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因為鄭和船隊在海外布局時，重用中國宗教，及與滿剌加這樣宗教色彩國家交好。

就認為鄭和這個佛教徒背叛了自己的信仰，也是有失偏頗的。

上述做法，更多是基於國家利益，及當地的局勢而因勢利導罷了。

另一個可供參考的案例，體現在對錫蘭的外交態度上。

作為印度洋上另一個重要的航線節點，鄭和本人曾經六次到訪這個僧伽羅人(佛教徒)主導的錫蘭島。

甚至曾經在第三次遠洋之時，開啟過一場戰爭，並俘虜了對鄭和船隊不太友好的錫蘭(斯裡蘭卡)國王。

以明史的記載來說，鄭和錫蘭之戰的原因，與陳祖義被剿滅的原因一樣，都是圖謀鄭和船隊所攜帶的貨物。

至於這是不是最根本的原因，也就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了。

我們要關注的，是由此造成的地緣政治後果。

在錫蘭顯示強大武力之後，鄭和順水推舟，利用自己佛教徒的身份。

以“佛教”信仰為連接點，取得彼此的共識，被俘的國王后來也被放歸回國。。

今天錫蘭的土地上，記錄鄭和布施島上佛寺等行為的“布施錫蘭山佛寺碑”。

事實上，盡管鄭和出使西洋之舉，客觀上促進了宗教，在包括馬六甲王國在內的南洋國家傳播。

但南洋真正大量出來的“蘇丹國”性質國家，卻都是在鄭和死後，明朝不再向海外彰顯強大武力之後。

比如滿剌加真正變成的“馬六甲蘇丹國”，並跨越海峽進入蘇門答臘島的時間，是在15世紀中期。

《馬來記年》載:在西裡麻哈刺執政時期，馬六甲王國正式成為宗教化的王國。

在羅閹·卡希姆(1445~1458在位)統治時期。

他自稱素丹·穆扎法爾·沙，宣布*教為國教，馬六甲正式稱宗教素丹國。

限制滿剌加的擴張規模，也能夠體現出明朝平衡外交的特點。

馬六甲蘇丹國在做大之後，無論是從政治、商業角度，還是身三佛齊王室後裔的角度。

都希望能夠順勢得到由“舊港宣慰司”控制的，以巨港、佔碑為中心的三佛齊故地。

只是能不能做到這點，絕不僅僅是個實力問題。

盡管鄭和的逝去，意味著我中央帝國在海上強勢擴張時代的過去。

但我朝在南洋布設的朝貢體系架構依然存在。

馬六甲蘇丹國如果想“拿回”華人管理三佛齊故地，政治上也必須得到中央帝國的同意。

要知道，即使不考慮外交和軍事上的風險，貿然開罪中央帝國，所帶來的經濟風險也是無法承受的。

最終我朝並沒有滿足滿剌加對舊港的野望，雖然在位的“舊港宣慰司”，是個中國人。

順便說下，之前被封為“舊港宣慰使”(對外自稱“三佛齊國王”)的施進卿。

已於17年前故去，接替執政的，是其次女施二姐。

政權交替過程中，其長子施濟孫與其妹妹之間，曾進行過激烈的權力鬥爭，並各自尋求包括我朝在內的外交支持。

這種統治階層內部的權力之爭並非我們所關心的，探討施二姐身份才更有地緣意義。

施二姐能夠在舊港上位成功，是源於馬來世界當時還不那麽高的文明層級。

簡單點說，就是馬來世界當時還有很大成分的母系社會遺風。

對女性掌權一事本身，並沒有中國或者*世界那麽敏感。

即使在後世，馬來地區內部還有不少地區、民族，有著顯著母系製文化特點，比如馬來西亞的森美蘭州。

公元1440年，

獨木難支的舊港宣慰司或者說三佛齊故地，重新歸入了滿都伯夷帝國的統治范圍。施二姐也率眾移居爪哇島，以避免在這個敏感之地成為博弈的犧牲品。

隨著馬六甲蘇丹國的強勢崛起。

為了更好的爭奪貿易資源，南洋的人口中心——爪哇島也在15世紀後期至16世紀。

掀起了*化浪潮，並迫使滿者伯夷帝國的印度教統治者，逐漸將勢力范圍退縮自東爪哇地區，直至滅亡。

後世以旅遊熱點聞名於世的巴厘島，則成為了滿者伯夷/印度教文化的最後遺存之地。

值得注意的是，在爪哇島宗教傳播過程中，除了來自馬六甲的宗教商人以外，移居爪哇的中國宗教也起到了很大作用。

這種選擇也不難理解，在我中央帝國重回閉關自守的狀態後。

原本更願意突出“中國”屬性的天朝棄民們，客觀上勢必會突出他們的宗教屬性， 並最終在周邊地區完成宗教化後徹底融入。

葡萄牙人的艦隊是在公元1511年攻陷馬六甲的。

與此同時，我朝卻把面朝海洋的大門重新關上。

這一階段，海洋之於我們的印象，更多是近海愈演愈烈的倭寇之患。

從戰略上看，鄭和船隊在遠洋事業中所佔得的先機，已是蕩然無存。

不過就這點來說，傾心於大陸中央之國的我們並不在意。

即使後來，葡萄牙、荷蘭等西方殖民國家，先後試圖打開我們的貿易之門。

我朝最終也還是通過“地利”及自身巨大的體量，將歐洲透過海洋傳導過來的壓力所化解。

只不過，逆水行舟，不進則退。

當技術差從量變拉升到質變程度，差距就很難拉平了。

為了搞清我們在大航海時代的定位，以及華人在南洋地緣結構中的現狀。

暫時需要我們把時間線從葡萄牙人的航跡偏離出來，從更長的時間段，來審視我們在這一階段的得失。

技術層面看，真正讓西方有能力壓倒龐大的中央帝國。

並且將後者變身成為自己的“半殖民地”的力量。

源自於18世紀60年代——19世紀中期，歐洲所開啟的工業革命。

機器取代人力、化石能源的大規模利用，不僅在生產力方面，抵消了中央之國原有的巨大人口優勢。

更在軍事技術上，讓歐洲佔據了壓倒性優勢。

清王朝在兩次鴉片戰爭中的落敗，及其所導致的政治後果，就是這一技術代差在軍事和政治上的爆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