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愈

　開放分類:中國文學、歷史人物、教育家、詩人、唐宋八大家

　目錄

　•韓愈簡介

　•生平年表

　•散文作品

　•韓愈思想

　•文學主張與創作

　•傳世詩文

　•傳世名言

　•韓愈的散文

　韓愈簡介

　韓愈(768～824)唐代文學家、哲學家。字退之。河南河陽(今河南省孟縣)人，祖籍河北昌黎，自稱郡望昌黎，世稱韓昌黎。因官吏部侍郎，又稱韓吏部。諡號“文”，又稱韓文公。在文學成就上，同柳宗元齊名，稱為＂韓柳＂。他是唐代古文運動的倡導者，提倡先秦兩漢的文章，世盛稱其“文起八代之衰”。是唐宋八大家之首

　韓愈三歲而孤，受兄嫂撫育，早年流離困頓，有讀書經世之志，雖孤貧卻刻苦好學。20歲赴長安考進士，三試不第。25～35歲，他先中進士，三試博學鴻詞科不成，赴汴州董晉、徐州張建封兩節度使幕府任職。後回京任四門博士。36～49歲，任監察禦史，因上書論天旱人饑狀，請減免賦稅，貶陽山令。憲宗時北歸，為國子博士，累官至太子右庶子。但不得志。50～57歲，先從裴度征吳元濟，後遷刑部侍郎。因諫迎佛骨，貶潮州刺史。移袁州。不久回朝，歷國子祭酒、兵部侍郎、吏部侍郎、京兆尹等職。政治上較有作為。死諡文公，故世稱韓吏部、韓文公。詩力求險怪新奇，雄渾重氣勢。

　生平年表

　唐貞元二年(786年)韓愈十九歲，懷著經世之志進京參加進士考試，一連三次均失敗，直至貞元八年(792年)第四次進士考試才考取。按照唐律，考取進士以後還必須參加吏部博學宏辭科考試，韓愈又三次參加吏選，但都失敗;三次給宰相上書，沒有得到一次回復;三次登權者之門，被拒之門外。

　貞元十二年(796年)七月，韓愈二十九歲，受董晉推薦，出任宣武軍節度使觀察推官。這是韓愈從政開始。韓愈在任觀察推官三年中，一方面指導李翱、張籍等青年學文外，利用一切機會，極力宣傳自己對散文革新的主張。

　貞元十六年冬，韓愈第四次參吏部考試，第二年(801年)通過銓選。這時期寫的《答李翊書》，闡述自己把古文運動和儒學複古運動緊密結合一起的主張，這是韓愈發起開展古文運動的代表作。這年秋末，韓愈時年三十四歲，被任命為國子監四門博士，這是韓愈步入京師政府機構任職開端。任職四門博士期間，積極推薦文學青年，敢為人師，廣授門徒，人稱“韓門第子”。貞元十九年(803年)寫了名作《師說》，這是韓愈系統提出師道的理論。

　貞元十九年冬，韓愈晉升為監察禦史，在任不過二個月，為了體恤民情，忠於職守，上書《論天旱人饑狀》，因遭權臣讒害，貶官連州陽山令。韓愈三年任職陽山令，深入民間，參加山民耕作和魚獵活動，愛民惠政德禮文治，《新唐書·韓愈傳》因此特書“有愛於民，民生子以其姓字之。”陽山令任上，一大批青年慕名投奔韓愈門下，與青年學子呤詩論道，詩文著作頗豐，今見之昌黎文集有古詩二十余首，文數篇。尤其此時構思並開始著述的《原道》等篇章，構成韓學重要論著“五原”學說，這是唐宋時期，新儒學的先聲，理論建樹影響巨大。

　貞元二十一年(805年)年夏秋之間，韓愈離開陽山，八月任江陵法曹參軍。

　元和元年(806年)六月，韓愈奉召回長安，官授權知國子博士。元和三年(808年)，韓愈改真博士。元和四年，韓愈改授都官員外郎分司東都兼判祠部。是年冬被降職調為河南令，以後相繼任職方員外郎、國子博士。

