媽媽不來學校的前幾天，我發現，好像很多事兒，都可以應付來。那顆彷徨而驚恐的心，慢慢安定下來。可是，沒多久，我腦海裡又生出了不上學的念頭了，而且越來越強烈。

　　班上有兩個調皮鬼。只要老師不在課堂上，他們倆便成了“混世魔王”，亂喊亂叫，隨便下位，甚至在班裡翻跟頭、吹口哨，戲弄同學。其他同學不堪其擾，可也無可奈何，因為幾乎所有同學都怕他們倆。當時，我也不例外。

　　我被他們倆欺負了很多次，回到家，便說不去上學了。媽媽知道我可能在學校受欺負了，安慰我說，去吧，回頭媽去凶這些皮孩子去。第二天我又硬著頭皮去上學。可是，媽媽並沒有去學校。後來，我回家鬧脾氣很了，有一兩次，媽媽還真去了。可是，媽媽凶完那兩個同學轉身，那兩位同學就會舊態複發。後來，我再受欺負，就不跟媽媽說了，知道說了也不管用，於是只能獨自忍受。

　　上學很大苦惱，來自那兩個小霸王。可我最難過的，不是受他們倆欺負，而是當陪讀家長們都走了後，同學之間慢慢接觸，關系似乎開始走向正常化，這時卻發現，同學對我的“惡意”也顯現出來了。我最大苦惱，是來自同學取笑與排斥。

　　媽媽曾很多次問我，喜不喜歡，願不願意上學?每次媽媽都想得到那欣慰答案，而我每次都會肯定地搖頭。我不喜歡去上學，並且內心對上學這事兒是排斥，甚至是恐懼的，好像冥冥之中就逆料到，以後會遭遇什麽。

　　在此我就不能不提自己生的病了——先天左手缺指和斜頸。盡管我做了兩次手術，可手指缺失始終沒有辦法治療，而斜頸似乎手術也留下了後遺症，還是稍稍有些歪。於是，來自同學們的嘲笑和排斥可想而知——不，沒有經歷，是怎麽也想象不出的。

　　在那兩位調皮鬼慫恿和教唆下，同學們紛紛當著我的面叫:

　　“王歪頭，王歪頭，生下來就是小歪頭。

　　“小小王，大怪物，歪歪頭，鴨子手，見到他，快快走。

　　“別跟他玩，他會傳染的，小心你也歪頭又沒手指。”

　　那兩位同學是孩子王。其他同學為了表明“立場”，當然也會跟著他們叫。開始，我還會解釋，不會傳染，真的，又不是傳染病。可隨後發現，這些都是徒勞的。他們一群人在喊，而我自己，打也打不過他們，說也說不過，只能獨自默默承受。有時，我越是解釋，他們叫得越歡快。我發現自己，又像剛有記憶時第一個好朋友曹尚偉離開那樣，身邊原本與我有交往同學，漸漸加入他們倆陣營。我迅速被同學孤立了。偶爾我也跟同學們玩遊戲，玩得正高興，他們下一秒就會喊出上面那些話，立刻使我木木站在原地或者離開。我也發現，他們那樣叫我，也並非全是出於本能排斥，有時而是為了快樂。可是，他們不知道，他們的快樂是建立在我痛苦之上的。

　　那些話，像噩夢囈語縈繞了我整個童年。那是我最不願回憶起的時光。每天都被嘲諷，日子真的難捱。那種感覺和滋味，是多少修辭手法和言語，都無法描述的。

　　人總是這樣:當有人擠兌你時，剩下的人也會擠兌你;當有人捧你時，其他人就會拚命捧你。這點真是沒有道理可講。

　　有天上語文課，美女老師在講台上講， 我們在下面跟著她學寫字。

鉛筆，遊走在田字格上，沙沙作響。突然，我的鉛筆折斷了，恰巧那天我的削筆刀丟了——我經常丟畫畫筆、鉛筆、橡皮等等東西，嚴重懷疑是同學們故意偷走的，可又沒證據。我隻好向左邊同學借削筆刀，可左邊同學直截了當說，不借;我又向右邊同學借削筆刀，她見那同學不借給我，也搖頭了;我繼續朝前面同學、後面同學借削筆刀，最後甚至是哀求了，結果卻可想而知，他們就像商量好似的，誰也不願意借削筆刀給我。　　於是，我展現出窮人慣有的一種特質——自力更生，誰也不求，我用嘴巴啃起鉛筆頭，一點點地啃，啃得滿嘴都是木屑和炭黑。老師從黑板上轉過頭，正好看到這幕，然後關心地問道，王博你幹嘛呢?鉛筆斷了?你幹嘛不向同學借削筆刀?老師啊，我也想呀。

　　我從意識到自己跟別人不太一樣時，好像就沒有問個為什麽，沒向老天問為什麽。也許是年紀太小沒有思考過這個問題，也許是沒有足夠力量去抗衡，總之，我是這樣，就是這樣了。

　　學前班屋子不大，有四五十個平方樣子，黑板在南面，西邊牆上有四個窗戶，窗外便是道路和農田。下課沒事兒，我常常站在窗台，看外面天，看外面雲，看外面世界。那時，我多想逃離那個教室，逃出那個窗戶，逃進另外世界。可是，我知道，逃無可逃。

　　那時我就在想，以後還要做多少件自己不願做的事兒才罷休?什麽時候才能長大呢?我以為長大後，就不會遇到自己不願面對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