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原來是一場夢……”

　　將調皮女兒抱下床，維克托抹著流淌冷汗的額頭直嘀咕。

　　就在這之前，他做了一個十分詭異的夢。

　　夢裡邊，仿佛有一位看不清臉的魔女，在用鞭子狠狠抽撻，偶爾也秀出黑亮長腿，來回踐踏自家小腹與屁股。

　　那種麻、癢加酸痛的感覺，真別提有多難受。

　　直到他睜開眼，才發現放學回來的女兒正頑劣的爬上床，在自家被子上翻來跳去折騰。

　　“好了，乖乖小寶貝，爸爸還要起床吃飯，你先去找球球玩，乖～”

　　球球是某小狗的名字，因為報業工作關系，維克托同女兒在一起的時間有限，為怕她孤單，特地於去年買回來一頭哈士奇犬幼崽。

　　到現在，女兒同球球呆在一塊兒的時間，比他同女兒相處的時間都長。

　　盡管自1886年美國的51大罷工之後，歐洲各國的第二國際勞工政黨都在呼籲實行美國的8小時立法工作制度，要求學習“8小時工作，8小時自己支配，8小時休息”的先進典范。

　　可事實上，由於歐陸各國的工業化進程速度不盡相同，相互距離又太近，一旦把勞動時間拉平，那等於是宣告落後農業國將自動放棄工業競爭。

　　畢竟，英法德三國工人在8小時內的勞動產出效率，遠不是俄國、奧匈帝國、意大利、西班牙之流的半工業國所能企及媲美的。

　　如此一來，想要建立起獨立自主的製造工業，除非是拉起一堵高高厚厚的關稅牆，否則也只能走壓低資本家利潤，放緩工業再積累步伐的路子。

　　可前者帶來的國際經濟矛盾較大，後者更等於是在龜兔賽跑時烏龜主動減速。

　　誰都知道，歐洲大陸的戰爭已迫在眉睫，率先放松的選手必會在鏖戰中吃盡苦頭。

　　因此，俄國工人的日平均勞動時間，僅從19世紀中葉的11～13個小時，縮短為1885年的11.7個小時，再到1904年的10.6個小時。

　　倘不出意外的話，到明年這個數字會更進一步縮減為10個小時。

　　看似絕對值有不少進步，可相對值的比較卻令俄國工人感到深深失落。

　　因為半個多世紀前，相比日均工作14～16個小時的早期工業國前輩，他們無疑是幸福的，仁慈的沙皇“小父親”可不會允許美國馬薩諸塞州的監工恣意妄為，讓一個身強力壯體格健全的18歲小夥子在22歲時頭髮變成灰白。

　　於是，等到第二次工業革命的大潮卷卷襲來，俄國工人才發現他們落伍了。

　　躺在父輩們累累屍骨上的英法德三國工人，從壟斷資本家的超額利潤中成功分享到了一部分。

　　但僅僅是這一小部分超額利潤，也足以令他們過得比俄國同行更幸福，也更令人嫉妒。

　　誰不想“飽食終日而無所事事”?

　　誰不想乾最少的活，拿最高的工資?

　　誰不想身處印度內陸不發達地區，卻享受著美國的最高等級福利待遇?

　　這份貪婪、奢求與渴望，最終孕育出盲動的赤色怪獸。

　　從19世紀末10年的8%年均增長，跌到1907～1914年的6%年均增長，或許帝俄的工業化增速依舊羨煞旁人，可2個百分點的跌落，卻代表著預期工業實力在開戰前驟減三成。

　　是選擇幸福，還是選擇安全?

　　一場殘酷戰爭降臨前後，人們總是會做出截然相反的判斷。

　　這，也大概就是人類的愚昧與健忘！

　　不過對維克托來說，以上皆無需考慮。

　　因為芬蘭是一個和平的大公國，早在1901年新《軍隊服役法》頒布後，其國民武裝就解散到只剩一個龍騎兵團和一個警衛營的地步。

　　且很快，博布裡科夫總督將僅剩的那個芬蘭龍騎兵團也取消編制。

　　換句話說，東線的屍山血海，恰因種種巧合緣故，同芬蘭人幾乎毫無關聯。

　　他們慶幸和平，又享受和平，一如置身世外。

　　吃完新娶妻子的愛心晚餐，同家人默默吻別後，維克托再度乘上有軌電車。

　　他的自由支配時間只有3小時，因為工作時間長達12個小時。

　　如果資本家的定義就是大腹便便、屁事不乾、坐等著享福，那維克托無疑算作是不合格產品。

　　他在剝削工人剩余價值的同時，更努力剝削著自己。

　　概因想要成功，想要出人頭地，就必須對自己狠一點！

　　來到熟悉的《極星報》招牌下，迎面走出一位熟悉員工。

　　他滿臉喜悅，手握一封鼓鼓囊囊的紙袋，從樓道內輕快跳出。

　　“哦，維克托先生，是您來啦！”

　　員工熱情的問候，同時感激說:“請原諒我上次操作的粗心大意，您真是全赫爾辛基最善良最慷慨的報社老板，我一定會在接下去的日子裡好好工作，力圖報答您的恩賜……”

　　說罷，他還摘下沾有油汙的布帽，深深行了個禮。

　　“這是……這是怎麽了?”

