜歡他母親——她是一個極其溫柔，而且很小巧的婦女。只有上校讓我感到別扭[70]。

  “一見面我們之間就很不愉快[71]。本來我立刻就想回車站，要不是我覺得這等於成全了他，我早就走了。我被徑直帶到他的書房，發現他坐在凌亂的書桌後面，身材魁梧，背部略有彎曲，膚色黧黑，胡子蓬亂。帶紅筋的鼻子像鷹嘴般突出，一雙灰色的目光在濃密的眉毛底下瞪著我。這時我才理解高弗雷很少提起他爸爸的原因。

  “‘先生，’他以一種刺耳的聲音說，‘我很想知道你來這裡的真正意圖是什麽。’

  “我說我已經在給他妻子的信中說清楚了。

  “‘不錯，不錯，你說你在非洲認識高弗雷。當然，這只是你的一面之詞。’

  “‘我口袋裡有他寫給我的信件。’

  “‘請讓我看一看。’

  “他把我遞給他的兩封信看了看，隨手又扔給了我。

  “‘好吧，那又怎樣？’

  “‘先生，我和你兒子高弗雷是好朋友，共同經歷的許多事情把我們團結在一起，但我突然收不到他的音信了，能不奇怪嗎？我希望知道他的情況，這不是很自然的嗎？’

  “‘先生，我記得我已經跟你通過信並告訴你有關他的情況了——他航海周遊世界去了。他從非洲回來後，健康情況不是很好，他母親和我都認為他應該徹底休養，換換環境。也請你把這個情況轉告給一切關心他的朋友們。’

  “‘我會的，’我說，‘不過麻煩您把輪船和航線的名稱告訴我，還有起航的日期。說不定我可以設法給他寄一封信去。’

  “我的這個請求似乎使主人又為難又生氣。他濃密的眉毛低壓到他的雙眼上面，不耐煩地用手指敲打著桌子。他終於抬起頭來，那表情很像一個下棋的人發現對手走了威脅性的一步棋而他已決定怎樣去應付似的。

  “‘多德先生，’他說，‘你的固執會使許多人都感到無禮，並且會認為你實在是無理取鬧。’

  “‘請你務必理解我，這都是出於我跟您兒子的友情。’

  “‘當然，我已經充分考慮到這一點。不過我必須請你放棄這些請求。家家都有自己的隱私，不會向外人說的，不管是多麽善意的外人。我妻子非常想聽聽你講高弗雷過去的事，但我請求你不必再插手現在和將來的事，這種打聽對你沒有益處，只會使我們處境更為難。’

  “你看，福爾摩斯全集先生，我遇到了解決不了的麻煩。我隻好假裝同意他的意見，但我心裡暗自發誓，不查清我朋友的下落絕不罷休。那天晚上氣氛十分沉悶，我們三個人在一間陰暗的老屋子裡默默無言地進餐。女主人倒是熱切地向我詢問有關她兒子的事情，老頭子卻一臉的不高興。我對整個事情感到十分不快，因此在禮貌允許的最早時刻我就辭別主人回到自己的客房。那是樓下一間寬敞空蕩的屋子，就像宅內別的房間一樣。但是在南非草原生活過的人不會十分講究居住條件的。我拉開窗簾，朝園子裡望去，發現外面竟是晴朗之夜，那半個月亮照得夜晚很亮。之後我坐在熊熊的爐火旁邊，身旁桌上放著台燈，打算讀小說來分散一下我的注意力。可是我被老管家拉爾夫打斷了，他拿來一些備用煤。

  “‘先生，我怕你夜間需要加煤。天氣挺冷，這間屋子又不太保暖。’

  “他沒有立刻走出去，而是在屋內稍做停留，當我回頭看他的時候，他正站在那裡瞧著我，心事重重的樣子。

  “‘對不起，先生，我不由自主地偷聽了你在餐桌上談論高弗雷少爺的事兒。你知道，我妻子當過他的奶媽，我差不多可以說是他的養父，所以也很關心他。你是說他表現很好嗎，先生？’

  “‘他是全軍團裡最勇敢的人之一。有一次他把我從布爾人的槍林彈雨之中拖了出來，否則我今天也就不會在這兒了。’

  “老管家興奮地搓著他那雙又瘦又老的手。

  “‘就是，先生，正是那樣，高弗雷少爺就是那個樣子。他打小就很勇敢，莊園的每一棵樹他都爬過，他什麽也不害怕。他曾是一個好孩子，是的，他曾是一個很棒的小夥子。’

  “我一下子跳起來。

  “‘嗨！’我大聲說，‘你說他曾是棒小夥子，你的口氣仿佛他不在世了。到底發生了什麽？高弗雷到底出了什麽事？’

