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星期之後,我再次出現在港口碼頭,我查了日不落的航運路線,知道這艘輪船會在今天早上停泊兩天,這是他最後的機會,我決定在碼頭等他。
停泊的輪船越來越多,但是沒有我想要看到的船,我戴著帽子,很孤獨很彷徨地在碼頭等待著,直到碼頭的船隻都擠滿了,我才開始產生了想要放棄的念頭,可是我又不甘心,不想放棄可以爭取的機會。我繼續在那裡等,等來的卻是一陣很強烈的風,吹著碼頭上所有的輪船,懸掛著國旗飄了起來,徐徐停泊在空中。
我覺得有些冷,情不自禁地蹲了下去,希望借著障礙物擋著大風的侵襲。
突然在我面前經過幾個老人長者,他們好像是剛剛爬完山回來那樣,背著背包,穿著運動服。其中一個戴著黑框眼鏡的老人,雖然看上去已經有八十多歲,可是依舊風度翩翩,雙眼炯炯有神,他斬釘截鐵地說著:不用等了!“日不落”輪船估計不會來了!在海平面上刮起一陣風暴,估計已經凶多吉少了!昨晚已經有七艘船下落不明。
我聽到老人的聲音,聽到了他們談話的內容,我不禁感覺到有些黯然傷神。
在遠方的海平面上,究竟在上演著怎麽樣的一場大風暴呢?
我在港口等他是有很重要的事情,不過既然沒有等到他,我也沒有辦法了。
在日落的時候,我去了教堂,點燃了蠟燭,我很虔誠地為斯仃尼祈禱,我希望上帝可以保佑他。
事實上,在案件出了仲裁結果之後,斯仃尼被判死刑,我一直很懷疑法官量刑的根據在哪裡。首先斯仃尼是未成年孩子,沒有任何一項指控指出他謀殺死者是早有預謀,況且死刑的定義向來是十分含糊的,這一次他被判處死刑,我相信這並非是無獨有偶的現象。
我翻查了過去被判以死刑的記錄,發現執行死刑的囚犯裡,黑人佔了百分之七十,而且屍體無法被帶走,只能由政府部門處理屍體。
我嘗試過向高等法院提出上訴,希望控方重新召開審訊,發還重審,可是我已經出到三度QC,上訴的請求仍然被最高法院駁回。
死刑將會在黑夜時分進行。
這是他活著見到陽光的最後一天,我特意帶他到海邊呼吸更新鮮更自由的空氣,當然有獄警在身邊監視著他,我刷了人情卡,好不容易才讓獄警同意讓他換回自己的衣服,到外面的世界欣賞僅剩余的風景。他臉上滿是依依不舍以及哀傷的神情。
我與他欣賞著同樣的風景,我問他:你還有什麽心願沒有完成?
此時的他正專注著大海,享受著風吹過的感覺,他閉上眼睛,深呼吸著:沒有了。我沒有更多的心願了。可能最大的遺憾就是,我沒有想過我的生命會永遠停留在14歲的階段。
我嘗試著問:我幫不了你,你會不會恨我?
他笑了笑:恨又如何,愛又如何?有什麽關系?反正生命都會消失。
那天黃昏,我不記得與他在海邊待了多久。
直到深夜時刻,他的行刑時間到了。
他的媽媽哭得很傷心,眼淚不斷地流著,他被帶到一個單獨的房間。
根據刑法的規定,在死囚執行死刑之前,是必須要剃光所有的頭髮,以確保執行死刑的人的身份準確無誤。
他的頭髮一點一點被剃掉,他對著鏡子中的自己,竟然感到一絲顫抖,逐漸禿頭的他,慢慢意識到死亡將至。
他的頭髮被剃完,然後被帶到另外一個獨立的房間,牧師在對面的房間裡,對著透明的玻璃可以看到執行死刑房間裡的具體情形。
牧師在為他誦念送別的禱文。
他的眼前擺著一副冷冰冰的機器,他知道眼前是電椅,可是他從來沒有被電襲擊過,他不知道那是一種怎麽樣的感覺,他很害怕電流穿過身體的觸動,盡管他沒有體驗過,可是他讀過關於死亡案例的故事,他知道那種感受一定很痛苦。
他穿著囚衣,在獄警的要求下,他膽怯地坐在了電椅上面,他全身在發抖,帽子被扣在他的頭顱上,雙手與雙腳被纏上了電線,他被綁住了,整個人再也無法移動。
這時候又跑出來一個男人,他在打量著斯仃尼的外表,檢查著他身體的情況,然後檢查了電源設備的情況是否正常。
最後他得出結論:執行死刑的儀器一切正常,犯人的身份確認無誤,可以行刑。
獄警默默祈禱著,隨後說了句:願上帝保佑你,同時也寬恕你。在你臨死之前,你還有什麽話想要說出來?上帝會聽到你的遺言。
他的頭頂著一塊鐵,頓時就慎得慌,眼淚控制不住往下掉,嘴裡不斷地喊著:我是無辜的!我真的是無辜的!我沒有謀殺那個女孩!我真的沒有做過謀殺的勾當!為什麽你們不相信我!為什麽上帝沒有保佑我?
