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合大一統帝國的地方官製的，中國傳統的郡縣製，應該算是關鍵的一條。

　秦漢以下，中國的地方政區，從郡縣到行省，名稱有變，具體形式也有差別，不過平心看來，內核總是一致——所謂的“大一統”，官製禮製宗法制，所有制度體現的，都是“統納歸一”的精神。在國家權力和管理體系上，更是絕沒有標準(或者說典型)分封制度的王權分享，一國權力最終集中於皇帝一人，可以說是核心中的核心。地方官的任命出自朝廷乃至直接出自皇帝本人，郡縣製(到後來的行省製)與西周分封制度最直觀的差別就在這裡;而推行郡縣製的最大好處，亦從這一點上直接反應為中央對地方的絕對控制權力。

　不過，郡縣製對大一統君主集權的好處，不是這裡想要討論的重點。有興趣說明的，其實是《帝師》當中行政區劃的設定。

　北洛是舞台的中心。關於北洛的行政區劃，在文中幾次出現了“郡府州縣”的字樣，後半部提到風司冥軍事改革的時候，又多出了“道”的概念。其實，州、府、郡、縣、道、路，這些行政區劃的概念，在中國古代都存在。其中郡、縣作為行政區劃的時間最早(中國歷史上更早一點的是西周的鄉隧，區分國、都、邑、四郊內和郊外)，出現在春秋，作為正式制度是在秦朝，地方行政分成郡縣兩級。郡的長官稱為“郡守”，漢代時候改稱“太守”。郡縣郡縣，其實相比於縣，郡存在的時間要短得多。秦以後，到東漢末年，說到地域區劃版圖的時候差不多就很少再有“郡”這一說。取代“郡”作為主要區劃概念的，或許應該就是“州”。

　州的出現差不多是東漢，與刺史監察制度相關，不過加入到郡縣當中構成一級正式的區劃是到魏晉南北朝時候。“州”最初的概念比“郡”要大，因為最初一個州刺史往往要監察幾個郡若乾個縣。州延續的時間很長，唐、宋、元、明、清，歷代都有“州”這一級的設置，地位始終在縣之上。

　和州相似，起源與監察有關的還有唐代的“道”。太宗時，道從監察區逐漸轉為行政區，作為最高一級的地方行政區劃，以下再分州、縣。道製為主是唐代政區的主要特點，而宋代的“路”基本上由“道”改變而來，下面州、縣兩級沒有變化。元代行省制度，行省下還有“路”一級，但明清則無。相對的，明清皆有“道”這一級地方職官。不過，“督糧道”、“督學道”、“清軍道”、“驛傳道”、“分守道”、“分巡道”等等這些只能算是負責不同事務的部門，而不是類似唐宋的高級行政區劃。

　唐代的“府”是特殊的一種區劃，只有三種情況:一、因為皇帝駐蹕或具有陪都及首都性質而設的府;二、邊疆或者地勢險要處設的都督府;三、邊疆少數民族地區的都護府。宋代也有“府”，不過這種府並非地方行政區劃，而是地方行政職權之一。宋代每一路下設有府、州、軍、監，分管民事司法治安、州政、軍事、礦區礦務和周邊民政。這裡的“府”是分掌一部分行政權的職官，和郡縣行省完全不在同一概念。到元朝行省製，行省下面設路、府、州、縣，才算是一級行政區劃。明代和元相比沒有路這一級，行省之下直接為府、州、縣。清代的制度和明代基本相同。

　說到這裡，差不多可以做個整理。州府郡縣道路，大約可以分成這樣的三級:州、道、路一級，郡一級，縣一級，府的位置則在州郡之間。這是中國歷史上的行政區劃，基本可已肯定的事實。但是在《帝師》當中，具體的說是在北洛的國家制度裡面，顯然不是這樣的排序。

