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85章 在恐懼中醒來的巴黎

  一八八六年二月九日，巴黎沒有像往常那樣醒來。

  太陽像往常一樣按時升起，塞納河上的霧氣像往常一樣散開，馬車行的夥計像往常一樣在天亮前就把馬刷好，套上轡頭。

  聖拉扎爾火車站的報亭老闆也像往常一樣，把一捆一捆的報紙從後屋搬到櫃檯上。

  但在今天，這座城市的靈魂是在恐懼中醒來的。

  許多巴黎人在睜開眼睛之後先是不動，像格雷高爾·薩姆沙那樣躺在床上，盯著暗沉沉的天花板。

  然後他們做了一件平生從未想過會做的事情：伸手摸了摸自己的背。

  這本來只是一件昨天看完《變形記》以後，大家拿來互相開玩笑的事，今天卻都不約而同地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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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在奧斯曼大道旁一棟六層公寓樓裡的呂西安·杜福爾就從肩膀摸到腰窩，確認沒有甲蟲一樣堅硬、冰冷的殼，才鬆了口氣。

  但他又忽然不放心，於是小心地掀開睡衣，又看了看自己的腹部——白白軟軟的肚皮還在，肋骨還在，肚臍還在……

  他這才把睡衣放下來，起身坐在床沿發呆，但剛剛松下來的那口氣並沒有真的讓他安心。

  他是巴黎國民銀行的高級職員，今年三十四歲，有一個美麗的妻子，還是兩個可愛的孩子的父親。

  他忽然想到，格雷高爾的遭遇最可怕的地方，其實並不是變成了一隻可憐的甲蟲——那是命運對他最溫柔的部分了。

  格雷高爾的可悲之處，是變成甲蟲以後，仍然記得五點鐘的火車、經理的責備、家裡的債務、父母的生活費和妹妹的前途。

  他變成蟲子的那一刻，腦子裡裝的第一個念頭不是「我怎麼了」，是「我遲到了」。

  但火車準點發車，不會為他停留；經理狼狽而逃，不會體諒他的悲劇；父母和妹妹終究把「他」當成了「它」。

  呂西安·杜福爾感覺頭皮發麻。他聽見隔壁房間傳來妻子起床的聲音，然後是她在廚房裡準備早餐時忙忙碌碌的聲音。

  呂西安·杜福爾在外省分行幹了十年，去年剛調來巴黎。總部對他明面上是「擢升」，實際上是看中他在外省積累的客戶關係。

  他在巴黎沒有根基，每月的薪水雖然足有300法郎，但付完房租、夥食、孩子的學費，剩下的一點剛好維持一家人的體面。

  他每天早晨七點出門，乘公共馬車到交易所廣場，然後在銀行裡坐到下午七點，回到家的時候天已經黑了，孩子們都睡了。

  妻子是他在外省娶的，料理家務井井有條，也從不過問他的帳目。只要他按時把錢袋放在餐桌上，她就能按時把晚飯端上來。

  兩個人之間說的話越來越少，但呂西安·杜福爾一直覺得這很正常，多少夫妻不都是這樣過日子的嗎？

  他搖搖頭，努力把格雷高爾從腦子裡趕走，然後穿上襯衫，系好領帶，走出臥室，坐在餐桌前。

  妻子剛好把咖啡和麵包端了上來，又給兩個孩子一人倒了一杯牛奶。

  「你今天不舒服嗎？」妻子問，看了他一眼。

  「沒有。」他說。說完以後，他忽然想到——如果有一天自己真的病倒了，不能再去銀行，不能再把薪水袋交到餐桌上……

  那這個每天為他煮咖啡的女人，會不會也像格蕾特那樣，從擔心到疲憊，最後站在廚房裡低聲對孩子說：我們必須擺脫他！

  「不會的！」他得努力讓自己相信妻子不是那種人。

  可是他又想起《變形記》裡格蕾特頭幾天送食物的時候，雖然害怕，但也覺得自己永遠不會拋棄哥哥。

  日子一天一天過去，她開始嫌煩，覺得噁心，開始替自己找理由——我已經做得夠多了，難道我的一生都要搭進去嗎？

  呂西安·杜福爾喝了一口咖啡，又看向兩個孩子，七歲的兒子雅克和五歲的女兒瑪格麗特正在為一塊塗了果醬的麵包爭吵。

  雅克把麵包攥得緊緊的，瑪格麗特哭著說那是她的。妻子把兩個人分開，又在女兒瑪格麗特的盤子裡多放了一塊麵包。

  呂西安·杜福爾忽然覺得荒唐：他每天在銀行裡點算債券、填寫表格、對上司鞠躬、對客戶賠笑，不就是為了這張餐桌嗎？

  可他如果有一天再也無法帶回麵包，這張餐桌還會為他留出位置嗎？

  兒子雅克此時抬起頭來，嘴裡塞著麵包：「爸爸，今天您回來的時候給我帶什麼？」

  呂西安·杜福爾想起昨晚哄孩子的時候答應過給他帶一個木製小馬，摸了摸孩子的頭：「會的，爸爸記得。」

  但他心裡想的是，如果有一天我不是爸爸了，我變成了一隻甲蟲，你還會叫我爸爸嗎？

  他努力把這個念頭壓下去，把剩下的咖啡喝乾淨，站起來穿大衣，妻子在一旁把圍巾遞了過來。

  他想起結婚第一年自己每次出門，妻子都會在窗口一直望到看不見他的背影為止。每次他會回頭朝妻子揮手，讓她放心。

  但如今她只會站在廚房的門口，看他走時有沒有把門關好。他會發現是因為有一次他像往常一樣回頭，卻沒有看見她的目光。

  那是哪一年的事了？呂西安·杜福爾已經忘了。後來他習慣了妻子不再用目光送他，也再沒有了出門以後回頭的習慣。