  “我抓住老頭兒的肩膀，但他退縮並躲開了。

  “我抓住老頭兒的肩膀，但他退縮並躲開了。”

  霍華德·埃爾考克，《海濱雜志》，1926
  “‘先生，我不知道你在說什麽。請你去問主人吧，他知道。我不能多管閑事。’

  “他剛要走出去，我拉住了他的胳臂。

  “‘聽著，’我說，‘你非得回答我這個問題才能走，要不我就拉住你一夜不放。高弗雷死了嗎？’

  “他不敢直視我的眼睛。他好像是被施了催眠術。他的回答是從嘴裡硬擠出來的，那是一個可怕的、出人意料的回答。

  “‘我寧願他死了！’他喊道。說著他使勁一扯，就跑出屋去了。

  “福爾摩斯全集先生，你當然可以想象，我呆呆地坐在椅子上，心情很差。老頭兒剛才說的話對我來說只有一種解釋，顯然我的朋友是牽涉到什麽犯罪事件，或者至少是幹了什麽不光彩的事兒，涉及到家庭的榮譽了。嚴厲的父親於是就把兒子送走，把他藏了起來，以免家醜外揚。高弗雷是一個不管不顧的冒失鬼，他往往受周圍的人影響，顯然他是落入了壞人之手並被引向歧途了。如果真是這樣，那是非常可惜的，但即使如此我也有責任把他找出來並設法幫助他。我正在這樣焦急地思考著，猛一抬頭，只見高弗雷就站在我面前。”

  我的客戶講到這裡沉思地停了下來。

  “請你繼續。”我說，“你的案子有一點很特別的地方。”

  “福爾摩斯全集先生，他是站在窗外，臉貼著玻璃。我剛才跟你說過那天晚上我曾向窗外看，窗簾遮住了一半窗子，他的身影就在簾子打開的地方。那是落地大窗，所以我可以看見他整個的身體，但使我吃驚的是他的臉。他面色慘白，我從沒見過這麽白的人，就像鬼魂一樣。但是他的眼睛對上了我的眼睛，我斷定那是活人的眼睛。他一發現我看著他，就往後一跳，消失在黑夜裡了。

  “這個人的樣子有一種十分令人吃驚的東西。倒不僅是那慘白如紙的面孔，而是一種更微妙的東西——一種見不得人的、有罪惡感的東西——這種東西並不像我所熟知的那個坦率痛快的小夥子。我感到異常恐怖。

  “但是一個人要是當過兩年兵，成天和布爾人打交道，他的膽子就是嚇不壞的，遇見變故就會立即采取行動。高弗雷剛一躲開，我就跳到窗前。窗子的開關不太好使，我花了一點兒時間才把它弄開[72]。隨後我就跳了出去，飛快地跑到花園小路上，朝著可能是他逃走的方向追去。

  “這條小路很長，光線又暗，但是我總覺得前面有東西在跑。我向前衝去，叫著他的名字，但是沒有用。我跑到小徑的盡頭，這裡有好幾條岔路分別通向幾個小屋。我猶豫了一下，這時我清楚地聽見一扇門關上的聲音。這聲音不是來自我背後的屋子，而是從前方黑暗處傳來的。福爾摩斯全集先生，這就足以證明我方才看見的不是幻影。高弗雷確實從我眼前逃走了，並且關上了一扇門，這一點是肯定的。

  “我不知所措。這一夜我輾轉反側，心裡一直在盤算這個事情，打算找到一種合適的理由來解釋這個現象。第二天我覺得老上校的態度多少緩和了一些。既然女主人說附近有幾個好玩的去處，我就趁機問道，我是否可以再停留一晚。

  “他一發現我看著他，就往後一跳，消失在黑夜裡了。”

  霍華德·埃爾考克，《海濱雜志》，1926
  “老頭子勉強同意了，這就給我爭取到一整天的時間去進行觀察。我已經十分確定高弗雷就在附近的什麽地方藏著，但具體的地點以及原因仍是一個未知數。

  “這座樓房又大又曲折，就算在裡邊藏上一個軍團也沒人會知道。如果人是藏在樓房內部，那我是很難找到他的。但是我聽見的關門聲不是在樓內，我必須到園子裡去尋找這個答案。這倒是不難做到，因為那幾個老人在忙著自己的事情，這就使我得以施行我的計劃了。

  “園子裡有幾個小屋，在園子盡頭有一座稍具規模的建築——足夠園丁或護林人居住的了。難道是從這裡發出的關門聲響嗎？我假裝漫不經心，仿佛隨便散步的樣子朝它走了過去。這時候有一個矮小利落、蓄著胡須、身穿黑衣、頭戴圓禮帽的男子從那屋門裡走了出來——一點也不像園丁的樣子。不料他出來後就把門反鎖上，把鑰匙放在了口袋裡。他一轉身，發現了我，臉上頓時現出了吃驚的神色。