　元和八年(813年)，晉升為比部郎中史館修選，完成《順宗實錄》著名史書編寫。

　元和九年(814年)，韓愈任考功郎中知製誥，第二年晉升為中書舍人。元和十二年(817年)，協助宰相裴度，以行軍司馬身份，平定淮西亂，因軍功晉授刑部侍郎。

　元和十四年(819年)，憲宗皇帝派遣使者去鳳翔迎佛骨，京城一時間掀起信佛狂潮，韓愈不顧個人安危，毅然上書《論佛骨表》，痛斥佛之不可信，要求將佛骨“投諸水火，永絕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後代之惑。”憲宗得表，龍顏震怒，要處以極刑。幸宰相裴度及朝中大臣極力說情，免得一死，貶為潮州刑史。韓愈任潮州刑史八個月，概括說來:驅鱷魚、為民除害;請教師，辦鄉校;計庸抵債，釋放奴隸;率領百姓，興修水利，排澇灌溉。千余年來，使潮州成為具有個性特色的地域文化，潮州地區成為禮儀之邦和文化名城！

　元和十五年(820年)九月，韓愈詔內調為國子祭酒。長慶元年(821年)七月，韓愈轉任兵部侍郎，第二年，單身匹馬，冒著風險赴鎮州宣慰亂軍，史稱“勇奪三軍帥”，不費一兵一卒，化乾戈為玉帛，平息鎮州之亂。九月轉任吏部侍郎。

　長慶三年(823年)六月，韓愈晉升為京兆尹兼禦史大夫。京兆之地稱複雜難理，在韓愈整治下，社會安定，盜賊止，米價不敢上。後相繼調任兵部侍郎、吏部侍郎。

　長慶四年，韓愈因病告假，十二月二日，韓愈因病卒於長安，終年五十七歲。

　散文作品

　其散文作品大致可分為以下幾類:

　1論說文，可分為兩類，一是宣揚道統和儒家思想，如《原道》、《原性》、《原人》;另一類也或多或少存在著明道傾向，但重在反映現實，作不平之鳴，而且不少文章有一種反流俗、反傳統的力量，並在行文中夾雜著強烈的感情傾向，如最有代表性的《師說》、《馬說》。

　2雜文，與論說文相比，雜文更為自由隨便，或長或短，或莊或諧，文隨事異，各當其用。如《進學解》通過設問設答的方式，反話正說，全文多用辭賦鋪陳的手法排比對偶，行文輕松活潑。雜文中最可矚目的是那些嘲諷現實、議論犀利的精悍短文，如《雜說》、《獲麟解》等，形式活潑，不拘一格，有很高的文學價值。

　3序文(即贈序)，大都言簡意賅，別出心裁，表現對現實社會的各種感慨，如《張中丞傳後敘》、《送李願歸盤谷序》、《送孟東野序》等。此外，韓愈還在傳記、碑志中表現出狀物敘事的傑出才能，如《毛穎傳》、《柳子厚墓志銘》等。

　韓愈思想

　韓愈的思想淵源於儒家，但亦有離經叛道之言。他以儒家正統自居，反對佛教的清淨寂滅、神權迷信，但又相信天命鬼神;他盛讚孟子辟排楊朱、墨子，認為楊、墨偏廢正道，卻又主張孔墨相用;他提倡宗孔氏，貴王道，賤霸道;而又推崇管仲、商鞅的事功。他抨擊二王集團的改革，但在反對藩鎮割據、宦官專權等主要問題上，與二王的主張並無二致。這些複雜矛盾的現象，在其作品中都有反映。