  想著這些，呂西安·杜福爾出了門，走下四層樓梯，推開公寓樓下的大門，初春的冷風迎面撲過來，激得他縮了縮脖子。

  街角的報童正在喊：「《費加羅報》！索雷爾新！甲蟲！格雷高爾！」

  他本來要像往常一樣徑直走向馬車站，可這次腳步卻停下了。他掏出一個銅幣，丟給報童，買了一份《費加羅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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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樣的早晨，在聖奧諾雷街的一棟老公寓樓裡，六十六歲的皮埃爾·杜瓦爾，正坐在廚房的椅子上，望著天花板發呆。

  他是退伍軍人，當年在克裡米亞做過下士，後來在巴黎郵政局當了一輩子職員，五年前退了休，退休年金不多，剛夠過日子。

  他有三個孩子，兩個女兒已經出嫁，嫁妝掏空了他一生的積蓄，甚至不得不賣掉自己的房子，搬到這裡節儉度日。

  現在只有小兒子菲利普·杜瓦爾還跟他住在一起。他在保險公司做抄寫員，每月180法郎，家裡一半的開銷由他負擔。

  皮埃爾·杜瓦爾昨夜讀完《變形記》之後就沒有睡好，躺在床上翻來覆去，腦子裡全是格雷高爾父親用蘋果砸兒子的畫面。

  他想起自己也朝兒子扔過東西。那是去年秋天，菲利普嫌上司刻薄辭了上一份工作，在家裡閒了兩個月才找到現在這個差事。

  他當時拍著桌子罵菲利普：「你知不知道多少人等著幹這份活？你不乾，有的是人乾！你憑什麼挑三揀四？」

  那句話和薩姆沙先生的口氣有什麼不同？好像沒有。他是「為了兒子好」，就像老薩姆沙先生是為了「保護家人」，才扔了蘋果。

  他聽見隔壁房間傳來響聲，菲利普起床了。

  這個年輕人先是在床上翻了個身，然後踢踢踏踏地找拖鞋，接著走到水盆邊上洗臉，水聲嘩啦嘩啦的。

  皮埃爾·杜瓦爾悄悄起身，站在門後面，從門縫裡往外看——兒子正對著牆上那面小鏡子系領結，嘴裡嘟嘟囔囔的：

  「上星期的報表那個混蛋根本就沒看，今天又找我重新做，好像我的時間不值錢一樣。一個月180法郎，就能買我一整條命？」

  皮埃爾·杜瓦爾聽見這句話，胸口堵得慌。

  以前每次兒子抱怨工作，他都說：「你年輕，多辛苦一點也是應該的，我們年輕的時候哪有你這麼好的條件？」

  可今天他忽然意識到，那句話的底氣和老薩姆沙先生有什麼區別呢？

  兒子掙回來的錢，一大半都是給這個家花，他在家裡像格雷高爾的父親一樣坐享其成，然後轉過頭批評兒子不夠感恩。

  他有些後悔之前的態度。可是又不免想到，如果兒子真的再次丟了工作，沒法帶回來錢，他能保證自己不發火嗎？

  他能保證自己不會像老薩姆沙先生一樣，從果盆裡抓起蘋果一個一個扔過去嗎？

  他想起自己在克裡米亞的日子，他見過冬天裡的士兵為了最後一塊麵包互相毆打，人到了極限的時候什麼都能幹出來。

  收拾完儀表，穿好衣服，菲利普又走到門口，彎腰穿鞋，然後直起身來回頭看了看，發現父親正站在臥室門口看著自己。

  他露出一個笑容：「我走了。」

  皮埃爾·杜瓦連忙喊住兒子：「菲利普。」

  「嗯？」

  皮埃爾·杜瓦走到兒子面前，拍了拍他的肩膀：「晚上早點回來。我讓樓下肉鋪留了兩塊牛排。」

  菲利普看了他父親一眼，笑容更加燦爛了：「行。我儘量。」

  門關上了。

  皮埃爾·杜瓦站在空蕩蕩的玄關裡，聽到兒子的腳步聲沿著樓梯往下走，越來越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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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午八點，巴黎街頭出現了一種奇怪的景象：許多人沒有像平日那樣先買麵包，而是先買報紙。

  報童們喊得嗓子發啞：

  「《費加羅報》！索雷爾的新！甲蟲！格雷高爾！」

  「《小巴黎人報》！巴黎人今後起床都得摸摸自己的背！」

  「《小日報》特別評論！的新時代！」

  那些剛剛在床上摸過自己背的人，裝作若無其事地買下報紙。

  他們不是為了知道故事結局——故事昨晚就讀完了——他們是為了尋找解釋。

  他們希望《費加羅報》能告訴他們：這不過是一篇怪誕，不必當真。

  他們希望《小巴黎人報》能告訴他們：索雷爾只是用了誇張手法，意在批判某種特殊的家庭，而不是所有家庭。

  他們希望《小日報》能告訴他們：文學史上早已有過類似作品，奧維德、阿普列尤斯、霍夫曼、愛倫·坡……它沒那麼可怕。

  然而當他們在咖啡館裡翻開報紙，讀到評論家的第一句話時，許多人更不安了，因為所有報紙都沒有安慰他們。

  那些最會給巴黎人提供漂亮解釋的批評家，這一次也在發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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