  “‘你是這裡的客人嗎？’他問我。

  “我說是的，並且說我是高弗雷的朋友。

  “‘真可惜他旅行去了，否則他會非常願意見到我的。’我故意這樣說。

  “‘不錯，不錯，’他仿佛做了虧心事似的說著，‘改個時間再來吧。’他說著就走開了。但當我回頭看時，他卻躲在園子那頭的桂樹後面，正站在那裡盯著我看。

  “我走過去，仔細地觀察這座小房子，但窗子被遮得嚴嚴實實，這使人感覺它是空的。如果我的窺探過於大膽，可能會因小失大，甚至被趕出去，因為我知道我受人監視。因此我就回到樓內，到晚上再繼續偵查。等到天色全黑，萬籟俱寂之後，我就從我的窗口溜了出去，悄悄地朝那座神秘的房子走去。

  “我剛才說這屋子被遮擋得很嚴實，現在我發現它還關著百葉窗。不過，有一扇窗子卻透出了亮光，因此我就集中注意力從那兒往裡瞧。我還算走運，這裡簾子並沒有完全被拉上，我可以看見屋內的情景。裡面相當明亮潔淨，壁火很旺，燈光通明。在我對面坐著我早上碰見的矮個子男子，他吸著煙鬥在讀報紙。”

  “什麽報紙？”我問道。

  我的客戶似乎不大高興被我打斷。

  “有什麽關系嗎？”他反問道。

  “是的，關系重大。”

  “我還真沒留意。”

  “也許你能看出那是大張的報紙還是小本的周刊之類的吧？”

  “對了，經你這麽一提，我想不是大張，也許可能是《觀察者》一類的雜志。不過說實在的，我當時真的顧不上這類小事兒了，因為屋裡還有一個人背對窗子坐著，我可以肯定他就是高弗雷。當然我看不見他的正臉，但我熟悉他的肩膀的形狀。他用手支著頭，神態十分憂鬱，身子朝著壁火。我剛要采取行動，突然有人在我肩上重重地拍了一下，原來上校就站在我身旁。

  “‘到這邊來，先生！’他壓低了聲音說。他一言不發地領著我走進了我的房間。他在門廳裡拿起一張火車時刻表。

  “‘八點半有一班火車開往倫敦，’他說，‘馬車八點鍾在大門外等你。’

  “他當時很生氣。而我呢，我感到自己的處境很尷尬，我只能結結巴巴說幾句前言不搭後語的道歉話，並力求用我對朋友的關心來為自己解釋。

  “‘這個問題用不著再談了，’他斬釘截鐵地說道，‘你無恥地侵犯了我們家庭的隱私權。你到這兒來是做客，但你成了暗探。先生，我現在隻想對你說不要再讓我見到你！’

  “這下子我也火兒了，也說了些不客氣的話。

  “‘我看見你兒子了，我認為你是為了個人目的而不讓他見外人的。我不知道你把他關起來的動機到底是什麽，但我敢肯定他已失去了行動的自由。我告訴你，上校，除非我確定我朋友是安全和健康的，否則我絕不會善罷甘休的，也絕不會被你的恐嚇所嚇倒。’

  “這個老家夥面色突然變得像魔鬼一樣凶惡，我真以為他會動手。我說過他是一個瘦削的、狂暴的高大老頭子，雖說我不是弱者，但也很難對付他。但是他在憤怒地瞪了我半天之後轉身走出去了。我呢，早上按時乘火車走了。我立即來找你就是為了聽取你的意見並想得到你的幫助，這就是我寫信約你見面的緣故。”

  以上就是我的來訪者擺在我面前的問題。大概精明的讀者都已經看出來，這個案子並不複雜，因為只有極有限的選擇答案就可以解釋問題的根源。但是盡管如此，這個案子卻有著新奇有趣的地方，所以我才把它記錄了下來。現在我就用我常用的邏輯分析方法來縮小可能出現的答案的范圍。

  “一共有多少個仆人？”我問。

  “照我的估計，只有老管家和他的妻子。他家的生活看起來十分簡單。”

  “那麽在花園小屋內是沒有仆人的？”

  “應該沒有，除非留胡須的那個矮男人也是個仆人。但看起來他的身份要高得多。”

  “這一線索很有用。你看到過有人從一所房子往另一所房子送食物嗎？”

  “你這麽一提，我倒記起來曾看見老拉爾夫提著一個籃子往園子裡的平房的方向走去。當時我並沒往食物上想。”

  “你在當地進行訪問時打聽了沒有？”