　教育思想

　一

　韓愈是我國唐代著名的文學家、思想家，號稱“文人之雄”，曾倡導古文運動，被後人列為唐宋八大家之首。同時，韓愈又是一位很有影響的教育家。

　韓愈，字退之，河南南陽(今孟縣)人，生於公元768年，卒於公元824年。其郡望昌黎，故自稱韓昌黎。韓愈官至吏部侍郎，故後人也稱他韓吏部。

　韓愈出生在一個官僚地主家庭和書香門第。他三歲而孤由其伯兄撫養，12歲時其兄韓會病故，由其寡嫂養大成人。韓愈從幼年時期便飽嘗寄人籬下之苦和長期顛沛流離的艱辛，經歷兵荒馬亂、動蕩不安的歲月。這種經歷促使他早熟，形成了較強的自我奮鬥精神。25歲擢進士第，29歲任節度使觀察推官，35歲授四門博士，36歲遷監察禦史。後因直言諫上被貶，38歲遇赦，做江陵法曹參軍，39歲後歷任國子博士、都員外郎、河南令、職方員外郎、比部郎中、史館修撰、考功和製誥、中書舍人等官職。元和12年，因評淮西吳元濟之亂有功，被升遷為刑部侍郎，進入大員之列。後因諫迎佛骨，被貶為潮州刺史，後又內遷為表州刺史。穆宗繼位後，召回韓愈任國子祭酒。長慶元年轉為兵部侍郎，後一度任京兆尹兼禦史大夫，又為吏部侍郎，長慶4年病卒，享年57歲。贈禮部尚書，諡號“文”。

　韓愈的一生，曾從事過不少活動，應該提到的主要有三項:

　一是“道濟天下之溺”的反佛興儒活動。這是當時鞏固中央集權的政治要求。韓愈生活在“安史之亂”之後的中唐時期，他一生經歷了代、德、順、憲、穆宗五個皇帝的執政年代。這個時期的主要社會矛盾是統一的中央集權和藩鎮割據的地方勢力之間的矛盾。統治階級認識到只有大力提高儒家思想的政統地位，才能形成適合封建統治階級要求的意識形態，鞏固其統治地位。韓愈自幼學六經百家之書，《舊唐書?韓愈傳》記載:“愈自以孤子，幼刻苦學儒……”《答李翊書》說:“始者非三代兩漢之收不敢觀，非聖人之志不敢存”。說明韓愈的世界觀自幼就是在儒家學說的熏陶下形成的，成為孔孟之道的忠實信徒。歐陽修說:“韓氏之文之道萬世所共尊，天下所共傳而有也”。蘇軾謂:韓氏“文起八代之衰，道濟天下之溺”，“浩然而獨存”。(《潮州韓文公廟碑》)韓愈自認為在“抵排異端，攘斥佛老”，複興儒學方面有“回狂瀾於既倒”之功勞。

　韓愈的政治觀點反映在他的《原道》、《原人》、《談荀》、《州孔子廟碑》等文章中，文中表達的是他的忠君、清政、兼禮法、重傳統的一整套新儒學的思想。這是他的教育思想的政治理論基礎和具體內容。他的反佛鬥爭中的批判精神，對當時的教育有積極的影響。

　二是文起“八代之衰”的古文運動。韓愈提倡古文，是為了“文以載道”。古文運動與複興儒學的目標是一致的，對我國古代教育是有好的影響的。古文運動在意識形態方面主張儒家思想。古文運動在文體上排隊自魏晉以來盛行的****空泛脫離實際的陳詞濫調，給古代教育教學工作樹立了良好的學風。古文運動名為複古實則是革新。

　三是與以上兩項活動相濟相成的教育教學活動。韓愈在古文運動中敢為人師，注重師道，傳道授業。提攜後生，在我國古代教育中也是有著很好的影響的，對形成我國古代優良教育傳統，起著積極的作用。

　韓愈在教育教學活動中除親自執教之外，還表現在對科舉制度和傳統教育的批判上，並提出了一些很有價值的觀點，指出當時科舉制度的流弊是:“有司者，好惡出於真心。”他認識到靠科舉考試是選不到人才的。同時他還提出了識別人才、培養人才的有見地的學說，如他在《雜說四•馬說》一文中提出了“世有伯樂，然後有千裡馬;千裡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的觀點。這就是說，他認為人才總是有的，關鍵在於能否加以識別和扶持，只要善於鑒別又培養得當，人才就會大量湧現出來。

　韓愈對當時的學校教育提出了批評。他做四門博士時，請求恢復國子鑒生徒，要用學校來培養人才;做國子博士時，作《師說》、《進學解》，倡導尊師重道，指出成才之道;做國子祭酒時，奏請嚴選儒生為學官，整頓國學。

