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是讓現在的忽必烈來評價，他仍然會認為:郝經、這個北方大儒，不僅對他和他的大元朝有著忠貞的氣節，且還有著前瞻性的眼光。

　　郝經是儒生世家，祖先是潞州(今長治市)人，後遷至澤州的陵川(山西晉城)，他的祖父郝天挺曾是元好問的老師。金朝末年，他的父親郝思溫避難至河南魯山。金亡後，遷居順天。他家境貧寒，白天背柴擔米供養家裡，晚上則讀書。五年後，被張柔、賈輔知曉，請為上賓。這兩人家裡藏書萬卷，郝經通讀之後，無有不曉。隨後他往來於燕、趙之間，元好問常和他講:“你像你的祖父，才氣過人，要努力啊。”

　　從後人的角度來看，郝經的確是一個經得起磨難的人，並且很明顯他和元好問的關系非常密切。而元好問是金、元之間最有成就的作家和歷史學家，當時的北方文壇盟主。不僅二十四史中的《金史》纂修主要依賴他的著述，而且他的詞，寫的也絕對可以媲美宋代大家，很多人都耳熟能詳的“問世間、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許”，就出自其手。

　　但元好問又是一個被後人遺忘的學者，甚至可以說是被刻意忽略，因為他有兩件事為後人所詬病。一是他向北元舉薦了五十四名金朝儒士;二是在他晚年，他與友人張德輝一起北上覲見忽必烈，拜忽必烈為儒教大宗師，同時還請忽必烈免去儒生的兵賦，忽必烈答應了他們的請求。

　　以舊朝之人向新朝舉薦人才，似乎也沒什麽，而且他舉薦的人中，有十五個在元史中有傳，說明他的眼光還是不錯的。但拜忽必烈為儒教大宗師，就無論如何都讓人感到有問題了，老忽又有鳥資格當什麽儒教大宗師?

　　後人有時候很奇怪這些儒生的行為，也許我們只有理解了“漢統”與“儒家的道統”之間的關系，才能明白他們的所為。

　　在他早期的詩文裡面，郝經並不乏對蒙古人的攻擊，如“北方胡為來，掣箭飛砂石”，百姓更應當對他們“暗而陷(井)之”等等。可是等他被忽必烈招進王府重用後，他就變了。在他寫的《與宋國兩淮製置使書》中，為從理論上闡明北元政權的“道統”，他更明確指出:“今日能用士，而能行中國之道，則中國之主也”。

　　這在儒學中叫什麽?這叫“用夏變夷”。由此可見，後世所謂的“和平演變”知識產權，根本就不屬於西方人，我們的儒生真應該向他們收大把的專利費。

　　可無論如何，這仍然讓後人覺得有點不對勁。生活在這塊東亞土地上的人，僅僅就是由你們這些所謂的“士”和“儒”來代表嗎?不見得吧?

　　別的可以不講，但後人至少可以說，把“儒家道統”寄托在一個“漢化”的忽必烈身上，這本身就有問題。這說明您有依賴性，甚至還可以說您“軟”。而且從更長的歷史角度來看，您這樣的行為，為後世開了一個極為惡劣的例子，雖然您並不是第一個。

　　每一個從外面到這塊土地上殺一下、搶一把的家夥，只要實行所謂的“儒家道統”，就可以被原諒，甚至接受他們了?為什麽後世的滿清來了，殺了個屍山血海，又大肆起用這些士子儒生?為什麽日本人也來了，燒殺淫掠，又大談什麽“王道樂土”?別人的眼睛始終在盯著你們，他們早就從歷史中了解了你們，甚至看透了你們。

　　在蒙古入侵北中國時，郝經的祖父郝天挺就是在逃避戰亂的過程中病逝，郝經的家族裡更有多人死於兵禍。郝家也正是在三峰山之戰的過程中，撞上了蒙古漢軍的河北兵，由此全家歸順，所以後來才能被張柔所知道。

　　這樣一個有著家仇國恨、理應對入侵者痛恨不已的人，一經別人招攬，立刻就變了，轉而改為極力維護別人的統治，如此的行徑又讓別人會怎麽想?