  “打聽了。我和火車站站長以及村內旅館主人曾攀談過。我只是簡單地問他們是否知道我的夥伴高弗雷的情況，他們兩人都說他航海周遊世界去了。他曾回過家，但緊接著就外出了。看來關於他旅行的說法已經被大家所接受了。”

  “你沒有向他們透露出你的猜疑嗎？”

  “一點兒沒有。”

  “這很明智。這件事是要調查的，我要跟你一起到圖克斯伯裡舊莊園去一趟。”

  “今天？”

  碰巧當時我正在了結一樁案子，就是我朋友華生敘述過的修道院學校案，格雷明斯特公爵深陷其中[73]。我還受到土耳其蘇丹的委托經手一個案子，如果延誤將會發生極嚴重的政治後果[74]。所以，直到下一周的開始（照我日記[75]的記載），我才由詹姆斯·M.多德先生陪同踏上去貝德福郡的旅程。在我們驅車路過尤斯頓車站的時候，我把一位沉默寡言、膚色黝黑的紳士也接到了車上，他是我事先約好的。

  尤斯頓車站

  《女王的倫敦》(1897)
  “這是我的一位老朋友，”我對多德說，“請他在場也許一點兒用也沒有，但也可能起決定性作用。目前不必細談這一點，到時候你就會明白了。”

  凡是讀過華生寫的記錄的讀者，想必已經熟悉我的做法，就是在偵查一件案子的過程中我是很少說話的，一般不會對別人說出我的想法。多德似乎有點兒摸不著頭腦，但沒有多問什麽，我們三個人就繼續趕路了。在火車上我又問了多德一個問題，故意讓我們那個同伴聽見。

  “你說你從窗戶裡清晰地看見你朋友的臉，所以敢肯定那就是高弗雷，是嗎？”

  “確定無疑。他的鼻子貼住玻璃，燈光正好照在他臉上。”

  “不會是另一個長相相似的人嗎？”

  “不可能，的確是他。”

  “但是你也說過他的樣子變了。”

  “只是顏色變了。他的臉色是——讓我怎麽說呢？——那是魚肚白色，他的皮膚變白了。”

  “是整個臉都蒼白嗎？”

  “我想不是吧。我看得最清楚、最白的是他的前額，因為額頭緊貼著玻璃。”

  “你叫出他的名字沒有？”

  “我當時又驚又怕，沒有叫。後來我就追他，我已經告訴過你，沒追上。”

  我的偵查已經基本完成了，只需要再解決一個小問題就大功告成了。後來經過一番旅途之後，我們終於到達了多德描述的這座奇怪而神秘的莊園，開門的正是老管家拉爾夫。我已經把馬車全天租下來了，就請我的老朋友坐在車上，等著我們來請他。拉爾夫是一個身材矮小、滿臉皺紋的老頭兒，穿著傳統的黑上衣和灰點褲子，只有一點兒很特別，他戴著黃色手套，一看見我們他就甩下手套放在門廳桌子上了。我這個人，正如我朋友華生說的，感官出奇地靈敏。當時屋裡有一種不明顯的、但是帶有刺激性的氣味，似乎就是從門廳桌子上散發出來的。我一轉身，把帽子放在桌上，又故意把它弄到地上，然後彎下腰去拾帽子，趁機使我把鼻子湊近了手套。不錯，這股類似柏油的怪味兒確是從手套上發出來的。偵查已經完成，我進入書房。唉，我自己寫記錄怎麽這麽露骨，實在不高明！華生筆下是那樣引人入勝，不正是依靠隱去這些細節、設置懸念嗎[76]？

  他猛一推門就衝了進來，胡須豎起，眉眼也都立起來了，的確是一個少見的凶狠老頭子。

  霍華德·埃爾考克，《海濱雜志》，1926
  上校不在房裡，但是一聽拉爾夫的通報就立刻趕來了。我們聽見他那急促沉重的腳步聲從樓道傳來。他猛一推門就衝了進來，胡須豎起，眉眼也都立起來了，的確是一個少見的凶狠老頭子。他手裡拿著我們的名片，用力一撕，狠狠地扔在地上，用腳去踏。

  “我不是告訴過你了嗎，你這個多管閑事的渾蛋，我不準你登我的門！我絕不許你再來，如果你膽敢不經我允許再上這兒來，我就有權使用武力，我開槍崩了你！我肯定會崩了你！至於你，先生，”他轉向我說，“你也受到同樣的警告。我知道你那可恥的職業，你可以上別處去顯示你的才華，我這裡用不著你。”

  “我不能走，”我的客戶堅定地說，“除非高弗雷親口告訴我他是自由的。”

  我們這位不情願的主人按了一下鈴。

  “拉爾夫，”他命令道，“給本地警察局打電話叫他們派兩名警察來。就說有賊。”