　韓愈作《子產不毀鄉學頌》，批評了當時不重視地方教育的現象，歌頌鄭子產的不毀鄉學。他重視地方教育，在潮州做刺史時，拿出自己的薪俸興辦州學，發展地方教育。

　二

　韓愈的教育思想大體可以歸納為以下幾個方面:為實現“古道”而提出的教育目的的學說;與其人性論觀點相聯系的關於教育作用的學說;尊師重道的“師說”;在《進學解》裡及其長期教育實踐活動中概括出來的關於教學思想方面的理論。

　1、關於教育目的的學說

　教育目的主要指培養目標，即人才的規格。教育家的政治主張規定著培養人才的標準和要求，政治主張往往就是他的教育目的。

　韓愈的政治主張就是儒家的仁義之道以及“三綱”“六紀”之說。他對人才規格的要求是:忠君、清政、兼理法、繼傳統幾個要點。為此，韓愈闡發了《大學》的“修齊治平”的觀點，進一步將培養目標標準化。《大學》是《禮記》中的一篇，自韓愈起《大學》的地位被提高了。韓愈在《原道》裡引用了《大學》裡的一段重要的話:“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先誠其意。”然則，“古之所謂正心而誠其意者，將以有為也”。這段話的意思是將修心養性看成是萬事之本。強調:“誠意”、“正心”的目的是齊家治國平天下。宋朝以後，《大學》成為獨立的儒家經典，被列為“四書”之一。

　韓愈所說的“清政”，是指為官要廉政，政治要清明，要能除弊抑暴，目的是鞏固封建國家的政權。

　關於兼禮法，這裡的禮指的是封建等級制度。“仁”與“禮”是儒家思想中相輔相成、互為一體的兩個方面。韓愈將禮樂刑政並提，做為治國之方。他奉“六經”又通百家，是文人又兼官僚，修文事也治軍事，因此，在治國問題上，他主張儒經與法律兼顧，刑政與教化並重。

　禮樂是指思想文化、行為舉止方面，刑政是指政治法律方面，兩者不可或缺。

　韓愈說的“傳統”就是儒家的“道”，也就是體現“三綱”、“六紀”的封建等級制度，倫常道德和行為禮儀。

　在上述諸標準中，忠群是核心內容，清政、兼禮法、重傳統都是培養忠君，實行忠群思想的必然要求，儒生具備了這些品德，就可齊家治國平天下了。

　按著教育目的的要求，教育內容基本上是政治思想品德教育，即一是道德教育，包括仁義道德的整套儒家論理;二是知識教育，包括書、易、春秋;三是政治教育，包括禮樂刑政。

　2、關於教育作用的學說

　這裡所說的教育作用是指教育在發跡人性上的作用。我國古代教育家、思想家，都談關於人性的問題，就儒家而言，在韓愈之前就有“性善”、“性惡”“性三品”等學說。他們談論“人性”的目的，是說明統治階級均受命於天，生來就是“治人者”，勞苦大眾生來就是“愚”的、“惡”的，是“治於人者”。

　韓愈是“性三品”論者。他寫了《原性》一文，表達了他人性論的基本觀點。他認為人性是先天的，人性具有“仁、義、禮、智、信”等道德品質;“性”分上中下三品。上品的人“善焉”，中品的人“可導而上下也”，而下品的人則是“惡焉”;他認為性之外還有情，情是“接於物而生的”，它包括“喜、怒、哀、懼、愛、惡、欲”等七種。情也是分上中下三品的，他認為具有上品性的人，七情的表現都能“適中”;具有中品性的人，要求七情適中，但往往“有所甚”“有所亡”，即過與不及，而不能恰如其分;具有下品性的人，“直情而行”，毫不控制。

　韓愈認為，“三品”的人，都固定在天生的“品”的界限內，是“不移”的，不能互相轉化。在“品”的內部，可用教化和刑罰，使人發生一定的改變。而教育的作用，就是在既定的品格之內使性移動。韓愈的性三品說，堅持上下品不可移，教育的作用必然要受到很大的局限。但是，他提出的“性情”之說，對宋明理學是有影響的。

