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實話,其實璞蘭大學每年都會有幾位走上極端的同學,”魏教授收斂了笑意,語氣嚴肅起來,“不說我們璞蘭大學吧,就說全國的大學,哪個校長敢拍胸脯說,我們學校從來沒有過這種事?一個都沒有。”
“當然,我的意思不是在責備學校或者學校對這件事的處理方式,學校有它自己的,關於維持團體穩定的責任在,但我們社科學院,同樣有自己的責任在。”
“正好,借著社科學院第一次開設殯葬班,有生命文化這節課在,我想再講之前大綱上的《斐多篇》了,而是想和大家聊聊這個很多學校聞之色變的禁忌話題。”
“畢竟,如果連我們,這個號稱全國第一的社科學院,都不敢討論這個話題,那哪裡還能討論這個話題呢?”
“我想和你們聊聊死亡,聊聊生命的逝去,聊聊絕望、聊聊痛苦、聊聊那些站在樓頂上的學生們,聊聊很多人覺得自己唯一能擺脫這晦暗的世界的唯一途徑——”
說著,魏教授就在黑板上寫下了“自我傷害”四字。
“是的,我們生命文化課的新專題,將用來討論這個話題。”
第22章
台下的同學們都張大了嘴巴。
誰也沒想到會是這樣的專題!
“大家可能會好奇, 為什麽我敢講這個,”魏教授看著大家,神色認真, “事實上,這是一個不得不講的問題, 2016年, 華國人口普查的時候調查了十至十九歲青少年死亡的數據, 自我傷害這個死因排行第四, 僅次於道路傷害、溺水和白血病。”
同學們聽完, 剛剛還稍顯驚愕的臉也瞬間嚴肅起來。
大家每個人都至少經歷過十二年的學校生活。
基本上每一間學校都有聽過某某頂不住學校壓力, 或者說某某因為早戀分手啊、成績下降啊之類的事情自我傷害的新聞。
但一般的學校都會像璞蘭大學的處理一樣,將這件事變得看上去不那麽重要,降低同學們的討論度,然後發一條通告完事。
老師們更是會千叮嚀萬囑咐同學們,一定不要隨意去討論這件事, 以免給學校帶來負面影響。
但會把這件事當成一個專題,講給大家的, 可能只有璞蘭大學了。
準確的說, 是璞蘭大學殯葬班的生命文化課程。
“所以, 同學們,這個問題無比嚴肅,而用這個為專題講三節課,也是我這種生命文化學者為數不多可以做的了。”魏教授歎氣,“人們都說百無一用是書生,的確, 我們能做的不多,也只能空口白話了。”
“但課題雖然嚴肅, 但我仍然希望大家可以放輕松,我們的安排是這樣的,”魏教授轉身在黑板上寫道,“首先,我們來討論一下自我了解生命這個選擇的合理性;之後,我們來講講關於自我傷害的道德評價。”
“然後這門課的期末作業,就是你們根據這個問題寫一篇論文。”
聽到要考試,所有同學瞬間挺直腰板,嚴陣以待。
當把一個很有話題性的議題變成考試之後,就沒有人再覺得這“獵奇”了。
“那麽講到自我傷害,我們要講的第一個問題就是,為什麽要做出這個決定。”
“普遍大家認為,一定是因為活著的痛苦大於死去的痛苦,人們才會走上絕路,對不對?”魏教授又在黑板上寫下幾個大字,“那麽這個問題,其實是一個‘雙態要求’的問題,就好像我們日常的生活當中,我們要知道作出後這個選擇之前和之後的狀態變化,才能對這個選擇本身做出判斷……”
“但對於極端的自我傷害,因為死後我們就不存在了,所以很難判斷到時候的狀態,所以我們怎麽才能說,死了其實是一種更好的決定呢?這就是很多哲學家常見的判斷,其實是個錯誤的判斷。”
“這就不得不提到之前我們講過的‘剝奪理論’——對大多數人來講,死亡是一件壞事,因為它剝奪了我們生命中美好的部分,和體驗這些美好的能力。”
“但是,在很多時候,剝奪理論是不適用的,”魏教授又道,“對於一個危重的病人來說,死亡,會不會是一個更好的選擇呢?”
“那麽我們要怎麽判斷,一個人的生活會不會糟糕到,其實死了更好呢?這需要引入另一個變量,即每個人對幸福這件事的評價。”
“為了引入這個變量,就還需要引入很多很多的哲學理論,在這裡我無法一一列舉,隻舉例說幾個,比如享樂主義——我認為活著的每一瞬間都好,只要活著就很美好,包括危重病人;比如悲觀主義——任何人在任何情況下都是悲劇,死了更好,等等……”
“這裡,又不得不提起我們之前講過的‘有價容器’和‘中性容器’理論了,即我們怎麽評價一個人的生活是否幸福。”
“有人認為生活就是個容器,要看生活的質量需要看其中內含物的質量,但有些人覺得生活本身就有意義……”
“當然了,這只是兩種極端的理論,我們大多數處於這兩種理論之間——活著本身就有一定價值,但是更要看活著的時候我們到底做了什麽,對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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