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以雄發病的消息傳出去後，馬上就有兩位志願者朋友第一時間來到寧波，出現在以雄的病榻前，他們一個叫高國安、一個叫趙慶凱，他們與我們非親非故，卻像兒子一樣幫助照顧以雄，這是非常讓我們感動的。
　　高國安是山東人，得知以雄病了，他先跑去寧波照顧以雄，當以雄出院後，我們從寧波回北京時，他又跟到北京，一直在我們身邊，精心地照顧著以雄和我。正因為這樣，我們後來成了好朋友。他對我們那麽盡心盡力，令我們很感動，我們也就把他當成自己的孩子。後來，他成了北漂，我們想辦法幫助他，牽線搭橋地讓他去聽美術課，努力使他在藝術上有所造詣。時至今日，我們依然像親人一樣的相處著。
　　趙慶凱是高國安的朋友，他是北大的研究生，對絲綢之路非常感興趣，我們在一起，經常討論絲綢之路上的事，此人，我們也成了好朋友加親人的關系，他現在也在北京，專門從事鄉村旅遊考察方面的工作。
　　在志願者隊伍中，還有個叫芳芳的，她是一個富有幻想的女孩子，對我們走絲路的事很著迷。那是在以雄還沒有病倒時，她一直很想跟我們一起再去一趟絲路，她想親自體驗一下走絲路的感受。也就是在她的積極努力下，聯系到新疆阿拉善慈善基金會的張敏，又通過她協調，由這個基金會出資。就這樣，在以雄拖著病體的情況下，由我們倆仍一起帶著一群年輕人又重走了一趟由內蒙、甘肅、新疆組成的一段絲綢之路。我們認為，這一趟絲路行走的很有意義，既增加了年輕人對絲綢之路的認識，對年輕孩子們的人生勵志也起到了很好的影響作用，同時也實現了我們再重溫一趟絲綢之路的心願。
　　總之，正是在各級新聞媒體的宣傳鼓動下，各路志願者就像滾雪球一樣越滾越多，越滾越大，我們絕對是各新聞媒體宣傳的受益者。
　　當然，面對這些慕名而來的朋友們，我們不能太吝惜時間，必須得騰出時間來接待他們。與此同時，我們也迎來了真心想跟我們合作的商人和企業家。每一個前來拜訪或者談意向的都充滿誠意。他們都是想為我們投資而來的，交談中必然提出很多疑問，有的甚至提出共同前去絲路考察，這些我們都一一答應了。盡管我們後面的工作很忙，但我們卻沒有拒絕的理由。我們陪他們一起又重返過新疆、內蒙等地，甚至還重返了一次西藏。
　　只是，每天忙忙碌碌，全是為整理作品的事和為建館的事東奔西走，卻始終沒有實質性的推進。漸漸地我們有點受不了了。因為，時間對於我們已經不多了，所以，那些日子，我們像得了心病，每天生活的焦慮不安。
　　後來，又慕名來了一個廣東的房地產商，我們談了幾次後，人家也走了。再後來，又有人幫助我們聯系了壹基金，結果也沒有成功。
　　慢慢地我們開始明白了，做這件事靠我們倆張羅，人老體弱，言微人輕的，確實不容易。失敗多了，就有人說泄氣話了，他們說，像這些畫，就算你交給國家，國家都未必接受，因為，現在都是市場經濟了，你們不賣畫，誰賠著錢幫你們辦博物館呀。還有人說，像這樣的事，只有當今的紅二代出面能幫著實現。言下之意就是只有這一類人才有錢又有勢，才能辦成此等大事。可我們上哪找紅二代啊?
　　人老了，本身就窮，家裡放著這麽多的畫，也沒錢置辦保險設施，就在我們為這件事四處奔波時，家裡還招了賊，家被翻的亂七八糟。不過，仔細查了一下，有十多張很珍貴的畫被偷走了。看著被盜的場面，我是欲哭無淚，心疼呀，那些畫可都是絲路上的重要畫作，它們都是我們的心血啊！
　　就在我們最沮喪、最無助時，是社會上很多好心人給予我們同情和撫慰，讓我們慢慢從失竊中緩過勁來。比如，有個天津路橋工程公司老板叫張玉清，我們最初並不認識，他也是從媒體上得知我們的事跡後慕名而來的。當他知道我們為被盜的畫作而傷心，又為眼前推不動的後期工作而發愁時，他首先為做畫框等工作慷慨解囊，用他的話說，怎麽也得先讓這項工作動起來，然後再從長計議。
　　繼張玉清之後，緊接著又有兩個德國華裔兄弟登門拜訪，這兩兄弟在北京開了一家4S店，是專門經營德國汽車的。他們對我們走絲路的事非常感興趣。這一對兄弟的出現，給我們最大的貢獻就是引薦了一個實業公司，正是這個公司成為我們的貴人，正是這個公司讓我們後期工作得到了實質性推進，從而使我們原本看不到光亮的天，一下子變亮了。事實上，我們真是又一次遇到貴人了，正是那家企業，他們不僅把我們後期工作這一潭死水攪活了，而且如虎添翼的開展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