　3、對教師問題的論述

　韓愈在教育史上的最突出的貢獻是他關於“師道”的論述。唐德宗貞元18年(公元802年)，社會上存在著嚴重的“恥學於師”的風氣，而且，這種風氣已從魏晉始流傳幾百年了，“師道之不聞也久矣”，當時韓愈剛進國子監當四門博士，面對這種不良風氣，為恢復師道，不僅自己抗顏為師，並做《師說》，對師道作了精辟的論述。當時柳宗元評論說:在“師道不存的情況下，唯獨韓愈不顧流俗，犯笑侮，收召後學，作《師說》，因抗顏而為師”。《師說》的基本精神與“古文運動”中的“文以載重”的思想是一致的。《師說》是我國教育史上第一篇比較全面地從理論上論述師道的文章。它的思想意義在於它繼承和發展了前人關於師道的觀點，是有創見的，是韓愈教育思想的精髓，為我國教育史提供了新的比較進步的見解。《師說》這篇文章雖然只有456個字，但它精湛的思想卻一直影響著歷代教育工作者，是我國古代教育史中珍貴的教育文獻。是一份寶貴的教育遺產。

　《師說》中所論述的觀點大體有以下幾個方面:

　(1)師和“道”是密切結合，不可分離的。“道之所存，師之所存”。這是闡述教師標準的，意識是一個教師沒有一定的“道，”那就不成其為教師，“道”是師存在的基礎，是師存在的前提條件，師道不可分離。我們將“道”理解為一種主義、信仰和理想，那麽它就是一個符合客觀規律的教育思想。教師承擔的社會職責是離不開政治信仰和理想的。離開政治信仰的教師是不存在的。

　(2)教師的任務是傳道、授業、解惑。《師說》中開宗明義第一句話就是“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傳道、授業、解惑也。”在我國教育史上第一次完整地對教師的職責進行了論述。這個論述從韓愈作《師說》起至今一直在啟示著教師忠實地履行著自己的天職，這個論斷的生命力就在於韓愈的很大程度上提示了教師的職責這一客觀真理。韓愈所說的“傳道”當然指的是傳儒家之道，傳儒家修身、齊家治國評天下之道。授業是指講古文六藝之類的儒家經典，受到文化知識方面的教育。解惑則指教師在教學過程中解答學生在“道”與“業”兩方面的疑。他認為上述三項任務是緊密相聯的，但傳道是教師的首要任務，傳道是目的，是方向，授業解惑是進行傳道的過程和手段。三是有主有次前後有序，職責分明地論述了教師的工作，在當時起到了提高教師的社會地位，開創一代師風的作用。

　(3)“聖人無常師”。韓愈在《師說》中提出聖人無常師的觀點，是“道之所存，師之所存”觀點在師生關系上的一種論述。他認為，人不分“貴賤、長少”，只要有傳道授業的本領，就具備了做教師的條件。“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弟子，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三人行必有吾師”是韓愈“聖人無常師”的思想淵源。“吾愛吾師，吾尤愛真理”，成為我國教育史上的優良傳統，這精辟的論斷，使《師說》放出異彩。

　韓愈在闡述教師問題時，認識到了“道與師”、“道與業”、“師與生”之間既矛盾又統一的關系，含有樸素的唯物辯證法的因素。提出了教師既應忠於理想，傳播真理，又要學有專長，認真授業;提出了既要教師起主導作用，又要學生以能者為師，提倡教學相長，這些卓越的見解，不但豐富了我國古代教育理論，而且對我們今天正確理解教師職責、政治與業務、教書育人、教師與學生之間的關系，均具有啟發意義。

　4、關於教學的論述

　韓愈自己勤奮求學，曾幾度做大學教授，招收過很多學生，成為當時大批青年的導師，所以，在自學和教學方面均有相當豐富的經驗和卓越的見解。

　在《師說》中，關於教師職責，師生關系的論述已是教學客觀規律的很有價值的概括了。關於學生如何“進學”的問題，韓愈在《進學解》中提出的第一句名言就是:“業精於勤，荒於嬉;行成於思，毀於隨。”這是他治學多年寶貴經驗的結晶，也是他對先人治學經驗的總結。在這裡他要求學生在業務方面要“精”，在德行方面在“成”，而達到精和成的惟一方法，就是“勤”和“思”;反之，如果嬉遊終日，不勤奮用功，那麽學業就會荒廢，如果隨隨便便，不認真思考，那麽德行就會毀墮。這些雖然都是平凡的道理，但是，它卻是學習成敗的規律。韓愈用明確、形象的語言固定下來了，對後來人們的學習和思想修養，起了極為有益的影響，成為人們的座右銘。自古以來，在學業上有成就的人都離不開勤奮和獨到。韓愈在文學方面高深的造詣，就是靠這兩條得來的。