獄警很無奈地說著:很抱歉,上帝或許碰巧沒有聽到你的聲音,可是我知道,你一定還有其他的心願要完成的,對嗎?
他停止了哭泣的聲音,很冷靜地陳述著:我為什麽會坐在這裡,不就是因為我是黑人的緣故嗎?殺了白人的黑人就一定該死;殺死白人的就一定是黑人嗎?我一直以為我遭遇的苦難是上帝的安排,現在看來,這並非苦難那麽簡單,上帝一直在耍我,把我當猴子耍。如果我非要有什麽遺言,我只能說,上帝讓我重新再選擇一次膚色,我一定不會選擇做黑人。
獄警拉開了與他的距離,另外一個人走過來,緩緩為他蒙上眼睛,為他戴上面罩,暗黑色的面罩戴上去以後,誰也看不到他的臉龐。
獄警在倒數中。
他隔著面罩隻說了句:我們將會在沒有黑暗的地方見面。
電椅的刑罰啟動了,數以十萬計的電流穿過他的身體,他發出極度痛苦的呻吟,那聲音聽著就像十足的竭斯底裡那樣,充滿了絕望與沮喪,身體一直在抖動著,漸漸的,電椅上散發出被燒焦的氣味,他的臉開始流血,血液從面罩的底部流出來,朝電椅的周邊蔓延著。一股煙從電椅上散發出來,他再也沒有動過,停止了掙扎,也停止了呐喊。
一條美好又年輕的生命就此消逝。
牧師與其他觀察執行死刑過程的法官們,紛紛深痛地表示遺憾,並且為其祈禱。
獄警中斷電源,慢慢打開了面罩,迎面而來的是他告示了死亡的臉龐。
他的媽媽終於暈倒在地。
獄警檢查了屍體的生命跡象,檢查了好一會兒,最後才宣告:囚犯斯仃尼已經宣布死亡,屍身檢查過,沒有任何的異常,確認囚犯的屍體。
案件完結了,我辯護失敗,在律師的生涯中,可以算是一次重大的失誤以及恥辱。
縱使在案件結束了,輿論的導向仍然偏向斯仃尼那裡,就算在他執行了刑罰之後,仍然有人在社會論壇上斥罵他,並且鼓吹黑人是低等動物等觀點,對於這種過激的評論行為我並沒有太多的感覺。可是我逐漸意識到一件事,案件的悲劇由多種因素造成,不誠實的表現以及隱瞞太多的事情當然是其中一個因素。可是最嚴重的問題是,黑人在社會上根本無法獲得足夠公平的地位與位置。
黑人的不平等問題如果持續無法解決,就會像一顆被設計好的定時炸彈那樣,隨時會爆炸,斯仃尼的悲劇事件只不過是爆炸之後的其中一個副作用,如果無法及時拆除炸彈,更多的危機將會陸續有來。
於是,在我悲痛了一個星期之後,我開始撰寫我的演講草稿,我把黑人的社會問題以及核心觀點全部放在了草稿裡面。我與其他國家的政府機構溝通過,他們允許我四處演講,做一趟國際巡回性的演講。我觀察過許多存在相同問題的國家,於是決定了巡回演講的順序。
分別是美國、英國、愛爾蘭、法國、德國、葡萄牙、西班牙,最後一站是俄羅斯與奧地利。
關於黑人的問題,反應最激烈的應該是美國,美國作為第一站,當我站在演講台上的時候,我看到了黑人最多的一個群體,他們都用著期待又渴望的目光凝望著我,盡管我知道美國的黑人在很久以前就已經獲得平等的地位,可是那僅僅只是一個虛幻的現象。我曾經把自己打扮成一個黑人,遊走在特別貧困的州裡,尤其是阿肯色州,那個城市曾經被克林頓照顧過,可是依舊貧困,然而後來的克林頓卻能使美國的經濟一度繁榮起來,美國人稱那十年為“黃金十年”,特指克林頓時代,美國的經濟走上神壇,每一個美國人心裡都滋生了驕傲的心理狀態。
我遇到的黑人特別多,大部分都很貧困,他們很瘦弱,雙眼無神,衣衫襤褸,一副壓根就看不到未來的樣子。我與黑人的小孩子握手,與他們簡單地聊了幾句,不知道為什麽,當時的我竟然想起了斯仃尼的模樣,那個可憐的孩子已經去見上帝。悲劇還會繼續,慘劇只會不斷地重複。
他們想要的東西很簡單,只不過是麵包與咖啡還有黃油奶酪。