  “等一等，”我連忙說，“多德先生，你應該知道，埃姆斯沃斯上校是有權利的，我們無權進入他的住宅。另一方面，他也應該知道你的行動完全是出於對他兒子的關心。我敢保證，如果允許我和埃姆斯沃斯上校談五分鍾，我可以使他改變他對這件事兒的看法。”

  “我沒那麽容易動搖，”老上校說，“拉爾夫，快去！你還等什麽？快打電話[77]！”

  “不行，”我說著往門上一靠，“警察一旦插手就會導致你所害怕的後果。”我掏出筆記本在一張撕下的紙頁上匆匆寫了一個字，然後把紙遞給上校說，“這就是我們前來的原因。”

  他凝視著紙條，一臉的驚訝。

  “你怎麽會知道？”他無力地說著，沉重地一屁股坐在椅子上。

  “我的職業就是使真相大白，這就是我的工作。”我說道。

  他坐在那裡沉思，瘦削的手摸著蓬亂的胡須。終於，他做了一個很無可奈何的手勢。

  “好吧，要是你們一定要見高弗雷，就見吧。這事兒我不負責，是你們迫使我做的。拉爾夫，去告訴高弗雷先生和肯特先生，我們五分鍾後就到。”

  五分鍾之後我們已經走過了花園小徑，來到神秘小屋前面。一位留著胡須的矮男子站在門口，臉上露出十分詫異的神情。

  “這太突然了，上校，”他說道，“這完全擾亂了咱們的計劃。”

  “我實在沒辦法，肯特先生，我們也是被迫的。高弗雷先生在嗎？”

  “是的，他就在裡邊，”他說著一轉身，領我們走進一間寬敞但陳設簡單的房間，有一個人背朝著壁爐站在那裡。一見那人，我的客戶立刻跳上前去伸出手來。

  “嗨！高弗雷，能見到你太好了！”

  但是對方揮手叫他後退。

  “不要碰我，吉米。不要靠近我。是的，你非常驚訝！我已不再是那個騎兵中隊的棒小夥子、一等兵埃姆斯沃斯了，是吧？”

  他的面容確實是奇怪的。不難看出他本來是一個五官端正、皮膚被非洲陽光曬得黝黑的漂亮男子，但是如今夾雜在黝黑皮膚之間有一些異樣的白斑片，這使他的皮膚變白了。

  “這就是我不見來訪客人的緣故，”他說道，“你我倒不在乎，但用不著你的同伴。我知道你的用意是好的，但這麽一來對我不利。”

  “我只是想確認你是安全無恙的，高弗雷。那天夜裡你往我窗裡瞧的時候我看見了你，後來我就不放心，非要親眼見到你不可。”

  “老拉爾夫告訴我你來了，我禁不住要看看你。我真希望你根本沒看到我，後來我聽見開窗子的響聲，隻好跑回小屋。”

  “到底是怎麽搞的，為什麽會這樣？”

  “這個事兒倒也不難說清楚，”他說著點燃一支香煙，“你記得那天早上在布弗斯普魯的戰鬥嗎？就在比勒陀利亞[78]外邊的西線鐵路[79]上。你聽說我受傷了嗎？”

  “是的，但不知道詳細情況。”

  “我們有三個人，與本部失去了聯系。地勢很不平坦。有辛普森——就是外號叫禿頭辛普森的那個人——有安德森，還有我。我們正在追擊布爾人，但是他們埋伏起來，把我們三人包圍了。他們兩人不幸被打死了，我肩上中了獵槍的子彈。但是我拚命趴在馬上，跑了幾裡路。後來我昏過去，掉下馬來。

  “等我蘇醒過來的時候，天已黑了，我掙扎著站起來，感覺異常虛弱。使我吃驚的是近處就有一座房子，相當大，有南非式的走廊[80]和許多窗子。當時天氣很冷。你知道那種夜晚襲來的令人發僵的寒冷，那是一種令人厭惡的、難以忍受的寒冷，和爽利明快的霜凍是很不一樣的。簡單說吧，我感到徹骨的寒冷，唯一的希望就是設法到達那座房子。我拚命站起來，一步一步向前挪動著，幾乎已經沒有知覺。我隻依稀記得爬上台階，走進一扇大敞著的門，進入一間擺著幾個床位的大屋子，倒在一張床上，嘴裡滿意地哼了一聲。床上被子已經攤開，但我管不了那麽多了。我把被子往我顫抖的身上一拉就睡著了。

