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共大連市委的班子成員比以前多了。因為上級又從山東解放區派來了幾名幹部，充實市委的領導力量，其中包括周陽以前的老搭檔騰達。日偽時期，騰達也在大連待過，和周陽一起為黨做情報工作。兩個老戰友見面，自然十分親熱，晚上睡在一個鋪上，談了一個通宵。騰達表示，一定要當好助手，配合周陽做好工作。

　　抗戰勝利後，華北、華中等地解放區，陸續開展起反奸、清算、減租、減息的群眾運動，對罪大惡極的漢奸、惡霸，經過群眾鬥爭，依法懲辦。

　　此時，周陽正在外地參加東北局的擴大會議，家裡暫時由高文漢主持工作。市委會議上，高文漢提出，大連市民對我黨的印象，現在還很模糊，只相信國民黨的政府。我們要想在大連站住腳並扎下根，必須在群眾中宣傳我黨的主張，讓群眾了解我們。我們要象解放區那樣，放手發動群眾，對日偽漢奸和工頭惡霸開展清算鬥爭，讓群眾吐出苦水，伸冤報仇，用實際行動向群眾證明，我們共產黨的主張是符合廣大人民利益的。市委成員們都讚成他的提議。經過討論，決定立即在全市開展反奸清算說理運動。

　　由於大連的地方黨組織還沒向社會公開，所以這個運動，只能由自治政府來開展。大連的自治政府是由社會各階層的人士組成，政治立場複雜，高文漢等人預料到會有一些人反對。但沒想到的是，首先跳出來反對的，竟然是市長潘智伯。

　　潘智伯在市長辦公會上一拍桌子，大聲說道:“簡直是胡鬧！開反奸說理會?別忘了，這裡是大連，是和平的城市，和平城市要講和平，不能不和平！”潘智伯自從當上自治政府的市長後，嘴上就總喜歡掛著“和平城市”這個新詞。

　　高文漢據理力爭:“我們清算的是有罪行的漢奸和日本侵佔時期欺負老百姓的惡霸。老百姓受夠了這些人的氣，早就想找他們說道說道了。怎麽就不和平了?國民政府不也正在公審漢奸嗎?我們既然是民主政府，那就得順應民意。開反奸說理會是最好的辦法。如果不讓開，群眾會說我們包庇漢奸。”

　　“那開完會怎麽辦?把這些人都抓起來?哼，給日本人乾事的人多了，你抓得過來嗎?”潘智伯質問高文漢。

　　高文漢說:“我們在全市開展反奸清算說理運動，是要讓這些人向群眾認罪，爭取得到群眾的寬恕，重新作人。對少數罪大惡極的首惡分子，不但要抓起來，還要公審槍斃，這樣才能徹底消除群眾的怨氣。這是我們民主政府應該做的。”

　　不管高文漢怎麽解釋，潘智伯就是不同意。高文漢隻好提議舉手表決。結果，參加市長辦公會的大多數政府官員都同意開展反奸清算說理運動。潘智伯隻好說:“要搞你們搞，與我無關。”說完，站起來，夾著皮包，悻悻地走出了會議室。

　　日本人在大連統治了幾十年，受欺壓的中國人也憋了幾十年的冤屈，一下子有了傾訴的渠道，反奸說理會立刻在全市轟轟烈烈地鋪開了。市內到處都在召開清算說理會，當年橫行霸道、欺壓百姓的漢奸、惡霸、日偽工頭和刑事們，一個個被拉到會場接受批鬥。積壓在群眾心裡幾十年的苦水都吐出來了，窮苦百姓揚眉吐氣。昔日為虎作倀的狗腿子們一個個膽戰心驚，其中一些認識潘智伯的人，就到潘家找潘智伯求情，希望他能幫著說說話，避免他們被拉去挨鬥。

　　提起潘智伯，大連街上，上到七八十歲的老翁，

下到剛上學的孩子，無人不知，無人不曉，那可是響當當的大人物。這不光因為他買賣做得大，更因為日本人在時，他在日本人那裡說話就有份量。大連所有有關中國人的事兒，需要跟日本當局打交道的，只要他肯出面，沒有辦不成的。　　日本人早在1920年，就把大連改名為“關東州”，就是想把大連當成他們本國的一塊國土長期統治。日本人給潘智伯面子，既是想攏絡中國人裡有影響的人物，也是因為這些年來，潘智伯沒少為他們出力。大連日本當局想推行的、中國人不願接受的許多措施，都是通過潘智伯推行下去的。對這麽一個有用的中國人，只要不違背日本人的利益，給點兒小小的面子算不了什麽。