哪怕是一些簡單的食物,對於他們來說,也只不過是一種奢侈罷了。
我閉上眼睛,對著台下的黑人們發表了激情的演講:
“平等的生命是社會的一種應該存在的現象。我們常常以膚色區分可以混合的群體,然後對號入座找到自己想要加入的團體。但是這種想法真的是公平嗎?如果A群體很受歡迎,社會的資源全部集中在他們的身上,他們當然活得很滋潤,自然對生活充滿了信心;可是B群體呢?如果他們被忽略了,一直沒有人關注他們,逐漸的,這個群體自然就會失去存在價值。難道這就是我們希望看到的社會現象?我認為是不可能的。人的生存價值是神聖不可侵犯的,沒有人可以無視另外一個人的存在價值,我們不可以帶有異樣的目光去看待膚色有些怪異的群體。他們常常掙扎在最勞苦的繁忙工作中,收入很低微,沒有人關心,沒有人慰問,住著最差的房子,吃著最廉價最難以忍受的食物;但是另外卻有人做著同樣的工作,收入很高,工作輕松,擁有著舒適的環境,過著衣食無憂的生活。這將會是怎麽樣的一個世界?這個世界究竟是怎麽了?難道貧富差距就是我們最理想的社會狀態?貧富差距可以原諒,但是種族差距不可以原諒。上帝是造物主,他創造了一切的生命,在他的意念裡,生命應該是平等的,可是我們卻在歷史的長河裡忘記了上帝的初衷,我們忘記了最初的使命,遺忘了原來的模樣,認不清自己,走上了一條痛苦的道路。我們可以把目光放在司法的制度上,如果你是一名檢控官,或者是檔案整理員,你就會很容易發現,絕大部分的被告都是黑人,他們多數在證據並不充足的情況下被控有罪,最後被送上電椅,處以極刑;甚至有一部分被送去坐牢,進行勞改,充當苦力。但是這些案件往往在幾年以後就能發現當初那些案件的真正凶手並不是他們,而是另有其人。凶手最終找到了,可是無緣無故被冤枉的人該怎麽辦?他們失去的自由,逝去的光陰應該如何補償?我們生活在同一個世界,同一個國家,在享受著同一個制度的情況下,應該享受相同的待遇,隔離制度是違反人性的,我們的下一代很難明白隔離制度的意義,當然也不會理解其中的含義。他們不是瘟疫感染者,他們並非十惡不赦的壞人,他們只是普通人,一群掙扎在溫飽線上的普通群眾罷了。人的權利是平等的,隔離制度是文明的障礙,是歷史的恥辱。我們必須要牢記自己的身份,宣揚平等的口號,粉碎企圖利用隔離制度獲取利潤,獲得好處的野心家的陰謀。如果我們再不廢除種族隔離制度,那麽我們這個國家就真的沒有救了。種族隔離制度就是積存多日的雪堆,遭受不平等待遇的黑人就是溫暖的氣候,當氣候的溫度過度炙熱的時候,雪山就會崩塌,那將會掩蓋許多悲慘的畫面。我們看不到的現象恰巧是危險的所在,是危機的潛藏,我們必須要消除潛在的危機,消滅可能存在的苦難,我們必須要參加戰鬥,擊倒鼓吹種族主義的極端主義。”
我在美國的第一次演講當然獲得空前成功,肯尼迪總統因此接見了我,我們隻聊了幾分鍾,她就要匆匆忙忙地離開。沒多久,美國的黑人團體就召開了抗議的聲明,代表著為遭受不公平待遇的黑人牟取合法的地位。我從阿肯色州去到費城的期間也遭受來歷不明的襲擊,我的額頭被擊穿,在醫院裡待了好幾天。
之後我陸陸續續去了其他的國家,當然也受到了不少的熱烈反應,針對每一個國家的國情不同,我的演講稿也會因應社會調節去改變,例如中東那些貧富差距巨大的國家,我就不能鼓動他們去怨恨統治階層,那樣不會有好結果的。
在我的演講結束,回到布達拉美宮的時候,我發現這個國家的部分政策已經發生了改變。
部分地區已經落手準備取消種族隔離政策,南北地理位置的區域已經開始出現分歧。