　韓愈在教學方法上注重生動活潑。他“講評孜孜，以磨諸生，恐不完美，遊以恢笑嘯歌，使皆醉義忘明。”教學是一種感情藝術，韓愈“抗顏為師”“以師自任”對教育事業的深厚感情，正是他教學生動活潑、不拘俗套的原因所在。

　在寫作教學上韓愈是更有見地的。從“文以載道”觀點出發，“以道弘文”。他認為“道盛則氣盛，氣盛則文昌，文以貫道，文以明道，文以載道”，這是寫作的基本特點。他還認為寫文章要奇雄簡約，浩浩蕩蕩，勢不可擋。他的文章自成體系，形成所謂“韓文”派，影響深遠。

　總之，韓愈是一個有遠大抱負的文人。他的一生始終以天下為已任，始終奉行“達則兼濟天下”，似乎從來也沒有甘心“窮則獨善其身”的地位。所以，他雖然遭到被貶山陽令和潮州刺史等幾次重大打擊，然而並不灰心頹廢，報國之志不減，仍然關注人民的疾苦，他既有非常偉大的超乎常人的一面，又有敢於為天下先，敢於言常人所不敢言的頂天立地的大丈夫的偉岸氣節。如諫迎佛骨，說服王庭湊之舉，均為彪炳千秋史冊的偉業。韓愈一生為實現自己的理想而奮鬥，這種精神，可以說是留給後人的一份寶貴的精神財富。韓愈的政治品德，是儒家師徒的基本內容，使其成為一代師表，他在文學和哲學上的成就及才華使其教育思想大放異彩，開啟了宋明理學的前導。他的教育思想流傳至今仍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值得我們學習、研討與借鑒。

　文學主張與創作

　韓愈是唐代散文學兼詩人。性秉直，居官仍不改其性，故屢被貶。累官至吏部侍郎。他和柳宗元都是古文運動的倡導者，為了整頓舊時秩序和振興儒道統而提供學習古文，又為了宣傳古道而寫作古文。他對古文創作的要求是，“必出入於仁義、“文從字順各識職”(《南陽樊紹述墓志銘》)、“唯陳言之務去”(《答李翊書》——、“師其意不師其辭”(《答劉正夫書》)。因忠於古文，其成果頗碩，《原毀》、《進學解》、《送李願歸盤谷序》、《送孟東野序》、《雜說》、《祭十二郎文》、《張中丞傳後敘》等都是優秀作品。在詩歌方面，他推崇陳子昂、李白和杜甫，是韓孟詩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詩，或反映時事，或寫中下層文士的政治失意和個人遭遇，都很有特色，如《汴州亂》，《八月十五夜贈張功曹》、《山石》、《左遷至藍關示侄孫湘》、《次潼關先寄張十二閣老使君》、《早春呈水部張十八員外》等。古詩往往規模宏大，才氣縱橫，氣勢雄偉。為了矯正大歷詩的平庸、熟俗，他探索了詩歌發展的新路。不過象《陸渾山火》、《南山》、《石鼓歌》、《月食》等，故意搜集險怪，過分散文化、議論化，有傷詩意。生平詳見《新唐書》卷一七六。

　文創作理論上:他認為道(即仁義)是目的和內容，文是手段和形式，強調文以載道，文道合一，以道為主。提倡學習先秦兩漢古文，並博取兼資莊周、屈原、司馬遷、司馬相如、揚雄諸家作品。主張學古要在繼承的基礎上創新，堅持“詞必己出”、“陳言務去”。重視作家的道德修養，提出養氣論，“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宜”(《答李翊書》)。提出“不平則鳴”的論點。認為作者對現實的不平情緒是深化作品思想的原因。在作品風格方面，他強調“奇”，以奇詭為善。