　　“儒”的名聲為什麽被搞壞了?它的地位為什麽在後世一落千丈?恐怕真不能先怨別人。

　　蒙哥攻宋的開慶之役中，郝經曾向忽必烈呈上了一篇很長的《東師議》。在這篇長文中，他還提出:

　　如欲穩妥地征服南宋，應該逐步進軍，先荊襄、再兩淮，然後是長江。因為南宋的主要戰略是，“控制了荊襄地區就可以確保兩淮，有兩淮則可以確保江南。”

　　他的這個提議的確很有針對性。這是由於，在南宋一百五十年的歷史中，北方軍隊對它的進攻，一直是三個方向:西邊是川陝地區，中間是荊、襄，東邊則是江淮地區。在戰略上，金和元早期都采取三路並進。這個戰略雖然能給帝國以極大的震懾，但它本身也有兵力分散，無法相互支援的弊病。

　　蒙哥的計劃是上述方案的改進，他以四川為主攻方向，準備佔領長江上遊，順流而下。中路和東路作為牽製，讓中遊的宋軍無法對川中進行支援。但是，四川山地較多，易守難攻，短時間很難肅清對手，主力大軍無法抽身沿江而下。因此，這依然並不能快速有效地突破長江防線。

　　相反，宋帝國的主要戰略是，在川陝地區依據山地堅固防守，荊襄地區憑借長江為支撐。而江淮地區，雖地勢開闊，不易守禦，可哪裡有帝國戰鬥力較強的江淮軍，以城鎮為依托，對方同樣難以快速取勝。三地之間更可以通過水道，方便的調兵支援，乘隙擊破對手。

　　但在川中宋軍不斷受到打擊，已經被大幅削弱、無力出川增援的情況下，集中攻擊襄陽地區則抓住了要害。襄陽在漢水邊，是荊襄防區的前哨，一旦丟失，對手則可以順漢水入江，沿江而下，江浙地區盡在囊中。

　　忽必烈當然對郝經的以荊、襄地區為重點的滅宋方略印象深刻，因為他的大元朝後來征服江南，走的就是這個路數。這個方略與八年後叛逃到大元朝、南宋將領劉整所提出的:“攻宋方略，宜先攻襄陽，若得襄陽，則浮漢入江，宋國可平。”實有異曲同工之處。

　　如果後人認為毀掉大宋的人就是郝經，那肯定也是不對的。比如姚樞，他同樣於蒙哥當政的初期，就已建議在汴梁設立屯田經略司，積聚糧草為進攻宋帝國做準備。

　　歷史遺留下的、具有諷刺意味的事實是:這個重文輕武，以文治國，被視為文人天堂的燦爛的宋朝文明，恰恰還就是文人，在它的隕落過程中扮演了許多不光彩的角色，是他們親手參與摧毀了他們的“天堂”。

　　忽必烈會不會曾慶幸阿裡不哥等人身邊沒有出謀劃策的儒生，這沒人能知道，但他恐怕真的不能否認這點:沒有這些儒生、漢臣的幫助，他的汗位之途絕對不會那麽順利。

　　甚至就是他登基之地的選定，背後依然有著那些漢臣的影子。

　　蒙古帝國在窩闊台為汗期間(太宗七年)，建造了自己的都城，即和林，它也是蒙古人建造的第一座城市。蒙哥當政之後，為了加強對漠南、漢地的統治，在開平又新建了一座大城，這就是開平府。

　　但開平城從建造的開始，就處於忽必烈的控制之下， 因為負責選址、建造這座城市的人，是忽必烈的潛邸重臣劉秉忠。

　　當時仍身著僧衣、法號子聰的劉秉忠，的確是個奇人，他“天文、地理、律歷、六壬遁甲之屬，靡不精通。世祖大愛之，……”

　　他僅僅用了三年的時間，就把開平建成一個有著宮室和宗廟的大城，使之成為忽必烈常駐、乃至於召集蒙古親貴重臣商議大事的地方。

　　也就是在這個幾乎等同於自己的“領地”，忽必烈才順利地於眾人擁戴下，搶在阿裡不哥和旭烈兀之前，先一步登上蒙古大汗之位。

　　忽必烈即位後，開平府很快就升格為蒙古的上都。可曾經“思大有為於天下”的忽必烈，還需要展示更宏大的氣象。於是劉秉忠就在過去的燕都邊上，再度建造了一個讓所有草原之人讚歎的新國都，大都。

　　同時他又與其他漢臣一起，為忽必烈制定了很多朝廷規製，如俸祿之製、官製、錢幣之製等等;並且根據《易經》中的“大哉乾元”之意，他還為忽必烈的帝國起了一個正式的國號，“大元”。

　　至此，忽必烈就超越了過去所有的蒙古大汗，同時擁有了兩個身份:一個是草原帝國的大汗;盡管在一定程度上，從窩闊台時期開始，這個身份已經逐漸是名義上的。一個是中原王朝的皇帝。

　　而這對忽必烈來說，卻意味著他既能以大汗的名義號令草原上的眾人，又可以皇帝的身份名正言順地統治中原的百姓。後者甚至還意味著，他擺脫了過去蒙古人的粗陋，建立起了一個真正意義上的、有著相當完備制度的王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