  “我醒來的時候已是早晨，可我不僅沒有進入一個健康的世界，反而好像來到一個噩夢般的世界。非洲的陽光從寬大的沒有窗簾的窗子射進來，使這間刷成白色的大而空敞的房間顯得特別明亮。我面前站著一個很矮的人，好像是侏儒，腦袋碩大如鱗莖球，口中急切地說著荷蘭話，揮動著一雙海綿般的變形而可怕的手。他身後站著的一群人，似乎對眼下這情況很感興趣，可我看到他們卻不禁打了一個哆嗦——他們沒有一個正常的人形，每一個人不是歪七扭八就是臃腫變形。這些醜八怪的笑聲更加難聽。

  “看來他們全都不會講英語，但是還非要想讓我說明什麽，因為大腦袋越說聲音越大，後來一邊怪叫著一邊用他那變形的手揪住我就往下拉，對於鮮紅的血液從我傷口直往外流置之不理。這個小怪物力大如牛，要不是有一個年長的頭領聽見這間屋子的嘈雜聲走過來，真不知他會把我整成什麽樣子。他用荷蘭語訓斥了幾句，揪我的人就躲開了。然後他轉向我，瞪大驚訝的眼睛看著我。

  “‘你怎麽會到這兒來的？’他驚詫地問道，‘別動！我知道你已筋疲力盡，你肩上的傷口需要處理。我是醫生，我立刻找人給你包扎。不過，小夥子！你在這裡比在戰場上更要危險。這裡是麻瘋病醫院，你在麻瘋病人的床上過了一夜[81]。’

  “吉米，還需要我告訴你別的嗎？看來，由於戰火迫近，這些病人提前被疏散走了。後來，由於英軍開來，他們又被這位醫務總監送回醫院。他說，盡管他自以為他對這種疾病有免疫力，但也絕不敢像我那樣在麻瘋病人的床上睡一夜。後來他把我放在一間單獨病房內，細心地護理我，大約一個星期後我就被送往比勒陀利亞總醫院。

  “你看，這就是我的悲劇故事。我希望自己能沒事，但是事與願違，等我回到家裡，臉上出現的這些可怕症狀終於宣布了我未能逃脫被感染的命運。怎麽辦呢？我得住在一座僻靜無人的房子裡。我們有兩個可以絕對信任的仆人，而且這個地方也很安全。肯特先生是一位外科醫生，在保證絕不泄密的條件下他願意陪我同住。這樣處理是十分簡單的。而如果采取另外一種方式則是極其可怕的：和陌生人一起被終身隔離，永遠沒有被釋放的可能。現在像我這樣必須絕對保密，否則即使是在這個窮鄉僻壤也會引起軒然大波，早晚會把我扭送麻瘋病院的。吉米，就連你也不能告訴。今天我父親怎麽會讓步的，我真不明白。”

  上校指了指我。

  “是這位先生迫使我讓步的，”說著他打開了我遞給他的紙條，上面寫著“麻瘋”字樣，“既然他已經知道這麽多了，那最安全的辦法就是告訴他真相。”

  埃姆斯沃斯上校指了指歇洛克·福爾摩斯全集。“是這位先生迫使我讓步的，”他說。

  霍華德·埃爾考克，《海濱雜志》，1926
  “的確是這樣，”我說道，“誰敢說這樣做不對呢？看來只有肯特先生一個人探視過病人。請問先生是不是專門診斷這種病的醫生呢？因為，據我了解，這種病多發於熱帶和亞熱帶地區。”

  “我具備一個合格醫生的知識。”他板起面孔說[82]。

  “先生，我深信你是有能力的，但我覺得在這一病例上聽聽其他人的意見也是有價值的。據我理解，你避免會診只是害怕強迫你隔離病人。”

  “是的。”上校說。

  “我預料到這一點了，”我解釋說，“今天我帶來一個絕對可以信賴的朋友。以前我曾替他出過力，因此他願意以朋友的身份而不是作為專家來提供他的意見。他的名字是詹姆斯·桑德斯爵士。”

  聽我這麽一說，肯特先生臉上流露出的那種驚喜的表情，簡直就像新提升的下級軍官[83]要會見羅伯茨勳爵[84]似的。

  “我深感榮幸。”他低聲說道。

  “那我就請詹姆斯先生到這裡來，他現在正等在門外的馬車裡。至於我們，上校，咱們可以一起到你書房去，我來做些解釋。”

  在這種關鍵時刻就顯出我是多麽需要我的華生了。他善於運用恰到好處的提問和種種形容詞來誇張我的偵查藝術，把我那種本來只是專業常識的偵探術誇大成奇跡。現在我自己來敘述，就沒有人來捧場了。我隻好很平實地講一遍，就像那天在上校書房裡我對著幾個聽眾所說的，其中還包括高弗雷的母親。

