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敬的各位議員,我接下去的發言會非常令人震驚,不僅關系到合眾國的安危存亡,還關系到每個人的切身利益和身家性命,所以……”胡佛用那鷹隼般的目光掃視了會場一圈,“希望您能注意保密。”
所有人都呆住了,這個素來神秘且低調的聯邦調查局局長有什麽驚天新聞要捅出來?好幾個人的頭不由自主地低了下去——這多半是有把柄握在fbi裡的大人物。
“首先談一下大家最為關注的紐約空襲事件:fbi探員前天開始對紐約空襲現場進行了調查,觀察了帝國大廈、布魯克林大橋、曼哈頓大橋、洛克菲勒中心等重要地標建築物被破壞的現場,聽取了事發時目擊者、幸存者和防禦官兵的證言,最終報告尚在撰寫中,但已初步得出一個結論……”胡佛放緩了語調,“紐約乃至整個東海岸人口密集區,有不少的軸心間諜……”
這句話一出,下面立即竊竊私語起來。
“做出該判斷的依據如下……”胡佛攤開公文,一條條念了起來。
“第一,事發當天凌晨時分,敵機編隊從長島雷達站掠過,一直到距離只有40英裡時才被發現,極大地減少了預警和防禦時間——敵機如此準確地避開雷達站監控,沒有首先情報支持難以想象;
第二,紐約是本土第一個遇襲的城市,在此之前因為我們特殊而有利的地理位置,甚至都沒有軸心飛機出現過,對飛行員來說,飛抵一個陌生城市且要在黑夜中發現目標是非常困難的事,我詳細詢問過海軍航空兵指揮官,如果讓他在沒有情報支持下去空襲漢堡,他告訴我說這完全不可能……”
眾人把目光投向金上將,後者點點頭:“我讚同胡佛局長的看法,美國海軍航空兵目前不具備這個能力。”
“第三,敵人對建築物的摧毀用了匪夷所思的進攻手段,帝國大廈是被水平轟炸機投擲的重型炸彈摧毀的;布魯克林大橋是被敵人用魚雷摧毀了橋墩;曼哈頓大橋是敵人用極其準確的俯衝轟炸摧毀的。”胡佛提高了聲音,“這種技術水平,如果是臨時使用,別說在晚上,就是白天也幾乎難以成功,我們的敵人一定進行了長期而具有針對性的訓練——這種針對性就應該是間諜反覆觀測的結果,他們知道這些建築物的漏洞和薄弱之處在哪裡。”
陸航司令官阿諾德提供證詞:美國陸航不具備這個能力,如果有這個水平,老早就能用b-17把德國主要工廠給炸平了;
金上將再次證明:海軍航空兵也沒法做到這些,特別是超低空發射魚雷摧毀布魯克林大橋橋墩的戰術完全超過了一切想象。
下面嗡嗡聲不絕於耳,很多人似乎有疑問。
胡佛提高了聲音說道:“也許有人會說,我們辦不到並不意味敵人辦不到,特別是日本海軍航空兵,他們在偷襲珍珠港中就有類似舉動,但我們這次抓獲了一個德國飛行員俘虜,他供認德國海軍航空兵也參與了行動,總共有40多人。美國海航艦載機飛行員是20年代就開始大規模培養了,而德國海航艦載機飛行員在幾年前還是一個理論名詞,諸位相信2年的培訓超過20年的積累麽?”
金上將臉上一陣抽搐卻無言以對:美國海航雖然培養了20年,但有經驗的老手幾乎都喪失殆盡,現在這批新嫩菜鳥不見得強過德國人。
眾人面面相覷,他們認為胡佛的話裡有邏輯漏洞——誰規定德國人培養2年就不能超過美國人20年的?可這個漏洞如果被證實了眾人反而無法接受——德國人培養2年比我們積累20年還厲害,那還打什麽仗?早點認輸算了。
“綜上所述,fbi得出一個結論,這場空襲的時機與目標選擇是經過精心策劃的,有間諜事先進行了大量準備工作並將消息拍發給軸心方面,然後對方才能如此輕而易舉地下手。”
馬歇爾、金上將和阿諾德等參聯會高層相互對望了幾眼,不露聲色地點點頭,大家都認為胡佛的話推測成分太多、實證太少,但這個借口卻有利於減少軍隊自身的責任,而且他們也不敢打包票說沒有德國間諜,萬一真查出來後果不堪設想,所以他們願意樂觀其成。
“這是第一個示例,下面我說說第二個示例——這比起紐約空襲來說普遍得多。”胡佛從fbi副局長,也是他的親密搭檔手中接過了第二個卷宗
“在舉例之前,請允許我向大家問一個問題,對於叛國者我們應該怎麽樣處理?”
