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哥為汗的忽裡台大會，雖然有強勢的拔都坐鎮，可也並非全無雜音。有人就提議遵循窩闊台當初的遺命，重新立失烈門為汗。

　　當時在場的忽必烈一聽，立馬駁斥道:“當初你們立貴由，遵守了窩闊台的遺命嗎?現在卻拿這事當說辭，忽悠誰呢?”一句話就堵住了其他人的嘴。

　　正是由於這次慷慨激昂的表現，蒙哥即位後，就讓忽必烈到了中原，隨後更下旨把漠南、漢地的軍政全交給了忽必烈。

　　“(蒙哥)詔漠南、漢地軍國之事，悉聽帝(忽必烈)裁決。”

　　蒙哥讓忽必烈坐鎮中原，原本是為了更好地掌控中原的事務，但此舉卻為忽必烈打開了通向大汗之位的大門。因為蒙古帝國的大汗之位，由窩闊台家族那裡，轉到了拖雷家族手中，是忽必烈能夠登上汗位的必要條件，可這並不意味著大汗之位將來就一定會歸他。而掌管了中原的事務，相比以後草原上的其他競爭者，“漢化”了的老忽就多了一個充分條件，即他得到了漢地儒生、漢臣們的助力。正是在這些人的幫助、指點下，忽必烈才能一步一步登上大汗之位。

　　忽必烈一到中原，就開始大肆聘請儒生;掌管中原事務後，更是求賢若渴，到處收羅人才，詢問治理天下之道。

　　“帝在潛邸，思大有為於天下，延籓府舊臣及四方文學之士，問以治道。”

　　這個時候，邢州(後世邢台)是他的封地，在蒙古官吏的治理下，從開始時有民萬戶，跑得只剩下幾百戶，於是他在手下漢臣劉秉忠等人的建議下，就在哪裡先搞了個實驗，結果“輕徭薄賦，期年戶增數倍。”

　　儒生們所采用的，其實也就是古今中外屢試不爽的絕招，減稅。百姓隨後就自動跑回來了。

　　由這也能看出，要想某地發展，最有效的方法，還是減少老百姓的負擔。

　　後世的人都知道，個稅少點，人多點，稅基一大，總體稅收還是會增加。但剛“出道”的忽必烈一看，正宗就是正宗，祖師爺就是祖師爺，減稅都還能增加稅收，這要是地方再大點，哪還了得，於是他就更重用儒生了。

　　“自是帝益以儒者為阿用。”

　　他這樣禮賢下士的姿態一擺，儒生們的立場也開始變了。

　　過去的儒生們有大義嗎?當然有，但這個“大義”很多時候也就是看你是否維護儒家的道統。換句話講，你是不是“夷狄”咱不管，就看你是不是施“漢法”。而“漢法”的關鍵是什麽?是你是否用儒生治國。

　　老忽重用儒生，儒生們自然投桃報李，也大力支持他了。他的身邊很快聚集了一大批儒生、漢臣，並在中原漢地形成了一股龐大的勢力。董文炳就是在這期間追隨了他。

　　但忽必烈的行為，卻導致一些蒙古貴族的不滿，同時也使得蒙哥有所警覺。這時候那些不甘寂寞、了解這塊土地上幾千年權力鬥爭史的儒生，作用就顯現出來了。

　　憑良心說，咱們的有些儒生，還是有遠大志向的，他們始終抱著儒家的宗旨，“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雖然在這片東亞的土地上，這個“國”、這個“天下”，到底是誰的，儒生們經常按他們的需要來解釋，自己也常常把它弄得很混亂。

　　姚樞就屬於其中的一位。

　　姚樞字公茂，原籍柳城，生長在洛陽。窩闊台為汗時期，由他人保薦，當了燕京行台的郎中。很快他就因不肯與上司一起收受錢財，棄官退隱於輝州(現河南輝縣)鑽研學問。忽必烈到了中原後，聽到了他的名聲，就派人把他請了去。

　　而姚樞也的確沒有辜負忽必烈的期望，此後給予他至少兩次至關重要的指點。

　　這第一次，是在得到蒙哥漠南、漢地事務的授權後，老忽曾設宴與眾人慶賀。酒後他把姚樞單獨留了下來，並問道:“剛才宴會上兄弟們都很盡興，只有你好像興致不高，有什麽不妥嗎?”

　　姚樞就告訴老忽:“如果要論地廣民富，當今天下有超過中原的嗎?現在所有好處都被大王您得到了，蒙哥他落了啥?以後只要有人在他面前給你下點藥，他必然會後悔，把這都收回去。依我看，還不如光抓兵權，想花錢從官府裡拿就是了，這才是上策。”

　　姚樞這是在告訴老忽，為了將來的大業，你現在做人要低調。

　　老忽也頓時恍然大悟:“高，是咱想簡單了。”

　　他立刻上書蒙哥，蒙哥同意了他的請求。

　　到了憲宗七年(1257年)，姚樞當初的擔憂果然得到證實，真的有人向蒙哥進了“讒言”:老忽在中原太得人心了，您需要防備啊。

　　於是蒙哥就在關中設立了鉤考局(審計署)，根據一百四十二項條款審查各級官員，包括隨軍販運的各種商人。並且他對負責鉤考的蒙古官員阿藍答兒下令:“審查完畢後，凡是有問題的人，除了漢軍的兩個元帥劉黑馬和史天澤需要上報外，其他人可以就地誅殺。”