  “破案的過程，”我說道，“就建立在這樣一種假設上面：當你把一切不可能的結論都排除之後，那剩下的，無論多麽離奇，也必然是事實。也可能剩下的是幾種假設，如果這樣，那就要不斷地加以證實，直到最後只剩下一種具有足夠論據來支持的解釋。現在我們就用這個方法來研究一下當前這個案子。起初，擺到我面前的有三種可能的解釋，可以說明這位先生在他父親莊園的小屋裡被隔離或禁錮起來的原因——可以認為他是因為犯罪而逃避，或者是因為精神失常而不願住瘋人院，最後是因為有某種疾病而需要隔離。我想不出其他的原因了。那麽，就需要把這幾個結論加以對比和分析。

  “犯罪的說法是不能成立的。本地區並沒有懸而未結的犯罪報告，這我十分清楚。假如說是還有沒暴露出來的犯罪，那麽考慮到家族利益，應該把他弄走或是送出國外，而不是藏在家裡。我看不出這條思路有什麽成立的可能性。

  “精神失常的可能性要更大一些。出現在屋外的人可能是看守人。他走出來以後把門倒鎖上，這就進一步證明了上述假設，可能是強行禁閉。但另一方面，強行禁閉可能不是很嚴密，否則這個年輕人就不會有機會跑出來去看一眼他的朋友了。多德先生，你記得我在尋找論據的時候問你肯特先生讀的是什麽報紙。如果是《柳葉刀》或《英國醫學雜志》，那會幫我大忙了。但是，只要有醫生看護並上報當局，把精神病人留在家裡是合法的事。為什麽這樣拚命保密呢？因此精神失常的設想也是不能成立的。

  “剩下的第三個可能，看來雖然不合常理，卻是完全符合實際情況的。麻瘋病是南非地區的常見病[85]，由於很特殊的情況，這位青年可能受到感染。這樣一來，他的家屬處境就十分為難了，因為他們絕不願意把他交給麻瘋隔離病院。為了不泄露風聲、不受當局干涉，必須嚴守秘密。如果給以適當報酬，找一位忠實的醫生來照顧病人並不難；也沒有理由不讓病人在晚上出來；膚色變白是這種病的普通症狀。這個假設論據的理由是十分充足的，以致於使我決心把它當做已被證實了的情況來采取行動。當我初到這裡，發現給小屋送飯的拉爾夫戴著浸了消毒水的手套，這時候我連最後的疑慮也消除了。先生，我只寫了一個詞，就告訴你秘密已被發現了，我之所以寫而沒有說出來，是為了向你證明我的謹慎值得信任。”

  我正要結束我的小小分析，門突然開了，那位德高望重的皮膚病學家被領了進來。但是這一次，他那獅身人面像一樣嚴肅的臉上流露出人情味兒的溫暖。他大步走上前去與上校握手。

  “我一向給人帶來壞消息，”他說，“可是今天的消息不那麽壞——這不是麻瘋。”

  “什麽？”

  “典型的類麻瘋，也就是魚鱗癬[86]。它是一種鱗狀的皮膚病，影響容貌，非常頑固，但可以治愈，絕無傳染性。不錯，福爾摩斯全集先生，確實是非同尋常的巧合。但能說完全是巧合嗎？難道沒有一些未知的因素在起作用嗎？或許這位青年在接觸病人以後的不可避免的恐懼心理產生了一種生理作用，模擬了它所恐懼的東西？無論怎麽說，我可以用我的職業榮譽來擔保——啊！夫人[87]休克了！我建議由肯特先生來護理她，直到她從這次驚喜性休克中恢復過來為止[88]。”

  布爾戰爭
  布爾戰爭是英國對於南非戰爭（1899-1902）的稱呼，“布爾”在荷蘭語中表示“農民”。1886年在威特沃特斯蘭德發現金礦之後，英國探礦者蜂擁到德蘭士瓦——即南非共和國——試圖一搏，將約翰內斯堡這個滿是采礦帳篷的地方變成一個新興都市，到1900年的時候這裡已經有100000人。對於幾代住在這裡的荷蘭農民來說，大量湧入的外國人——即外僑——讓他們的感覺就像是入侵。德蘭士瓦政府擔心英國定居者在經濟和政治方面日益壯大，當時那裡的總統是反英的斯蒂芬斯·約翰內斯·保羅斯（保羅）·克魯格，於是政府開始對僑民征收重稅，限制他們的公民權利（參見《跳舞的人》注釋2）。英國方面正在擴充帝國的勢利，他們已經控制了開普殖民地、斯威士蘭、羅德西亞和南非其他領地，於是意圖吞並了德蘭士瓦。德蘭士瓦的金礦和擴張的需求使得約翰內斯堡變成了統一英屬南非王冠上的珍寶。