北方的政府是支持取消種族隔離政策,南方的政府是擁護種族隔離政策。
讚成與反對仿佛成了意識形態的對立。
人行道改成了右邊,以前是左邊。
右邊的人行道當然帶來了更便利的行走速度,車輛的速度也越來越快,可是逐漸的,人們逐漸發現速度快是無奈的,也是毫無意義的。由於車輛太多,速度太快,導致有一部分的車輛速度慢了下來,甚至有的車輛進不去跑道,只能隔岸觀火。
人們開始逐漸迷茫,究竟是向左走還是向右走,或許向左走速度慢了一點,但最起碼可以保證每個人的速度是一樣的;可是向右走卻導致了一部分人的痛苦,他們看到了痛苦的根源,也看到了事物的本質,他們迷路了,從此分不清方向。
我的立場當然是支持北方政府,我甚至代表政府到處去遊說支持南方聯盟政府的支持人員。我不斷在公開場合抨擊南方政府的固執與偏見,諷刺他們太過於保守,不敢接受新的秩序。輿論方向一致大好,我受到了世界各地的支持,那時候我平均一天的睡眠時間只有三個小時,在凌晨四點鍾到來之前,我都是無法進入睡眠的,四點鍾就寢,七點鍾起床,我的時間安排得十分飽滿,今天可能去演講,明天可能就會在大學論文網裡發表自己的公開言論,不斷地敦促廢除種族隔離制度。很快我看到了良好的效果,相應的法案已經頒布,只不過需要召開多個聽證會與辯論會,為各自的觀點進行辯論。我參加過多場辯論會,我發現他們各自的觀點立場雖然十分清晰、堅定。可是他們的意願總是十分含糊不清。不過沒關系,召開辯論會只不過是拿出來討論,發表各自的觀點罷了。條條框框的條約已經開始重視黑人的生存問題以及平等的權利。我意識到自己的任務即將要完成,於是我的生活節奏開始慢了下來,不再出席在各個聽證會上,也不再感概激昂地發表演講。我甚至渴望退守台前幕後,任由黑人的平等權利的鬥爭自由發展,這才是社會的常態。
於是我回到了律師的角色,我很投入這個角色,事實上,我從來沒有忘記過自己的身份。
只不過斯仃尼案件對我陰影太大,當我在法庭上為新的當事人辯護的時候,卻發生了這樣的情況,我對著法官大人與陪審團說著:我的當事人是無辜的,盡管他的殺人動機很明顯,可是我仍然有相關的證明可以證明他是無辜的。法官大人,我只需要指出我當事人在案發當天在家上網的網頁瀏覽記錄就可以證明他有不在場的證據……
可是我剛剛說完,我的當事人就迫不及待地喊著:法官大人!我認罪了!我是有罪的!
在法庭上每天都會發生這種事情,一宗案件,一個比一個魔幻。
案件的最終審判結果是怎麽樣,其實我也記不太清楚了。
不過我很後悔,沒有阻止我的當事人承認控罪。
在我為生活感到枯燥寂寞的時候,索馬裡亞為我安排了歌劇院的觀看。
當我拿著門票走到樓下的時候,我遇見了一個男人,他就是我貼身保鏢—布林·哈定。
在他自我介紹之後,他邀請我上車的時候,我突然發現兜裡的一張照片,那是我之前的照片,某個角落被劃破了。
在安排保鏢這件事上,我是毫不知情的。大概是因為,我損害了少部分人的利益,他們擔心我會遭受報復,而在我反覆閱讀《聖經》的那個夜晚,我不斷地夢見槍聲……
瘟疫、死亡、痛苦、尖叫、呐喊……不斷地掩蓋著我的夢境。
到了歌劇院,我獨自進入包廂裡。
歌劇的藝術表演固然很令我著迷,可是在我腦海裡始終在思考著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我在想著如何解決以及如何完美地解決……
突然,身後傳來一聲巨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