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審訊開始啟動之前,首先會簡單過一些程序。
法院過堂,每天會有幾百個案件積壓在一個法庭裡,簡單來說就是一個聆訊上的問題,要表達你的想法。通常一些小打小鬧的案件,違例泊車、違紀超速、擅闖紅綠燈等小案件就會在這裡被詢問是否認罪或者是否要撤銷控訴。涉及交通條例的多半交完罰款就沒事,個人衝突以及私人債務就可以用庭外和解解決糾紛。法官多半不會把一件小案件擴大化,能私了就盡量私了,節省法院的開支與時間比什麽都重要。這是普遍的認知。隨著高速發展過後經濟已經有所放緩,東區是一個很理想的出口市場,但是那麽一點人口根本無法消化生產的商品。出口受阻,意味著收入降低,收入降低就意味著一些被掩蓋著的社會固有的矛盾現象開始慢慢暴露,傷疤無法掩蓋。各方面的立法、法院機構財政開始吃緊,從上個月開始就辭退了超過3000名法官助理以及4000名法庭陳述員還有庭審記錄員。有些案件盡管分配到具體的法庭也因為無法匹配相應的助理而不得不延期。因此法律事務要處理起來就顯得有些吃力。大案件需要謹慎,小案件就得庭外和解,別佔據法庭資源,尤其是一些並不起眼、無傷大雅的案件更不值得一提。
瑪格麗特·維爾納的謀殺案件剛好被安排在這一天過堂,控方與辯方處於對立面,本來鬧哄哄的法庭,在麗塔·賽德爾朝天空開了一槍之後,全部人立馬就安靜了下來。黑澤明雖然沒有參與到該案件中,但是在妻子的硬性要求下,他不得不出席陪同她。在法官坐下來以後,她輕聲地問了句:為什麽你的老朋友法官喜歡隨身攜帶槍支?
他以同樣的語氣回答:這就是法律與秩序,法律、秩序是不能分開的。
她回應著:很有道理的樣子。
前面兩個案件就按照庭外和解處理了。
法官:被告人瑪格麗特·維爾納,你被控告於3.1日謀殺三名俄羅斯人,你是否認罪?
辛波斯卡弗:法官大人,我代表我的當事人否認一切的控罪。
馬爾科姆·雷蒙:根據控方所充分掌握的資料顯示,在案發現場也就是地下室發現了三名死者的屍體,而死亡現場則留下了被告的指紋信息以及身體的油脂部分、碎發、體液、唾沫、皮屑之類的組織,在凶器上也找到了被告的指紋信息,因此可以判斷被告是曾經出現在現場或者接觸過凶器甚至接觸過三名死者,並且將其殺害。而在現場亦有一個小孩親眼目睹被告從案發現場走了出來。
法官敲響著木錘:本席支持控方的觀點,表面證供成立。三天后正式審理,下一位。
辛波斯卡弗漫不經心地收拾東西,站了起來,並且說著:法官閣下,由於我的當事人在精神上長期受到極大的困擾,她的情緒很不穩定,因此我要求繼續允許我當事人擔保外出,直到案件審理完畢。
法官:本席同意。
“謝謝法官大人。”
她帶著維爾納離開了法庭,下一個案件很快就開始了。
事實上,維爾納從來沒有被拘捕過或者進過拘留所,她在案發現場被發現,直接就帶進精神病院,這幾天則住在姐姐的家裡。那裡還有一個長期居住的心理醫生可以幫助她調劑不平衡的心理狀況,控制情緒,避免出現失控等現象。她被帶出法院外面,她的姐姐早就在那裡等她。她上了車,姐姐跟辛波斯卡弗來了個簡單、充滿了社交性的擁抱。
“謝謝你,辛波斯卡弗大律師。”
“不用客氣。你帶她回去吧,不過記得回警局簽到,還有不能出境,否則會帶來很多麻煩。”
“了解,我們保持聯絡。”
她看著揚長而去的車輛,無奈聳了聳肩膀,轉過身看到自己的丈夫在對著自己傻笑,她忍不住笑了出來:你在笑什麽?