  1895年，利安德·斯塔爾·詹森博士率領的命運不濟的遠征軍加重了這一局面（參見《三個同姓人》注釋10），這次故意的侵犯舉動給僑民以啟示，促使他們進行武裝鬥爭，並且受到開普殖民地總督西塞爾·羅德斯的支持（參見《孤身騎車人》注釋28）。作為回應，德蘭士瓦向奧倫治自由邦尋求幫助，組建了一支軍事聯軍，保護兩個地區的獨立地位。阿爾弗雷德·米爾納爵士在1897年被任命為英國在南非的最高統帥，政府要求他說服克魯格在僑民政策上做出妥協；但是談判沒有任何進展，英國向南非的駐地派出了更多的軍隊，把事情推向戰爭邊緣。1899年10月11日，德蘭士瓦和奧倫治自由邦宣布對英開戰。

  布爾戰爭中萊斯特郡團的士兵。

  《帝國的景象》

  大約1600名志願軍來到當地幫助布爾人，他們來自德國（請記住，威廉皇帝向克魯格發出了一封臭名昭著的信件，祝賀對方鎮壓了詹森的遠征隊——參見《第二塊血跡》注釋10）、愛爾蘭、美國、斯堪的納維亞半島、法國、荷蘭和俄國。這場戰爭似乎從一開始就是不對稱的。布爾人熟悉地形加上使用的來複槍比英軍配備的槍支更先進從而佔據優勢；戰爭的初期階段，他們數量上遠遠超過英軍。起先布爾人取得了驚人的成功，入侵了北納塔爾和開普殖民地；包圍了萊迪史密斯、金伯利和馬弗金；12月的“黑色一周”中，他們在斯特龍伯格、馬赫斯方丹和科倫索取得了重要的勝利。一連串的失利使得倫敦撤下雷德弗斯·布勒爵士，派弗雷德裡克·斯雷·羅伯茨爵士成為新一任統帥（參見注釋26）。羅伯茨親自指揮，大量英國援軍湧入南非海岸，戰爭的局勢出現了轉機。

  基欽納爵士（赫伯特·霍雷肖·基欽納，後來的布魯姆子爵，1850-1916）擔任羅伯茨的總參謀，英國陸軍陸續打敗布爾軍隊，解圍了金伯利、萊迪史密斯和馬弗金，並且佔領了斯特龍伯格、約翰內斯堡和比勒陀利亞。德蘭士瓦在1900年10月正式被英國吞並，羅伯茨回到英國，留下基欽納擔任統帥直到11月末。但是，戰爭還沒有結束，又持續了十八個月。布爾人采取遊擊戰術，他們反覆襲擊英國的基地、鐵路和通訊線路獲得成功，並且在英國控制之外佔據著廣大農村地區。作為應對，基欽納認為有系統的白色統治是最有效的辦法。他在鐵路沿線設置了突出的堡壘，以石頭和鋼鐵構建，作為瞭望點，然後推行清理政策，燒毀農莊、殺死家畜，並將婦女兒童聚集到“集中營”（這一方法也許是西班牙人那裡學來的，他們在1895年使用“集中營”對抗古巴的遊擊隊員）。到1901年末，超過100000名布爾人生活在條件不好的集中營裡；大約20000名住戶——大部分是孩童——因為不衛生的條件而死於疾病。基欽納的政策雖然在國際上激起了眾怒，但是獲得了成效。1902年5月31日，弗裡尼欣條約正式宣告戰爭結束。兩個布爾人省份最終正式承認英國的統治地位，作為交換獲得許諾在未來可以自治，並且取得三百萬英鎊錢款彌補戰爭的損失。

  總體來看，英國一共損失了5774人，布爾人損失了大約4000人。正如歷史學家A.N.威爾遜所稱，“這場戰爭非常受矚目……戰爭的歌曲走進了音樂廳。據說英國的所得超過它的付出。[戰爭總計花費了]兩億兩千兩百萬英鎊，但是它控制了地球上最富有的地方”。不過，英國贏得布爾戰爭的做法在英國歷史上成為特殊的一頁。今天，基欽納也許會站在國際法庭的審判席上，但是他卻受到議會的50000英鎊獎賞，接受勳章，封為子爵。後來，基欽納管理埃及和蘇丹，在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時擔任戰爭事務大臣。

  1899年聖誕前夜，阿瑟·柯南·道爾志願參軍去布爾戰爭前線。英國陸軍沒有批準這位四十歲作家的申請，柯南·道爾尋找機會幫助戰爭，在1900年2月加入了約翰·朗曼在南非的志願醫院。1900年7月他回到英國之後撰寫了兩部重要的作品——《布爾戰爭》和《南非戰爭：起因以及應對》，前者是一部歷史作品，後面是回應公眾對英國政府處理布爾人問題的批評。柯南·道爾可能因為後者而在1902年受封爵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