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這樣說，如果不是率先開啟了大航海時代，後世人們是沒有可能，在國際z治舞台上，看到葡萄牙的。

　　普通民眾，將更多通過本菲卡，或者波爾圖這樣的葡萄牙足球隊，了解到葡萄牙人想一直渴望從西班牙d立出去。

　　就像巴塞羅納俱樂部和畢爾巴鄂競技隊，成為巴塞羅納人、巴斯克人表達d立情緒的窗口一樣。

　　以“農本思維”來看，控制一片土地的最好辦法，就是“移民實邊”。

　　然而，鄭和下西洋之舉，並沒有肩負這樣的戰略任務。

　　讓更多的海外國家進入朝貢體系，以彰顯新王朝的強大，是其最主要的目的。

　　至於由此而獲取的經濟利益，包括航路的開拓，反而只是可以可無的副產品了。

　　上述思維，並非隻存在於我朝和永樂大帝的腦中，而是華夏文明一直以來的思維方式。

　　在華夏文明的“天下”世界觀中，有兩個非常重要的理論:

　　一是“王者無外”，也就是詩經中所說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任何已知的世界，都應該臣服於中央之國的統治者;二是“華夷之辯”。

　　這一觀點，在將“華夏”定位為文明中心的同時，同時承認華夏文明，無法覆蓋“天下”，所謂“蠻夷”，是客觀存在且無法融合的。

　　以地緣視角來說，帶有鮮明溫帶農業區特征的華夏文明，自身的局限性，造就了“華夷之辯”。

　　難以為華夏文明所融合的，即包括蒙古高原這種遊牧之地。

　　也包括熱帶地區這種，雖然可以開展大規模農業，但卻因氣候差異巨大、距離過遠，而無法有效統治的區域。

　　在“華”——“夷”有別，但卻又在理論上，必須同奉一個“共主”的邏輯下，

　　統治之下華夏文明覆蓋之下的土地，被定位為“內服”地區，即核心區，納入王朝的直接管控范圍。

　　以外的區域，則屬“外服”地區，被允許以羈縻、朝貢的方式，存在於中央之國主導的“天下”中。

　　應該說，這一觀點本身，帶著鄙視其它地區和文明的成分，甚至因此在西方文明崛起之後，

　　而一時無法適應，但其正視地緣差異的思辯方式，卻也算是一種務實的表現。

　　反觀一s教思維主導下的“西方”世界，卻是認定可以用一種意識x態、一種社會模式統一世界。

　　問題是“理想很豐滿，現實很殘酷”。

　　在後世，無論是狂熱tzj徒、綠教徒所引發的s戰，還是米國極力在全球范圍內，推廣普世價值觀的努力，最終都不得不在現實面前低頭。

　　可以這樣說，拋開“華夷之辯”中的盲目自大的成分，國人在接受“多元世界”這點上，要容易的多。

　　若是理解了這一點，就可以理解我們的國人，為什麽沒有稱霸殖民海外的想法。

　　在這一點上，是我們在以後一段時間內，主要的思想工作著力點。

　　既然在鄭和所處的時代，中央帝國並沒有在海外擴張的動能。

　　那麽，自然也就不會主動去做什麽戰略性的計劃，尤其是在海外“再造中華”這種事了。

　　事實上，帝國中央不僅沒有給予，鄭和船隊“殖民”海外任務，反而使之成為了一次，召回外流之民的威懾之旅。

　　那些被視為背祖忘宗，且帶有濃厚了商業色彩的海外華人，被視為流民，甚至“天朝棄民”，回歸故土，被認為是唯一正確的選擇。

　　為此，我朝給予這些海外華人的政策是:給予“大赦”，意思是移民行為有原罪。

　　聽聞招諭歸國者，可既往不咎、還複本業。

　　帶頭回流的移民領袖，甚至可以得到厚賜，反之則將受到嚴厲懲罰。

　　這一點，在永樂大帝所頒發的詔書中有明確記載:“凡番國之人即各還本土，欲來朝者，當加賜賚遣還。

　　中國之人逃匿在彼者，鹹赦前過，俾複本業，永為良民，若仍恃險執迷不悛，則命將發兵，悉行剿戮，悔將無及。”

　　召回海外“流民”政策實施的深層次原因是:在技術落後的時代，“人口”是第一生產力。

　　無論是農業生產還是應對戰爭，都需要大量人口。

　　同時，“人頭稅”也長期是國家財政，收入的重要組成部分。

　　換句話說，如果人口大量流失海外，不在中央政權的控制之下。

　　即使不直接威脅中央之國的安全，比如做海盜，也會導致經濟上的損失。

　　在這一政策影響下，試圖在三佛齊故地立國的梁道明、陳祖義兩人，成為了正、反兩種選擇的典型。

　　前者在鄭和一下西洋同時，聽從了使者的勸說，即刻回國(公元1405年)，並受到了帝國中央的嘉獎。

　　大量遷居三佛齊的中國移民，也隨之回流。

　　後者則因率眾割據舊港、拒絕歸國，而與他的“海盜集團”一起，被回程的鄭和船隊所剿滅(公元1407年)。

　　剿滅陳祖義的直接理由，是其聚眾為盜、為害南洋，並陰謀襲擊鄭和船隊(搶奪財物)。

　　當然，凡事都有正反兩面，“海盜”也並非不能為政治服務。

　　這一點，後來的大英帝國最有發言權。

　　從16世紀後期的伊麗莎白時代起，英國人就開始為亦商亦盜的武裝民船，頒發“私掠許可證”，以從戰略上，打擊西班牙等競爭對手。

　　這股被稱之為“皇家海盜”的民間武裝力量，在商業和軍事兩條線上，都為“日不落帝國”的形成，立下了汗馬功勞。

　　事實上，陳祖義所代表的“海盜”，想做的也正是這樣的“皇家海盜”。

　　然而，無論從中央之國的文化屬性，還是我朝的政治結構來看，卻都是絕對不可能容許，這種秩序破壞者的存在的，更別說“奉旨為盜”了。

　　為了避免海外華人的移民、商業行為，對國內之民造成不好的示范，王朝更願意采取一刀切式的“閉關鎖國”之策。

　　這種簡單粗暴的做法，也導致了一個互為因果的怪圈。

　　閉關鎖國之策，使得本可依托母國，從正常貿易中獲利的海外移民，只能通過海盜、走私等行為，獲取生存空間。

　　這些行為反過來，又更加刺激朝廷堅持海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