他在調侃著:這似乎是我唯一一次看到你做了一次具有正義感的律師,做了一個富有意義的案件。
她雙手交叉著:換言之,你覺得我過去向來都是非正義的。
“這話可是你自己說的,我從來都沒有說過。”
“你最近真的很欠扁。”她叉著腰說了這一句,隔了一會她想了想補充了一句:有的時候我真的想拿磚頭砸破你的頭。
“你那麽狠毒,我真的很害怕!走吧,我們一起去吃飯吧。最近流感很嚴重,少點去菜市場買菜。”他提議著。
她還在重複著剛才那句話,似乎想到了什麽,搖了搖頭:暫時不用,我還有點事情得先回去。
還沒等他反應過來,她已經走遠了。他想喊也喊不住。
她一路往前走,鑽進了不同程度的小巷,左跨右轉,就好像在奢侈品商場欣賞名牌那樣,不過她突然想起了一個很重要的數據。西區人在奢侈品市場的消費佔據了70%,不過仍然有絕大一部分人依舊貧困,兩組數據顯然有所衝突,誰也不知道真實的情況。她這麽跑來跑去,還加快了速度,主要不是趕時間,而是她發現有人在跟蹤自己,她不擔心也不害怕,內心更是沒有恐懼,不過她真的很想看看到底是誰在跟蹤她。到了一個拐彎處,差不多了,時機成熟,她就在拐角處等她現身。
果不其然,有一個人衝了出來,剛好與她碰上了,令她出乎意料的是,這個不是女人,而是一個中年男人。
她不認得眼前這個人,對他也沒有印象,不過看上去也不像是壞人,她問著:你到底是誰?為什麽要跟著我?
他很直接地表露了身份:我是一名醫生,你看我的發際線就知道了。我還很年輕,不過看上去就像一個中年大叔那樣。
她點了點頭:那麽請問中年大叔為什麽要跟著我呢?
“噢,我差點忘記回答你的問題。我相信你對我是沒有什麽印象,當然我也不認識你。”他說完就安靜了下來。
她沒好氣地說著:既然我們互不相識相處在同一個年代裡,為什麽你要跟蹤我呢?麻煩你老老實實回答我的問題。
他開始了漫長的敘述:是這樣的。前一段時間呢發生了一宗交通意外,我就幫助一位受了傷的患者做血型匹配。這本來就是一個很平常很普通的工作流程,不過後來這個傷者被人告上法庭,說他無證駕駛、醉酒駕駛以及蓄意謀殺。這個案件鬧得沸沸揚揚,幾乎是全城熱門話題,尤其在法庭上發生過的事情,他們都在談論關於這一切。按道理來說,我是一位醫生,對法律方面的知識不是很懂,對法庭對制度也不是很感興趣,所以關於審訊的那些程序我也不太在意。後來我在報紙上讀到這個家夥居然獲得了輕判,我覺得很不可理喻,雖然我不懂法律,但是無證駕駛、醉酒駕駛以及蓄意謀殺怎麽也得判個死刑,這不過分吧?問題就出在這裡了,我仔細一看,原來醉酒駕駛的罪名根本沒有成立,我好奇心很重,我立馬在司法系統裡找到處理過的案件的卷宗,結果讓我發現,那個家夥原來對酒精過敏,可是我之前幫他檢查過身體,包括血液報告、呼吸系統、皮膚過敏性綜合症……這些數據都表示他並沒有對所有的酒精都過敏,只是紅酒會有一點點問題,其余關系不大。為什麽法庭會這樣宣判呢?我再仔細查找後發現了一份由辯方提供的醫學報告,我發現上面的陳述內容有很大的問題,不僅改動過,陳述的內容更是與事實不符。可偏偏就是這一份所謂的偽造的醫學報告成了該案件中最重要的一部分證據,決定了案件的最終結果。有人偽造醫學報告,我立馬就去調查當時誰是辯方律師,結果就然後我查到了你身上。所以就來找你了。
她環顧著四周,拉著他進入一個幾乎沒有人經過的廢棄大廈裡。
“是的,我承認我偽造了醫學報告,你現在來找我,該不會是想舉報我那麽簡單吧?想要什麽。”她已經盡量壓低了聲音,還很警惕留意著周邊的環境,很擔心被其他人聽到這件事,畢竟對於一個律師來說是一個汙點。
