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來需要安得魯先生對那位至關重要的、在賀祁太太死前與談話的人做描述。你能想到他怎麽說的嗎?老人問我。”

　　“您知道，我並沒有像您一樣出席庭審，所以自然知道的沒有那麽具體。您剛剛講訴的內容，有許多都第一次聽說呢。”我實話實說道。

　　“其實你對他描述的類型應該十分熟悉。因為他的描述就與你剛剛描述坐在旁邊的那位先生異曲同工，甚至把你倆的描述調換一下也不會有什麽不妥。據他說，那位先生中等身材，胡須不太深淺，帽子兩邊露出的一點頭髮也看不太清楚是什麽顏色，似乎是很自然的顏色，他穿的是西裝，並且一直戴著帽子。你瞧，這描述並不比你的描述遜色吧?但是這樣的男人，在大街上可有很多呢，你說是不是?”

　　我終於有些弄清楚老人先前讓我描述人的用意了。“可是，那個人可是同賀祁太太交談了一路呢，安得魯先生和他們在同一節車廂，又是和那個人在同一站下車，總會有些記得更多的吧?比如，一些——”我問老人。

　　“一些特別的地方。先生，我知道你正要這麽說。但確定，沒有任何特別的地方。安得魯先生一直在忙著看手機，並沒有特意的觀察。加之那個人一直戴著帽子，所以，安得魯先生只能如實的說，確實在車上有那麽一位和賀祁太太交談過的男人，但是，再深入一些，他可就不曉得了。他甚至不能肯定自己再見到他是否能夠認出來。”老人有些遺憾地說。

　　“這樣看，正如您說的，安得魯先生只是描述出了一個再普通不過的男人，並不能構成對林頓先生的指控呀。”我有些不解問道。

　　“確實如此。安得魯先生的證詞並沒有什麽破案的實際價值，但是另一位證人顧維拿先生的證詞卻使案子有了很大的轉機，一切矛頭卻都指向了林頓先生。”

　　“哦，對了，那位顧維拿先生。我記起來了。”接著我向角落裡的老人透露了一些關於顧維拿先生的一些信息。顧維拿先生是一家賣彩色印刷機的公司——羅浩企業的經理，也是安得魯先生的朋友。他作證說當時他正在車站等火車，看到自己的朋友安得魯先生從一個頭等火車廂裡下來，於是兩個人在月台交談了一會兒，直到火車快開了，他才匆忙踏進車廂——正是安得魯先生下車的那節車廂。他記得是有一位女士坐在他的對面的位置，不過是在很角落的地方。他沒有看見她的臉，因為她低頭似乎睡著了。同安得魯一樣，顧維拿先生也是一位稱職的生意人，自然不會浪費這坐車的好時間掌握生意上的資訊。所以他一坐下，就拿起雜志認真地看起來。後來，他在雜志上看到了一些感興趣的內容，關於物品行情還是其它什麽，總之他覺得要立刻記下來的生意經。但是他隨身隻帶了一支鉛筆，並沒有紙張。所以就撿起地上還很乾淨的名片，在背面把自己需要的內容記了下來。然後，這張在案發地點撿到的名片就被放到了顧維拿先生的口袋裡。”

　　“顧維拿先生撿到了林頓先生遺失在現場的名片。”我把自己想到的大聲喊了出來。

　　正當我為自己突然的頓悟而沾沾自喜時，角落裡的老人一開口，就給我潑了盆冷水。

　　“先生，你的說法恐怕有些不嚴謹的地方。準確地說是，顧維拿撿到了一張名為林頓的人的名片，但是，沒有人能夠確定那是林頓先生本人掉在現場的。”老人糾正道。

　　“你應該能想象出顧維拿先生的證詞一說出口，

現場的人們是多麽義憤的事情了吧，從都認定了凶手就是林頓先生。”老人繼續說，“盡管法庭上很多人都是林頓先生的朋友，但是相信他可以被無罪釋放的可就沒有幾個。林頓先生自己也慌了手腳。我敢說這個突然在旅遊路上被抓過來的年輕人還沒意識到是怎麽一回事呢。他臉色蒼白，不停地舔著嘴唇，好像隨時都有可能因缺水暈過去一般。“　　“林頓先生可是處在一個十分不利的位置，種種證據都對他很不利。首先，他沒有任何不在場證明，案子已經是三個星期前的事情了，他還可以回憶起當時自己在哪裡，某個俱樂部或是運動場。但是肯為站出來作證的人可都找不到。誰也不敢在法庭上發誓說案發當時自己和林頓先生在一起。這一點，林頓先生自己也清楚得很。”

　　“並且，他是去日本的路上被捕的，雖然他解釋說那只是一次旅行，隨行且慢無目的的旅行，可是大家卻不那麽想。很多人都覺得他是在打算畏罪潛逃。這只能說明他的運氣並不好。”

　　“還有一點，警方在他的房間裡找到了包括氫氰酸在內的各種有毒物質，證明他是一個愛好並專研毒理學的人，這就更加對他不利了。”

　　“您說的沒錯，”我插話道，“但是，他的律師可是相當厲害，不然這位疑犯可沒法逃脫。”

　　“先生，聽你的口氣，似乎對這一切都很憤憤不平呀。”老人笑了笑，“英格亞確實是有絕佳辯護技巧的大律師，他在庭上巧妙的申辯可是把所有指證林頓先生的證詞全都推翻了。不過，我卻認為他做得十分高明並且正確。”

　　“難道您不相信證人們的證詞嗎?”我不解問到。

　　“當然不是。我十分相信證人們都是愛國正直的人，絕不會在庭上說謊。但是我也相信，單憑這些證據就逮捕林頓先生，確實很草率，並不明智。正像英格亞在庭上證明的那樣，安德魯並不能肯定那個穿西裝的男人就是林頓先生，那個生意人甚至有時連自己公司的職員也認不出來。”

　　“他可以肯定的就是當他在車上時，賀祁太太還是好好的，並且沒有任何像是準備赴死的跡象。並且他確定那位穿西裝的男人與賀祁太太並沒有任何掙執，他自始自終沒有聽到過女士尖叫掙扎，兩人還握手，那個男人用愉快的聲音說:“再會，今晚別遲到了！”所以他判斷，那個西裝的男人可能是在賀祁太太自願的情況下給她注射了致命藥物。”

　　“至於顧維拿先生，他同樣不能確定名片是林頓先生在車上遺落的。他只能確定來自那節車廂，並且他一直在這節車廂裡，從車站到貝廳街兩站之間，沒有其他人上車。而那位女士，則自始至終沒有移動過。”

　　“林頓先生更是完全否認自己在那節車廂上，他發誓自己只在那天早上在賀祁太太家見過面，之後再也沒有見過面了。所以，一切又回到了原點，我們即不能肯定那穿西裝的人一定是凶手，也不能證明凶手一定是林頓先生。”

　　“能夠在庭上理清這些的，也只有聰明的英格亞了，他可是救了自己的當事人一命，林頓先生最後被無罪釋放，據說他現在住在國外，而且他的婚禮正在緊鑼密鼓的籌備當中。

　　“看來你同律師一樣，並不相信林頓先生凶手?”我問道。

　　“先生，就我們剛剛分析過的證據來看，確實不能草率地那樣說。況且據說所知，在林頓先生的朋友圈中，那些真正了解他的人，都不相信他是凶手呢。雖然明林頓有罪的證據，但他們什麽也沒有找到，不是嗎?他們不過是在毫無頭緒的情況下，想要緊緊抓住林頓先生這唯一的犯罪嫌疑人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