　　這明顯是在找茬，並且矛頭直指忽必烈。

　　忽必烈有“抵觸”情緒是肯定的，但姚樞再度向他進言:“現今蒙哥既是君又是兄長，大王您是弟弟、是臣，這事就絕不能和他較真。如果您因為這和他疏遠，那您就是在給自己找不自在。依在下所見，你不如帶著老婆孩子一起回草原，做久居狀，他的疑心自然也就消了。”

　　忽必烈開始還拉不下臉來，可經過反覆權衡，最終還是聽從了姚樞的勸告，放下身段帶著全家回到草原。聽說他回來了，蒙哥開始還不相信，認為其中有詐。等雙方真的見了面，結果他連老忽的辯解都沒聽，就把所謂的鉤考局給撤了。

　　姚樞的“指點”真的非常關鍵，因為擺脫了“鉤考局”危機的忽必烈，再也不是當時的蒙古帝國其他人可以羈絆的了。

　　也就是在第二年，蒙哥發動了大規模的滅宋戰爭。他命忽必烈率軍攻鄂州(今武昌)，塔察兒、李璮等人攻兩淮，牽製南宋在江淮地區的兵力。

　　又命另一大將兀良合台自雲南出兵，從側背攻擊南宋。

　　蒙哥自己則親帥蒙古軍主力攻四川，準備在奪蜀之後，順江東下，於第二年和諸路大軍會師長沙，直搗臨安。

　　這個計劃基本上借鑒的是三國時晉先滅蜀、後滅吳的路數。但蒙哥絕沒有想到，這次進軍對他來說是一條不歸路。

　　自1258年下半年率軍入蜀以來，蒙哥一路摧枯拉朽，所經之處無不望風披靡。但在釣魚城下，他遇到了一生真正的克星。

　　南宋和蒙古的對抗，主要集中在三個戰場:一個是荊襄地區，另一個是江淮地區，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地方，就是四川。四川的重要性就在於，一旦失去，將使對手能夠順流而下。

　　窩闊台去世後，由於蒙古帝國內部的爭鬥，對南宋的攻勢一時陷於停滯，宋帝國借此機會對各個戰場的防禦進行了調整。也就在窩闊台去世的第二年(1242年)，為了扭轉四川的不利局面，鞏固長江上遊地區，宋理宗派名將余玠入蜀。

　　當時的情況是，從理宗寶慶三年至淳祐二年的十六年間，朝廷共任命了“宣撫三人，製置使九人，副四人”，但這幫人卻弄得整個四川號令不一，百姓民不聊生，各地各自為政，形勢大壞，人心浮動。直到聽說余玠入川，川地的人心才稍微安定下來。

　　受命於危難之際的余玠，帶著“願假十年，手掣全蜀之地，還之朝廷”的目標，在四川采取了一系列強有力的措施，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他接受了播州冉璡、冉璞兩兄弟的建議，所修築的以釣魚城為核心的十余個山城堡壘。這些城堡均依山設在四川的主要江河沿岸及交通要道上，既作為各地的官署，又能屯兵聚糧，互為聲援，由此在川中構成了一個完整的山城防禦體系。

　　但余玠的強勢，卻得罪了川地的權貴，他們勾結當時的丞相謝方叔等人，造謠中傷余玠。理宗寶祐元年(1253年)，理宗召余玠回朝，余玠聞此消息十分不安，七月，突然死去，也有人說是服毒而亡。川民聞聽莫不像失去父母。

　　余玠並不是堂堂大宋自毀長城中的第一人。

　　釣魚城之戰，從理宗開慶元年(1259年)二月開始，打了有半年。蒙古軍屢攻不下，期間蒙哥暴跳如雷，可就是拿這個小小的山城無可奈何。

　　而釣魚城在主將王堅及副將張玨的指揮下，不僅擊退了蒙古軍一次又一次的進攻，他們還於某日將兩尾鮮魚及蒸面餅百余張拋給城外的蒙古軍，並投書稱，即使再守10年，蒙古軍也無法攻下此城。

　　橫掃歐亞大陸、驕橫的蒙古將領不忍其憤，堅持強攻堅城。但大軍久屯於堅城之下，後期又值酷暑季節，軍中瘧癘、霍亂等疾病流行。蒙哥於六月患病，七月死於城下。

　　蒙哥在釣魚城下的敗亡，其後續影響十分巨大。首先，它使得蒙古攻宋的計劃徹底落空，宋帝國就此又延長了20年之久。

　　其次則是使得蒙古帝國的第三次西征行動停了下來。

　　1252年，蒙哥遣其弟旭烈兀發動了第三次西征，蒙古人先後攻佔今伊朗、伊拉克及敘利亞等阿拉伯半島等地，並準備向埃及進軍。埃及聞訊，舉國震恐，傾全國之兵欲與蒙古軍決戰於巴勒斯坦。但在獲悉蒙哥死訊之後，旭烈兀隻留下少量軍隊繼續征戰，自己率大軍東還。結果剩下的蒙古軍因寡不敵眾被埃及軍隊打敗，最終未能打進非洲。忽必烈上台後，由於再度陷入內爭，蒙古帝國的大規模擴張就此停止。

　　因此，釣魚城之戰的結果改寫了整個世界中古史。它不僅在中國歷史上有“獨釣中原”的美喻，而且在世界史上，也獲得了一個響亮的名稱，“上帝折鞭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