　韓愈的散文、詩歌創作，實現了自己的理論。其賦、詩、論、說、傳、記、頌、讚、書、序、哀辭、祭文、碑志、狀、表、雜文等各種體裁的作品，均有卓越的成就。

　論說文在韓文中佔有重要的地位。以尊儒反佛為主要內容的中、長篇，有《原道》、《論佛骨表》、《原性》、《師說》等，它們大都格局嚴整，層次分明。嘲諷社會現狀的雜文，短篇如《雜說》、《獲麟解》，比喻巧妙，寄慨深遠;長篇如《送窮文》、《進學解》，運用問答形式，筆觸幽默，構思奇特，鋒芒畢露。論述文學思想和寫作經驗的，體裁多樣，文筆多變，形象奇幻，理論精湛。敘事文在韓文中比重較大。學習儒家經書的，如《平淮西碑》，用《尚書》和《雅》、《頌》體裁，篇幅宏大，語句奇重，酣暢淋漓;《畫記》直敘眾多人物，寫法脫化於《尚書·顧命》、《周禮·考工記·梓人職》。繼承《史記》歷史散文傳統的，如名篇《張中丞傳後敘》，融敘事、議論、抒情於一爐。學《史記》、《漢書》，描繪人物生動奇特而不用議論的，如《試大理評事王君墓志銘》、《清河張君墓志銘》等。記文學摯友，能突出不同作家特色的，如《柳子厚墓志銘》、《南陽樊紹述墓志銘》、《貞曜先生墓志銘》等。但在大量墓碑和墓志銘中，韓愈也有些“諛墓”之作，當時已受譏斥。

　抒情文中的祭文，一類寫骨肉深情，用散文形式，突破四言押韻常規，如《祭十二郎文》;一類寫朋友交誼和患難生活，四言押韻，如《祭河南張員外文》、《祭柳子厚文》。此外，書信如《與孟東野書》、贈序如《送楊少尹序》等，也都是具有一定感染力的佳作。韓愈另有一些散文，如《毛穎傳》、《石鼎聯句詩序》之類，完全出於虛構，接近傳奇小說。韓愈散文氣勢充沛，縱橫開合，奇偶交錯，巧譬善喻;或詭譎，或嚴正，藝術特色多樣化;掃蕩了六朝以來柔靡駢儷的文風。

　他善於揚棄前人語言，提煉當時的口語，如“蠅營狗苟”(《送窮文》)、“同工異曲”、“俱收並蓄”(《進學解》)等新穎詞語， 韓文中較多。他主張“文從字順”，創造了一種在口語基礎上提煉出來的書面散文語言，擴大了文言文體的表達功能。但他也有一種佶屈聱牙的文句。自謂“不可時施，隻以自嬉”(《送窮文》)，對後世有一定影響。韓愈也是詩歌名家，藝術特色以奇特雄偉、光怪陸離為主。如《陸渾山火和皇甫用其韻》、《月蝕詩效玉川子作》等怪怪奇奇，內容深刻;《南山詩》、《嶽陽樓別竇司直》、《孟東野失子》等，境界雄奇。但韓詩在求奇中往往流於填砌生字僻語、押險韻。韓愈也有一類樸素無華、本色自然的詩。韓詩古體工而近體少，但律詩、絕句亦有佳篇。如七律《左遷至藍關示侄孫湘》、《答張十一功曹》、《題驛梁》，七絕《次潼關先寄張十二閣老》、《題楚昭王廟》等。

　後人對韓愈評價頗高，尊他為唐宋八大家之首。杜牧把韓文與杜詩並列，稱為“杜詩韓筆”;蘇軾稱他“文起八代之衰”。韓柳倡導的古文運動，開辟了唐以來古文的發展道路。韓詩力求新奇，重氣勢，有獨創之功。韓愈以文為詩，把新的古文語言、章法、技巧引入詩壇，增強了詩的表達功能，擴大了詩的領域，糾正了大歷(766～780)以來的平庸詩風。但也帶來了講才學、發議論、追求險怪等不良風氣。尤其是以議論為詩，甚至通篇議論，把詩歌寫成押韻的理論，對宋代以後的詩歌產生了不良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