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的這種再教育訓練還真是有些效率，好幾次我都把別人弄得稀裡糊塗。有一回，在麥迪遜大道上，幾個行人把我攔住，他們問我是不是在體會生活經驗，或者作為盲人訓練教師正在實踐教學程序?看來，他們都不願意把我歸為盲人。在燈塔中心，我走路快得大步流星，他們幾乎找不到一根比較長的手杖給我。我使用的是一支玻璃纖維質的手杖，它在我手指之間顫抖得像一根拉提琴的弓弦。由於它傳過來的信息十分具體，因此我能夠較快地前進。有時，路邊的商販向我大聲呼叫:“放慢點！您瘋了，您這樣不是要被車壓死也會撞死別人的。”實際上，他們百分之百的正確！當然，我完全不是故意亂用技巧，我的手杖頂端很容易插進走在我前面的某個人的踝骨上，尤其對穿高跟鞋的女人最為有效。諸如此類，有好幾次我把路經者絆倒在地。我聽到她們啪嚓一聲扣在人行道上，還不忍丟掉手中的提包，手提包立即被甩開，裡邊的東西全部甩了出來。之後，馬上會引起閑逛馬路的行人的注意，更經常會受到保護她們的丈夫的嚴厲訓斥。偶爾，這種技術事故也會降落在一位倒霉的清教徒身上。那天，我們在公園大道上走著，我把手杖偏偏點到一位女士的兩腿之間，她極其憤慨地扭過身來，向我大聲地抗議著。我的意大利朋友帕布魯很有尊嚴，不失風雅地向她回答道:“夫人，這總比甚麼也沒有好點吧。”另一天，我剛從公共汽車上下來，我感覺到手杖上有個輕微的觸動，它非常的輕微，以至幾乎沒能引起我的注意。我在仔細聽著人行道的方向，沒想到聽見一個小老太太在喃喃耳語。她的下巴頦和我的鞋底同在一個水準，她怎麼在汽車下邊，在排水溝中說著話:“好棒啊，小夥子，您等於殺死我了。”同一個時刻，又一個女人一邊跑一邊喊著。“我全看見了！我全看見了。這不是他的錯，這跟他站在這裡沒甚麼關系！”“夫人，這裡的問題很明白，隻是她阻礙公共汽車重新動。”馬裡奧是我的古巴朋友，後來我們失去了聯系。七年後他路經紐約，就像紐約市民很習慣的那樣，他自然而然地走進一家酒吧坐了下來。他旁邊的人很熱情，於是他們聊了起來，好大一會兒過去了，馬裡奧說道:“真不可思議，您笑起來和我的一個朋友一模一樣。而且，他也在紐約生活。”接著，他向那人講述了有關我的遭遇傳聞。那人回答道:“是啊，他一直生活在紐約！我甚至能告訴你他住在哪兒。其實，他沒有瞎到像他所聲稱的那樣。”無巧不成書，原來他是住在我樓上那個女孩的男朋友。每天，在這座小樓的樓梯上，他都能看見我快速地衝向樓下。就這樣，在一個晴朗的早晨，馬裡奧來到了我家的門前。與他家所有的成員一樣，馬裡奧也同樣被古巴政府驅出了國境。他是一名出色的鋼琴演奏家，他擁有一架名牌斯坦崴(Steinway)牌鋼琴，他手下的琴聲鏗鏘、美妙，經他處理的和弦，妙不可言。連作曲家拉尚尼諾夫(Rachmaninov)的協奏曲也不在他的話下。我幾乎絲毫不奇怪在這裡能遇到他。因為，他出自於一個無所不為的家庭，他在古巴的祖母，曾經激起海明威與他人打了一場拳擊。在老夫人的面前，作家逗樂地跳起擊腳舞，反倒讓她祖母給他重重的一拳作為回禮。在那個時代，這些種植園主無比的富綽，他們生活在廣袤的甘蔗田野中的中世紀古堡裡。從亞洲運來一些患白化病的粉紅色大象，專供年輕的女孩子們玩耍和享用。但是，他們的這種豪門之氣、荒誕之風是建立在血腥與殘暴統治下的。在鎮壓了一個反抗的奴隸之後，家族的頭領，用維克多亞汽車載著太太和身穿鑲著花邊的衣服的孩子們，在車前掛了兩架活動車轅的馬匹，在車後還拖著兩個肢體展開的暴動首領，他們身上鮮血淋淋，在奴隸們倍感恐慌的目光下，這組怪異的人馬竟圍著種植園遊覽了一大圈。被總統卡斯特羅驅逐出來以後，他和家人來到了法國，他們仍然擁有很強盛的氣勢。如此富綽，就連法國財政部也不得不請他們提前預報他們的投資項目。但是，奴隸們流出的鮮血卻濺到兩代人以後。首先是家裡的長女，她極為轟動地，自凱旋門的樓頂上一頭栽下自盡。接著，幾個億都消失在克雷茲(Corrèze)的金礦地底深處。整整十年，三百名工人在不斷地挖著，可是連一個天然金塊也沒找到。對此，如果我們不以過於高傲的標準來衡量的話，這些都是不可解釋的。