“我的目的很簡單,我只是想要錢,50萬美金。”
原來他的目的只是想要錢,她其實也想到了,但是沒想到會是他提出的,她很驚訝地問著:你已經是醫生,屬於高收入群體,你最理想的東西居然還是錢?虧你還是讀醫的。
“最近的股票市場跌個不停,我虧了很多錢,本來我沒有想過威脅你,可是我已經沒有辦法了,那筆債務我得自己負責。”
他的目光很誠懇,她完全找不到拒絕的理由:50萬美金是吧?可以,你留個名片給我,等我準備好了再約你出來。不過你要記住,拿了這一筆錢就再也不要出現在我面前,否則對你沒有任何好處。
他好像絲毫沒有放在心上,對於她的出言恐嚇:你願意給錢就行了。我是醫生,我很忙的,我夠時間回去巡病房了。
她很憤怒地用肘撞擊著已經老化的牆灰。
沒想到自己做過的不光彩的事情還是被人發現了,還被人威脅,這是她最不能忍受的。50萬貿貿然拿出來很容易引起丈夫的懷疑,一旦被盯上就會很麻煩,她得盡快籌足這一筆錢解決這個巨大的麻煩。其實也不用特意去籌錢,她開律師事務所的時候是與珍妮特一起合資的,公司的帳戶是她與珍妮特共同持有,平時是公費開支,很少私用,現在她要從裡面拿50萬美金應該沒有問題,畢竟她的丈夫並不知道公司的帳戶少了一筆錢。只要不是從家庭的儲蓄中支出50萬美金就可以了。她的目的就是神不知鬼不覺地完成這一筆數額不小的支付。
她要開一張50萬美金的支票,而且是從公司的帳戶支出,根據契約精神,珍妮特身為她的合夥人,從公司帳戶取錢應該要向她報備或者提前商議支出的用途。合夥人有權知道公司的費用具體用在了哪些地方。不過她繞過了這一步,畢竟她與珍妮特曾經深入了解過彼此,關系向來親密,合夥人的關系也隻存在於法律條文上,兩人根本就是親密朋友。開支票不用跟她說已經是一種默認的習慣。只是50萬美金的確不是小數目,她會親自解釋清楚,目前她最想要解決的就是眼前的威脅,猶如眼中釘那樣,巴不得立馬拔出。
她在辦公桌的抽屜裡拿出支票簿,寫了個金額,思考了片刻,隨後就不再猶豫,撕下了一張,夾在《律師守則與大律師公會之間的相互製衡》的書籍裡。她還特意觀察了外面的情況,暫時還沒有人知道她開了張支票,她希望盡量以不經意的方式完成這一次的交易,不掀起風波就是最好的。夜裡她回到家,發現女兒還沒有睡,很安靜地坐在沙發裡,眼睛盯著電視機的屏幕,一副很不愉快的表情。她就像往常一樣,俯下身子去親吻女兒的臉頰:怎麽還沒睡呢?小甜心。好孩子不應該那麽晚休息。
“你是我的監護人,你教我不能說謊的,對不對?”女兒突然說了那樣的一句話把她給嚇住了。
她支支吾吾地說著:我……我沒有說謊呢,我怎麽會說謊呢?
“看著我的眼睛回答我,你沒有說謊。”
她心虛了,不敢回答:你怎麽了,有什麽事直接說吧,小孩子說話不能拐彎抹角的。
“你偷吃了我的哈根達斯香草味的冰淇淋。”她嘟起嘴巴抱怨著。
她嚇得不輕,如釋重負:原來是這個,你差點嚇死我了。這沒什麽,我待會去山姆大叔那裡買回來給你。
“可是媽媽,現在已經是半夜了。”
孩子也看得出她心不在焉,她隻好抱起女兒回房間,吩咐她早點睡覺,不許熬夜。
重新回到客廳,黑澤明又在胡鬧:哇,有一對夫妻離婚竟然是因為妻子隱瞞著丈夫花掉了50萬的家庭積蓄,就連孩子的教育基金也用完了。這種父母真的不知道該怎麽形容。
她立馬變得很生氣:與你有什麽關系!你了解她的過去嗎?你知道她經歷了什麽嗎?你知道她有多大的壓力嗎?你什麽都不知道就學人家在評價家庭糾紛,指點江山!真夠無聊!