“槍斃!”
“絞死他!”
議員們群情激奮,以為他要爆料某個大人物是間諜或賣國賊。
“如果只是思想上叛國,沒有行動上叛國,又該如何懲處?”
會場一下子就寂靜下來了,有人在重複剛才的口號,有人卻陷入了沉默。
“從法律的公正性而言,判斷一個人是否叛國,要看其具體行動而非主觀想法,以思想來懲處從本質上擴大了刑罰的運用,所以美國沒有思想犯,但是……”胡佛忽然來了一個轉折,“從所有的案例都可以得出結論,只有思想上叛國,行動上才會叛國,思想總是先於行動一步,在戰爭時期,我們不能承受叛國的任何後果,必須將任何威脅都扼殺在搖籃裡,因此必須未雨綢繆。”
然後胡佛舉了第一代德裔移民敬禮的例子,“從這個案例可以看出來,目前在某些合眾國公民心目中,他們還有不一樣的信念與追求,還有不一樣的愛國認識,還有不能容於主流大眾的意識——他們在外貌是彬彬有禮且守法的美國公民,在背地裡是潛在的叛國者——當然,這個稱呼有點重,確切地說,是潛在的、危險的、極容易叛國之人。”
“如果我們佔據上風,他還是一個守法的美國公民;倘若我們處於下風,倘若敵人在美利堅國土上登陸,您是否認為,是他們而不是其他人更容易與敵人合作?”
現場一片沉默。
“這種形勢就要求我們必須加強管理和監控,除了正確引導他們的思想外,我們還應該有足夠的探員來‘關注’這些可疑人群……當然,這個行動會在法律授權的范圍內。”胡佛炯炯有神地看著眾人,“美國目前就缺乏這樣一個有效的機構和足夠的人手。”
“也許有人會反對,如果說這是為了保證勝利而必須付出的代價,您是否可以接受?”
現場議論紛紛。
“第三個案例講的是無意中的泄密或間諜行為,這種事每時每刻、每個場景都在發生,我們往往以新聞自由來允許甚至讚同這個行為,但我想說,這對我們是極其有害的。”
“這是昨天出版的《基督教箴言報》,報道詳盡地披露了紐約遇襲的情況,在我看來,這報道說的太詳盡了,遠遠超過了必要程度,報道詳實地說明了爆炸現場的威力,披露了主要建築物的損毀情況,披露了人員損失和財產損失情況。”胡佛拿出一份報紙揮舞了一下,“這份新聞等於是全面評估了爆炸局面,他們辦到了敵人想迫切了解而又無法了解到的空襲效果,充當了敵人的耳目。”
“如果讓我來寫,報道應該這麽說:敵機凌晨對紐約發動空襲,我方損失甚微,部分平民在空襲中傷亡,目前生活、生產秩序已恢復,我們強烈譴責敵人對平民和公共建築的破壞活動,政府已提高最高防禦等級並強化了防禦體系……”
現場交頭接耳——這不是公然避重就輕、粉飾事實麽?
“我們寫得越嚴重,敵人認為破壞性就越大,下次還會再來——您願意看到更多炸彈從天而降還是願意將影響控制在盡可能小的范圍呢?”胡佛評論道, “記者不一定了解新聞、觀察背後的軍事意義,我們需要有經驗的人員進行把關,統一口徑,不要讓敵人查看到任何蛛絲馬跡,更不能讓這種新聞成為幫凶……”
“除了公開出版的刊物,信件、交流、謠傳也會讓敵人獲得情報。”胡佛掏出一封信,“這是巴爾的摩海軍造船廠工人寫給妻子的信,上面描述了這樣的事實:……最近我們接到了很多大家夥的訂單,最大的幾乎超過800英尺,我們忙得腳不著地,甚至必須通宵達旦地開工,上頭讓我們必須在16個月中乾完一條,老天,以前這種家夥至少要乾2年,質量還不能打折扣……這種家夥聽說一個月要開工2條,我想他們一定是瘋了!”
“綜上所述,為了全面加強安全,我們需要一個機構加強監控、管理,對任何可能存在的危險行為進行預防……他們不是為干涉公民的自由權利而存在,恰恰相反,他們最終的目的是為了保衛自由世界。”胡佛誠懇地說道,“既然我們已采取了食物配給制度,已采取了燈火管制制度,已采取了關鍵物資對外出口審查制度這些以前不敢想象的制度,為什麽不能再進一步,為奪取最後勝利而將所有籬笆都扎緊呢?”
“我們犧牲的是暫時不便,獲得的卻會是最終勝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