　　可就是這小小的一點點兒面子，讓潘智伯出盡了風頭，也讓許多大連人認為潘智伯有能力，肯為中國人辦事，所以選他為大連的中國人商會會長。潘智伯當上會長後，確實也不負眾望，辦了一些為人稱道的事情。這就使他的名氣一下子就蓋住了其他許多有權有勢的大連人，成了大連街家喻戶曉的重量級人物。

　　當然，潘智伯之所以有時肯冒著得罪日本人的風險為中國人出頭，除了他還保留著那麽一股子山東人的義氣，也是他的處世原則決定的。他十幾歲就從山東老家來大連闖蕩，剛來時，兩手空空，什麽倒霉的事兒都碰到過:遭遇土匪打劫，做生意被朋友騙，經營工廠剛有點兒起色又被同行嫉妒放火燒掉，好容易買下兩條船搞運輸又遇上大風刮沉……凡此種種，使他悟出了為人處世的道道兒，那就是:做人，不可太軟，也不可太硬。太軟，受人欺負;太硬，傷了別人也傷了自己。最好的方法就是:什麽人都交，什麽人都幫，什麽人都不得罪，在什麽人面前也都不暴露自己的弱點。

　　正是恪守這一處世原則，他才得以在與中國人、日本人、以及其他各色人等的周旋中遊刃有余，得到各方面的認可。日本人走後，他這一處世原則又一次幫了他，他積極組織商界人士歡迎蘇軍入連，在歡迎儀式上帶頭高呼歡迎口號，還利用懂俄語的特長，幫助蘇軍與地方上溝通，解決了蘇軍初來乍到遇到的一些困難，獲得了蘇軍的讚賞。蘇軍組建大連自治政府時，自然就被當作可信賴的友好人士內定為市長。

　　可正當他躊躇滿志，準備在市長位置上大展宏圖時，高文漢等人卻突然提出要搞什麽反奸清算說理的運動，這下可打亂了他的計劃。

　　憑著幾十年來練就的察言觀色本事，潘智伯已經覺察到周陽和高文漢等人是共產黨。本來，他對共產黨沒什麽了解，也談不上反對，可高文漢那些人要在自治政府裡不經他的同意就推行共產黨的那套，他就不能不反感了。可是，他的處世原則又讓他不願得罪共產黨，所以他乾脆不管了。自從那天與高文漢發生爭執後，他對這事兒再也不提。一到下班時間，他就離開市政府，坐上他那輛漆黑鋥亮的美國“道奇”轎車，一溜煙兒地打道回府。

　　可他回到家也沒撈著清閑，幾乎每天都有人到家裡找他。這些人早早地來到潘家，坐在沙發上等著潘智伯，勸也勸不走，攆又不能攆，潘智伯的老婆無可奈何，隻好天天茶水伺侯著。

　　這一天，潘智伯剛進門，這些人馬上又把他圍了起來，有訴苦說自己挨鬥了的，有詛咒窮棒子不得好死的，也有抱怨潘智伯怎麽整起自己人來了?

　　潘智伯急忙解釋，開展反奸清算說理運動不是他的意思。他就是再糊塗，也不至於糊塗到這個份上。 這是政府裡的那些共產黨，逼著他簽字同意的。他如果不簽字，那些共產黨就會說，他這個市長包庇漢奸，那他這個位置就坐不穩了。他如果當不了這個市長，那以後他就更沒法兒保護他們了。這些人聽了後，才少了些怨氣。

　　可是，這些人還是要潘智伯給拿主意，說不能由著窮棒子們這麽瞎整。潘智伯想了想，說，他們這樣做，都是從共產黨的佔領區學來的。完完全全是共產黨的那一套。大連是中蘇約定的和平地區，如果老蔣那邊知道大連有共產黨在活動，肯定會向蘇軍提抗議。蘇軍也一定不會願意為這件事引起外交上的糾紛。

　　於是就有人讓潘智伯跟蘇軍通通氣，讓蘇軍出頭製止開說理會。可潘智伯婉言拒絕了，他說:“我是政府官員，怎能做跟政府不一致的事?我只能點到為止。該怎麽做，你們自己想辦法吧。”

　　見潘智伯這樣說，這些人隻好告辭。出了潘家，這些人就罵開了潘智伯，有的說，潘智伯這老東西，真是老奸巨滑。誰得勢就抱誰的大腿。以後跟他打交道，真得小心點兒。有的說，他就是沾了當市長的光。要不然，他最該被說理清算。還有的說，我要是好不了，他也別想好。我非把他那些缺德事兒好好抖落抖落不可。反正窮棒子們也不敢殺我。大不了蹲幾天巴籬子，國民黨來了，興許還成了功臣。

　　這些人雖然不滿，卻沒一個敢抻頭去找蘇軍。瞎嚷嚷了一陣，也就垂頭喪氣地散了。但他們不知道，當天晚上，潘智伯就給蘇軍大連警備司令部掛了電話，委婉地反映了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