他的報紙被搶了過去,他很無奈地反問:到底發生了什麽事情,我只不過是自言自語了幾句話,用不著這麽批評我吧?
她自知理虧但死也不肯承認,丟下一句:你……你擾人清夢。說罷她便跑回房間。
他說了句:我的聲音貌似也沒有那麽洪亮。我到底做錯了什麽。
她躺回床上,腦海裡卻在擔心支票的事情會掩蓋不住,隨著這一陣的不安,她慢慢步入了睡眠的狀態……可能有些事情她永遠都不會知道,她睡覺的時候習慣了戴手表,這樣比較方便看時間。可是只要她稍微仔細觀察手表的零件構造必然會發現表芯會隱隱發出輕微的電子音,不斷閃縮的綠光正在提示她,信號接收器正在傳送信息……
我的視線從模糊不清到清晰可見,在我的視野角度裡,我無疑看到了米歇爾心理醫生的嘴臉,除了她之外,當然還有我的妻子。我這時候才意識到自己正躺在沙發上,我有些警惕,用身體的某個部位保護著自己,發出心中的疑問:怎麽了?
“你來這裡主要是做心理治療,你說呢?”米歇爾的語氣依舊冷漠,眼神異常空洞,聽上去就毫無感情。
我從沙發上爬起來,半信半疑地盯著她們:心理治療可以,不過要保持距離,例如坐到對面,別太靠近。
於是我們的位置發生了微妙的變化,她們在我對面,我就變得不知所措,無辜的小手變得無處安放,有些困惑。
“不用緊張,就是一個簡單而普通的心理治療。”仍然是米歇爾在說話。我的妻子好像在演默劇那樣,全程不說話,就像一個木偶那樣,表情也沒幾個。
“現在我們要討論的是,關於你單方面向你的妻子提出離婚的請求。”
我突然覺得很無助:你到底在說什麽。離婚怎麽可能是單方面申請,必然是我們共同協商好,決定沒有問題,才會申請離婚。
“這麽說,你的確有想過要離婚。”
“我……她也有想過我才會想過。”
“總之就是你的原因,你不對勁。”
我被她說得好像很壞似的,我嘗試為自己辯解:離婚這個事情,她也有責任的。
“不管,總之就是你不對。”
我決定放棄掙扎了:好吧,是我不對。你現在想做什麽。
“為什麽你要跟她離婚。”
“如果真的要問,那也應該是她自己問,與你無關。”我調侃她多管閑事。
“現在我代表她向你發問。”她倒是很神氣。
我有些激動:不公平,你又不是律師,這裡更加不是法庭,你怎麽代表她。
“我說是就是,從現在開始,問你什麽,你就得回答什麽。不許拒絕回答。”
“好一個獨裁者。”我隻好認栽。
“你為什麽要與她離婚。”
“你應該問她為什麽要與我離婚,而不是問我。”
“我現在就要問你。”
我歎息著,看來不能與她們講道理。
“我總覺得她有很多事情在隱瞞著我。她有很多的秘密是我不知道的,最重要的是,她對法律的態度是比較活靈活現,經常觸碰法律的底線而沾沾自喜。我無法理解她的行為也不能認同。總而言之,我們之間的分歧很大,分開也是一種解脫。”
“作為律師,難道你就沒有觸碰過法律底線?”
我辯解著:我觸碰過,就因為我嘗試過,我才明白這種行為是多麽的糟糕。
“為什麽你不能嘗試理解她呢?每個人的做事風格都不一樣,只要不是犯法,我覺得一切都可以接受。”
“你可以接受那是因為這不是屬於你的婚姻。你只是一個局外人。”
“那倒是。不管怎麽樣,只要沒有犯法就沒有問題。”
“如果我告訴你,已經觸犯法律了呢?”
此時她安靜了下來,我不厭其煩地重複一遍:我不能接受一個隨時在犯罪的邊緣徘徊的妻子,你是否明白?沒有孩子的時候我還覺得可以當作沒有看到,現在我們的女兒已經在成長,我不希望她受到媽媽的影響。父母是孩子的榜樣,如果父母都爛透了,孩子怎麽會有榜樣可學?
她們似乎都沒有反應,我不禁停止呼吸,心裡想著如何化解這些尷尬的場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