　　被人感恩的心情還真不錯，可令維克托奇怪的是，為何那些從報社裡下班走出的人，個個都對他無比恭敬加感激，仿佛自己剛剛發了他們一大筆錢似的。

　　“奇怪，今天應該不是發工資的日子啊?”維克托皺眉嘀咕著，抬腳跨進編輯部。

　　這是一間寬六俄尺，長十俄尺的矩形房間，裡面並排放著兩列帶台燈的寫字桌，供編輯們撰稿使用。

　　靠進門的牆那側，還陳列有兩個木書架，上面塞滿了一些過去的報刊資料，以供查詢。

　　至於正對著門的盡頭，是用木料、玻璃和布簾隔出的一間屬於總編輯的簡陋辦公室。

　　沒辦法，為了省錢，維克托也只能用如此因陋就簡的方式，來體現老板的尊嚴與地位。

　　只不過，相比早上他走時，編輯部裡似乎多出了一兩號人。

　　“哦，維克托先生，是您來啦！”

　　同之前一樣，擔任編輯的員工們也眾口一詞的向他表示感謝。

　　尤其是那位副總編先生，激動到熱淚盈眶，連連喊著——“太好了，太好了，這下我兒子讀大學的錢總算湊齊了！”

　　“哎，你們，你們這是怎麽了?”

　　哪怕再遲鈍的人也能覺察到不對勁，維克托第一時間的反應是——有登廣告的大主顧上門了。

　　可惜諸人的回復同維克托所期待的大相徑庭，他們用詼諧口吻調笑說:“老板(總編)，你莫非睡糊塗了吧?不是您讓這位約瑟夫·狄龍先生……”

　　被指著的瘦長臉紳士向維克托點點頭，面含矜持。

　　“還有這位……”

　　“叫我艾布納就可以了！”

　　另一位長著鷹鉤鼻的男士，用充滿愛沙尼亞口音的本地話作自我介紹。

　　芬蘭語公認為歐洲最難學的語言之一，既不歸屬日耳曼語系，也不歸屬於斯拉夫語系或拉丁語系，它隻同匈牙利語，摩爾多瓦語及愛沙尼亞語合類。

　　這其中，尤以愛沙尼亞語最為接近，因此熟練掌握該語言的人就能很容易的學會芬蘭語。

　　“艾布納，睿智?你是猶太人！?”維克托通過語義，本能的詎問。

　　但他很快又意識到，自己的行為太過魯莽和失禮。

　　“哦，抱歉，我不是那個意思，只是……”

　　“沒什麽，我理解的，先生。”

　　艾布納摸了摸特色的鷹鉤鼻，先是無奈，接著又習慣的解釋說:“其實就家父是猶太人，且早已皈依正教，你可以把我當成是半個俄羅斯人，或者半個愛沙尼亞人也行……”

　　作為歐洲唯二的脫離猶太幫金融家肆意染指的國度，沙皇俄國境內因宗教緣故，一貫視猶太人為“基督罪民”，出賣耶穌的猶大後裔。

　　他們不單在法律上遭受種種歧視性待遇，甚至在入讀高等學府方面都有配額限制。

　　就連謝爾蓋·維特這名公認的親猶太分子，共濟會成員之一， 都不得不在《十月宣言》的備忘錄中陳詞說“鑒於猶太人的敵對情緒，給予其獲得兄弟民族的平等權利還為時尚早”。

　　由此可見，佔據歐洲近半的幾百萬猶太人，在沙皇俄國治下是何等的飽受屈辱，日夜煎熬。

　　想讓他們對這個俄羅斯人為主體的正教國家保持愛戴，那同要求希特勒治下的猶太人對納粹德國無比忠誠有什麽區別?

　　於是，俄國的猶太人要麽投入種族虛無論的布爾什維克體制，要麽就像艾布納父親一樣，選擇“歸化”東正教，努力融入主流社會。

　　“當然，當然！我們都覺得艾布納先生像一個愛沙尼亞人……”有年輕編輯插話道。

　　“怎麽是像，應該就是一個愛沙尼亞人才對！”較年長的編輯委婉修正。

　　被芬蘭灣隔開的那片土地，無論是語言還是人種，都同芬蘭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也難怪他們將其視為美談。

　　“呵呵，誇張了，諸位，誇張了！”艾布納邊露出禮節性的微笑，邊向維克托遞話。

　　“您好，我是專門為二十萬芬蘭馬克入股事宜而來，請問……”

　　“啊，當然，當然！”一聽到“錢途”字眼，維克托立馬眼冒金光，恨不得將那二十萬財富趕緊摟到褲袋裡。

　　但顧忌形象問題，他又不得不故作姿態的咳嗽兩聲，推門邀請說:“這裡談話不太方便，請隨我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