　北洛有“六郡四十一州”，下面則有縣——插一句，現代行政區劃中“市”的概念相當晚起，中國古代完全沒有“市”這一說。“省市縣”這種“市”級區劃的概念，估計是和英文當中“”被翻譯接受有關，但是沒有確切查過——另外提到軍製的時候，說全國分成了一十八道。“府”的說法在文中雖然也有提到，但很明顯作為行政區劃是被虛化的。這裡可以看出，首先，郡、(府)、州、縣、和軍製之“道”，是兩組不同范疇的概念。前者是真正的行政區劃，後者則是一種軍事上的分區。其次，“六郡四十一州”加上下屬的縣，構成北洛實際的三級地方區劃:郡下轄州、州下轄縣，是一種層級而非並列的關系。單就這種層級關系的本身來看，也可以得出郡之轄區大於州州大於縣的簡單結論，這和中國歷史上的州郡統轄關系是相反的。

　北洛有六郡，郡的長官叫郡守，除去少部分朝廷直轄的城邑(包括一些邊城要塞)和宗室封地(例如樂音長公主的封地穎曲)，任何一名郡守的治下轄區都可謂相當大，“封疆大吏”半點不虛。六郡分為四十一州，州的長官叫作州牧，又稱刺史，也是很高級別的地方大員。縣是最低的一級，北洛全國大約一千一百多個縣，長官就是縣令。因為縣跟州這一級上明顯的數量級次差別，所以州長官刺史下設有太守府，以太守令分管負責數個縣的具體事務，但政事情況必須統匯到太守府，重大決策由刺史決斷或者上奏。這就是被虛化的“府”一級，雖然處決事務，但是本身並非郡州縣三級行政區劃中的一級。

　而北洛的“道”，則是完全的軍事概念。比類今天，應該和“××軍區”差不多。全國分成十八道，各道所轄力量都是指的軍事方面，軍力布置、物資配備、兵源情況乃至軍用生產，都是在“道”這一范疇來議論，而與其他的郡州縣無關。這是把普通國家行政和軍政分開，獨立運算獨立掌控獨立開支，一方面是利於風司冥最快理清情況解決軍隊財政上的弊病弊端，另一方面則是為很快到來的國戰做準備。但是，這種軍事化的管理只能運用於軍事，“道”與地方行政的良好分離，是保證這種設置正常運行的先決條件。

　以上是北洛的地方官製，應用只在北洛一國。西陵的地方官製和行政區劃應該和北洛比較接近，但是作為神道一統、政教合一意味濃重的國家，西陵各地的神殿神社對於國家政治生活的乾預力量要強烈很多;相比於北洛，會出現大量的神權動搖君權(世俗權力)的事例。上方未神登基後，以皇帝身份同時兼任了國家最高祭司，徹底消除神權對君權的乾預和威脅， 從實質上來說就是一種改革，改革的目標顯然是和北洛一致的大一統集權制度。做類比的話，有點像十七、十八世紀的歐洲，君權和神權的爭奪，以君權為代表的世俗力量取得勝利，是打破中世紀禁錮，社會進步發展在政治制度上的要求和表現。當然，上方未神不會有“發展資本主義”這種念頭，雖說貪財的作者賦予筆下一切賢明皇帝“重商理財”的概念……

　東炎的情況，又和北洛西陵完全不同。東炎是建立在草原部落聯盟形式上的國家政體，內部沒有真正意義上的完全一統，十八個部族的保存，一定程度上和西周的分封非常相似。雖然這些部族的首領並非與皇族的禦華氏血脈相親，但是實質上具有分封的特征:臣服共主、朝覲納貢，對地方具有管轄權利，可以進行職官屬臣的任免，具有相對獨立的財權，更可以保存部族的軍隊……如此種種，和三強之中另外兩國形成鮮明的對比。所以東炎皇城之外，只有城池(長官太守)而沒有其他層級區劃。各個部族領地組成東炎國土，部族首領、根基所在即部族王旗所在，通常可能因為長久和用心的經營形成興旺繁榮的城市。部族的其他地方，則只有少量聚居區和商賈與行人往來的小城鎮。東炎朝廷的統治並非依靠地方官員而是部族首領及其屬臣，這是與草原人逐水草而居、居無定所的生存習慣緊密相關的。沒有北洛、西陵那樣相對發達的農耕文明，東炎不可能形成類似其的官製和行政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