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後一條路線中，南洋的地緣Z治地位，與它在幾百年前，並沒有本質性變化。

　　“Y帶一路”的提法，本身是一個，地緣Z治遺產繼承的經典做法。

　　用一句成語形容，就是“舊瓶裝新酒”。

　　前者舊瓶源自於漢武帝時期，開拓成型的絲綢之路。

　　後者的舊瓶上，最耀眼的那抹亮色，顯然就是“鄭和下西洋”了。

　　在M六甲王國，試圖擺脫南北兩大王朝影響，艱難求生之時，大明王朝的這個歷史性決定，將對M六甲及南洋的地緣Z治生態，造成重大影響。

　　公元3年，鄭和奉命七次出海遠洋。

　　這是一場史無前例的遠洋之舉，船隊編制有2萬余人，規模達到200余艘。

　　其航跡從南海向西，一路延伸到北印度洋周邊地區。

　　即使是後來在海外殖民事業中，取得巨大成功的葡萄牙、西班牙兩國，在開拓時期也難以望其項背。

　　如此大規模的天朝船隊進入南洋，不可能不對當時的南洋，造成重大影響。

　　不過，在了解鄭和下西洋一事，對南洋的影響之前，先來了解一下“西洋”這個概念。

　　首先要了解的是，到底哪裡才是“西洋”。

　　其次，從以方位命名的方式有看，有西洋也就必定有東洋了，那麽“東洋”又在哪裡，鄭和他們又有沒有去過“東洋”?

　　我朝是取代了元朝統一了天朝，其最初對海洋的認知，自然也繼承於元朝。

　　在元朝時期的認知中，蘇門答臘島西端，是一個分界線，以西地區被歸為“西洋”，

　　以東的M六甲海峽、南海周邊地區，則被稱之為“東洋”。

　　這個切割標準，在後世也是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劃分法，應該說還是很科學的。

　　然而，這就出現了一個問題，以此標準來看的話，作為鄭和船隊重要目的地的馬來地區，毫無疑問的應該屬於“東洋”范疇。

　　那麽，為什麽這段歷史，被稱之為“下西洋”，而不是“下東洋、西洋”呢?

　　實際上，“鄭和下西洋”的提法，並非出自於鄭和往來東、西兩洋之時，而是源起於16世紀末，即明萬歷年間的一本演義小說——《三寶太監西洋記》。

　　當時風雨飄搖的大明王朝，正處在倭寇犯境的威脅之中。

　　輿論上，有借鄭和遠服海外諸國之事，抵禦海外侵擾、重振國威的需要。

　　“三寶太監下西洋”及後來演化而成的“鄭和下西洋”故事，遂在此時以演義，甚至被神化的形式流傳於世。

　　現在，問題又回到了原點:為什麽我朝初年，鄭和出使東、西兩洋的事件，在後期演化為了“下西洋”。

　　之所以會有這種變化，是因為國人在通過鄭和船隊的多次遠洋，系統獲得東、西兩洋的資料後，發覺元朝的劃分方法，並不那麽準確。

　　如果，從南G國找一個，離開G國海岸線的起點的話，這個起點無疑是guang州。

　　假如從G州出發或經停，借助季風南行的，天朝船隊一路向南的話，他們最先抵達的將是，加裡曼丹島中部。

　　對應的點大體就是後世“文萊”的位置。

　　在鄭和開啟天朝的“大航海時代”後，文萊地區，此時名為“渤泥”，也得以憑借這一優勢，發展了與天朝的關系。

　　對於有嚴重“對稱情節”的國人來說，如果文萊——G州這樣一條近乎正南、正北的中軸線，

　　即在指南針的幫助下，做到這一認知並不難，來劃分東、西兩洋，看起來會更為合理。

　　由此，在我朝後期，無論是剛才我提到的《三寶太監西洋記》，還是同時期成書的《東西洋考》，

　　都將文萊及其以西地區，歸入西洋范疇，蘇祿蘇丹國(F律賓)及倭國領土內的國家，則歸入“東洋”。

　　在19世紀中後期，在被跨海而來的歐洲人，逼迫打開國門看世界之後，西洋一詞在天朝，逐漸成為了歐洲，乃至整個白種人統治下歐美地區專屬。

　　“洋”這個在天朝文化中，地位原本遠低於“土”的字，也因其在技術上所暗含的先進性，與後者的對比關系發生了逆轉。

　　以至於後世，“洋”在中文的語境中，仍然含有高大上的意味，“土”則反之。

　　受這一思維影響，在倭國憑借海洋實力崛起，並對天朝構成威脅後，“東洋”的標簽，也成為了倭國的專屬。

　　當東、西兩洋都有了專指對象之後，“南洋”就成為了南海周邊地區的代名詞，更可進一步用來專指馬來地區，我講述中的“南洋”，就是這層意思。

　　純粹從其與南海相接的位置來說，“南洋”一詞的使用，倒也更為準確。

　　當然，名字只是一個標簽，不要因此而引發認知混亂就行了。

　　大家更關心的，是鄭和下西洋之舉， 到底對南洋造成了什麽樣的影響。

　　之所以說“鄭和七下西洋”之舉，於當時只是一次試錯，是因為這場前後延續28年，

　　即年遠洋行動，在鄭和身死之後便戛然而止。

　　相比之下，比大明王朝晚了十幾年開啟海外探險之旅，且起點和規模要低得多的葡萄牙，

　　不僅沒有因開拓者，恩裡克王子的身故(公元1460年)而止步，反而一步一個腳印的，構築起了全球化的“葡萄牙帝國”。

　　之所以會有這種差異，概因為“海洋”對兩者的意義完全不同。

　　對地大物博、人眾多，並且在綜合實力獨霸於東亞的中央之國來說，海洋所帶來的商業之利，只是用來錦上添花的。

　　甚至，這個“花”添與不添，亦不取決於是否有經濟價值，更要看有沒有可能，影響王朝內部的集權度及穩定性。

　　所謂“凡士農工商賈，皆賴食於農，故農為天下之本務，而工賈皆其末也”。

　　這是清.雍正之語，就是這一觀點的最好總結。

　　反觀葡萄牙，則是一個完全相反的例子。

　　土地狹小而貧瘠，其在15世紀，人口不過百萬，甚至一直籠罩在強大近鄰，“西班牙”的陰影之下。

　　海外擴張成為了其，唯一改變國運的救命稻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