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夏人提到仁、義、禮、智、信,就說是儒家提出的,我就想問,儒家思想出現之前,人們就不講仁、義、禮、智、信了麽?
準確地說,儒家只是將古人的一些言行,用仁、義、禮、智、信來概括。因此,只能說儒家明確地提倡仁、義、禮、智、信。
當年秦漢上學時,喜愛古代文學。曾對照《老子》和《論語》等書來讀。
老子曾言,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偽;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絕聖棄智,民利百倍;絕仁棄義,民複孝慈;絕巧棄利,盜賊無有。此三者以為文,不足。故令有所屬:見素抱樸,少思寡欲,絕學無憂。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已。
讀這些話時,秦漢心中可是頗為悚懼。因為他讀出了人性不斷觸及下限,而不是創造上限。人們從惡易,而行善難。
他認為,老子所言天地和聖人,重視的是秩序,而不是個體的幸福榮辱;因為他們以天下萬物蒼生為念,是不可能細化到個體的生命。所以天地聖人才有不仁之謂,百姓才有芻狗之命。
至於仁、智、忠、孝等,恰恰是人們有了分別心,有了人性的下限,才會提倡人性的底線和上限。
天下大治,善於治理的大臣,我們稱之為賢臣;而亂世的時候,那些為社稷拋頭顱、灑熱血的大臣,我們稱之為忠臣。
秦漢一向認為賢臣遠勝於忠臣,只要賢臣常有,則忠臣必不常在。恰恰是賢臣被棄,才有亂世,才會出現忠臣。而忠臣,卻不一定能成為賢臣。
客觀地講,從民族感情而言,秦檜是奸臣。但對皇帝而言,他卻是忠臣。至少,在皇帝眼中,他比嶽飛可靠。否則,皇帝殺得就不應該是嶽飛,而是秦檜了。
更何況,無論北宋,還是南宋,打壓武將本就是文臣的一致目標。
如韓琦殺焦用的故事。(狄)青出立於子階之下,懇魏公(韓琦)曰:“焦用有軍功,好兒。”魏公曰:“東華門外以狀元唱出者乃好兒,此豈得為好兒耶!”立青而面誅之。青甚戰灼,久之,或曰:“總管立久。”青乃敢退,蓋懼並誅也。
請注意最後一句,青乃敢退,蓋懼並誅也。說明什麽?狄青雖為大將,但地位低下,若韓琦不說話,他不敢離去,更害怕自己也被韓琦尋個理由殺掉。文武官員地位之差,如此之大。所以,狄青不敢直言焦用無辜,只能以他立功為請辭。
後來,狄青任樞密使期間,諫官多次對狄青發難,稱其家“狗生角,且數有光怪“,請求將他調出京師以便保全其聲譽。如此毫無依據的事情,都能被文臣用來發難,可見文臣對武將敵視之心有多重。最終狄青鬱鬱而終。
由此可見,皇帝主和,秦檜主和,唯有嶽飛請戰。在宋朝輕視武將的這種政治正確的主導思想下,嶽飛又如何能夠得到善終?
當然,他並非是為秦檜翻案,而是就當時的政治生態,論述嶽飛的悲劇性的必然。更何況,在他看來,罪人不僅是秦檜和張俊,還有至高無上的皇帝,進而言之,是封建制度的悲劇。
然而罪責,卻必須有人來擔當。作為臣子,秦檜義無反顧。
重點是,秦檜學的是什麽?儒家思想。秦檜是賢臣麽?估計沒有人會認同。那麽,問題來了,作為儒家學子,秦檜清楚儒家提倡的仁、義、禮、智、信麽?
他肯定知道。但他為什麽還會做出不仁、不義之事呢?
只因為儒家文化和朝廷權力互為表裡,仁義道德皈依於權力,成為王朝的“皇帝的新裝”。權力並不尊崇道德,而道德卻常常向權力低頭。所以,那些從政的儒生們,有所少人真正踐行了仁、義、禮、智、信呢?
因此,秦漢不能容忍儒家思想和權力相互勾搭,直至共同毀滅。保持儒家思想的學術性和獨立性,是秦漢對華夏文化和思想所能做出的最大貢獻。
不過,秦漢並不打算把自己的想法說出來,因為他的根基太淺,名望太低,在學問方面沒有話語權。說出來,徒惹人笑,還不落好。
他繼續談到學堂制度:“中學入學年齡為十一到十四歲, 重點學習各家思想。”
秦建計詫異地問道:“什麽各家思想?”
秦漢快速答道:“諸子百家的學說。這些學說有助於各類人才的培養,避免死讀書和讀死書的現象存在。只有各家思想交鋒,才會有文化和思想的繁榮。”
秦建計沉默片刻,終於還是點了點頭。從感情上來說,他並不希望秦漢這麽做;但從內心深處而言,他知道,秦漢的說法很正確。
秦漢接著說道:“大學為研究之學,培養各類思想家和學問家,由名師教授,學生討論,激發學生對某一類問題深入研究的熱情,以三年為期。三年之後,大學畢業從事各行各業。若在各行業中有突出成就,且願意和志同道合之人共同專研某項學問或技術的人,可以進入大學中的研究院,繼續深造。樹立培養學者優於官員的教育目的。”
秦建計對此也無異議。畢竟,培養更多的學者才能繁榮儒家思想,更好地傳播儒家學說。
事實上,秦漢的目的在於,摒棄學而優則仕的傳統思維,避免思想和權力的另類勾結,最後再出現一次“罷黜百家”式的文化慘劇。
然而,這樣做是有代價的。若是文化精英醉心於學術,那麽朝廷官員的素質必然會大幅降低。當然,這種官員多指處理事務性工作的官員。
如何保持官員素質降低,但又不影響社會治理的效果呢?
秦漢曾經設想,國家治理,采用小政府、大社會和依法治國的政治理念。只有這樣,才能降低對官員素質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