在這個小夥子極其富有樂感的手指下，他曾向我傾訴著所有的一切。而這一次，命運又把他甩到我家來了。八天以後，晚幕降臨，他的曲調旋律變得像螺絲旋似的越來越憂傷，越來越奇怪。我招呼他:“馬裡奧！”沒有回音，我堅持著叫他，可是他始終固執地一言不發。很快地，鋼琴聲也消失了。我感到有些擔心。“馬裡奧！”我甚至聽不到他的呼吸聲，我開始害怕了。自殺，毀壞，精神錯亂，鮮血。如果在我聽不到的情況下，去廚房拿把刀把我們倆都毀了呢?“馬裡奧！”我伸直雙手，慢慢地靠近琴凳。他的頭頂著樂譜架，顯得沮喪不堪。我動了動他的肩膀，他輕輕地抽噎著，這聲音好像來自很遠的地方。我謹慎地搖晃他幾下，他順勢癱倒在地。沒有一句話，沒有任何的反應，我明白事情已很嚴重。必須要去醫院看急診，我給他勉強穿上大衣，拖著、扯著他走到了街道上。他的舉動顛簸不穩，走路的樣子有些像自動機上失靈的彈簧。我們來到麥迪遜大道的邊角處和第63街上，我和他說:“你看見出租車時，就告訴我，我會招手攔住他。”可能是受到冷空氣的幫助，他第一次出聲回答說:“行。”我幾乎都聽不出來是他的聲音。現在是半夜一點鍾左右，我被凍得冰涼僵硬，我擔憂地問他:“你沒看見出租車過來嗎?”“見到了，他無力地回答著。”“剛才我和你說了要告訴我的。你明白嗎?當你看見出租車時，你要和我說。”我們又足足等了至少十分鍾，這一回，我不再幻想了，我問他:“還沒有出租車嗎?”“有。”我到了忍無可忍的地步，我把他擱在路邊，自己走到麥迪遜大道的中間，高高揚起了雙臂。三分鍾以後，一輛出租車停在跟前。“請開到勒諾斯・伊勒(LenoxHill)醫院！”我們飛快地超越了十幾條街道。在這裡，值班醫生和我說:“這是憂鬱型焦躁症。必須給他施用電子休克療法，要用電刺激才行。”馬裡奧像個植物人，依舊沒有甚麼反應。對於我來說，我無法接受給他采用電子克療法。蒙・西奈(MountSinai)醫院離這裡不太遠，我拽著馬裡奧穿過那猶如沙漠的街道。在這場雙人運動中，是誰在指揮誰，是神經病呢還是瞎子?我努力利用著馬裡奧剩余的其他組成部分。“你往前走，一直走到下一個十字路口為止。”我們向前走著，忽然，天空被關閉了起來。腳步聲很明顯地泛起了回音，真不可信，我們倆站在一間大廳裡。“我們在哪裡?在一座大樓下?”“是的。”“你要在這裡做甚麼事嗎?”“沒有。”原來，還是我的老毛病把我們引到這裡。本該直走時我卻從左邊轉個彎，這個令人覺察不出的習慣，即使到了很緊張時刻，也絕對沒有被阻礙得了。我們重新回到街上，我對他無可奈何，再也不能信任他了。我迫不得已地掌起把握方向的任務。 我們這班人馬好歹總算來到了蒙・西奈醫院，站在精神病科值班醫生的面前了。他們馬上詢問馬裡奧，能否為我做些甚麼。我有個很奇異的感覺，在我的鋼片眼睛後邊，幾個護士即將跳過來，要用禁錮束衣鉗製住我，而馬裡奧甚麼都不回答。三個小時飛速流過，醫生依然試著讓馬裡奧在住院表上簽字。後來他終於不耐煩地向我說:“這是您的事兒！”我抗議道:“怎麼是我的事兒，根本不是！”醫生離開房子走了，把我獨自和馬裡奧留在一起，我尋找解決問題的辦法。清早四點鍾，到了換班時間，一名新醫生來到了。他比較年長，比較獨斷。多虧心理學鼻祖佛洛伊德(Freud)，新醫生立即解譯出了他的病人，至少了解他在想甚麼。“朋友，簡直不值得把您堵到這間屋裡，我可不是您父親，我在這兒是為了幫助您。”我聽到馬裡奧吹出一聲蔑視的口哨，那張住院簽字表發出茲拉的摩擦聲，他是在簽名。他在床上唉聲歎氣:“我毀了，我毀了......”隨後，他繼續自言自語地，亂七八糟地嘟囔著。突然，我似乎覺得他的聲音在下降、下降，我生起疑慮。“馬裡奧，你在哪兒?”“在床下邊。”“你在床下做甚麼?”“我不知道。我在這兒感覺很好，這裡能保護我。”“如果你在那兒感覺好的話，你是對的，那你就呆在那裡吧。”為了和他同在一個位置，我自己也索性坐在地上。就在這個時刻門被打開了，佛洛伊德門派的醫生大喊起來:“哦！到底是發生了甚麼事兒?”又一次，我重新感到強製性的禁錮束衣在威脅著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