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青州,劉備有相當程度上的民意基礎,但令人歎息痛恨的是,青州經過袁氏和田楷數年的拉鋸戰,攻戰不休,糧食並盡,以至於兩軍互掠百姓,到了野外連青草都沒有的程度。青州由此凋敝,百裡無人煙的慘狀十分常見。臨朐等地位於靠近徐州的地方,一直以來,袁譚兵鋒也未曾到達,所以尚且保留了幾分元氣。
袁譚在青州數年,親小人而遠賢能,不恤百姓,掠取無度;征募百姓為士兵,如捕鳥獸,尚且不能得。數年下來,袁譚治下諸郡越發荒敝,甚至萬戶之邑在籍者不滿數百。民心向背,不問可知,於是關羽軍所到之處,皆有百姓準備飲水、乾糧供給,關羽則以數倍的錢糧償還;袁譚軍所到之處,百姓紛紛逃散,不敢稍加遲疑。
關羽兵到,見百姓困苦饑寒,於是令出軍糧、衣服接濟百姓。百姓猶記得關羽當年事跡,皆泣涕奔走,互相轉告,言“去歲之關將軍來討賊矣”,由是民心粗安。附近數縣聽說,所余不多的百姓紛紛逃來歸附。
袁譚見關羽既得民心,兵力亦不下於自己,於是退還劇縣一帶,分兵屯都昌以為後拒。關羽用太史慈為先鋒,留張延守臨朐,自率大部跟進,準備收復北海。
太史慈進兵至劇縣,袁譚遣東萊太守管統迎擊。太史慈分兵左右為形勢,自率中路精銳千人鼓噪而進,勇猛無畏,斬將奪旗,兩翼會擊,大破管統部五千余人。
袁譚於是複遣部將華彥、孔順率大部迎戰,此時關羽亦到,於是自為中軍,趙雲部在左,徐勉在右,管平、薛陵、趙謖歸屬徐勉指揮,全軍列陣迎戰。
華彥、孔順本是袁譚所偏信的諂媚小人,本無才能,比不得王修這樣的人才,更無膽略,這下被硬趕著領兵作戰,見關羽大軍雄壯,不戰而自怯。關羽揮兵進擊,趙雲當先殺入,二將稍作抵抗,隨即奔逃,袁軍遂潰。敗兵爭先入城,阻遏道路,故此吊橋無法拉起,城門也無法關閉,趙雲率輕騎一馬當先,勇猛莫當,奪了城門。袁譚自西門殺出,收攏敗兵,退守臨淄一線。
劇縣一戰,降者萬人,關羽得知他們都是青州百姓,於是許諾,等青州平定之後,便放其還家,降兵皆大悅,當即倒戈者過半,關羽於是把大部分降兵編入各軍之中為輔兵,其余令修繕劇縣城牆和壕溝。
既克劇縣,關羽留趙雲率本部收劇縣,以甘寧為先鋒,自率大眾東向,以攻都昌,都昌不戰而降。關羽又分兵破降諸縣,北海於是平定。
關羽自十一月八日到臨朐,至奪回北海,其間經過的時間,不過二十五日。
趙雲守劇縣,袁譚複率兵數萬攻趙雲,劇縣城池殘破,易攻難守,趙雲部被攻凡二十余日,巋然不動。其後,關羽平定北海各地,回兵劇縣,袁譚解圍而走,關羽令諸部兵追擊,複大破袁譚。袁譚只剩下從冀州帶來的萬余人,退守臨淄,去信父親袁紹,請求援兵。
前線捷報傳來,王翊一面讓陳群加快調集糧食,準備支援前線,一面盡發府庫中所剩下的軍械,並招募工匠數千,又令征發諸郡兵萬余人,送去前線。
大勝之後,正是一支軍隊最危險的時候。對於關羽而言,一方面,將士都難免有驕傲之心,容易被敵人抓住機會;另一方面,投降的敵軍過多,也會造成軍糧消耗過快的情況,如此減少供給則降兵不安,不減少則糧食不足。歷史上關羽水淹七軍,大破於禁、龐德,光戰俘就抓獲三萬余人,誠為大勝,
但也導致了關羽糧食不足,於是取湘關米為軍糧,給了孫權出兵的直接借口——雖然孫權出兵是必然的。 前線的勝利,也給了王翊進一步動作的底氣。
欲成大事,有時候必須去做一些短時間內根本看不到收益,或者收益不明顯的事情。
正是因此,雖然劉備三面出兵,人力、物力消耗巨大,王翊還是聯合一些政治上觀點相近的人上了奏疏,力主大力興辦教育。坦率的說,此時並非大興文教的好時機,人力尚且好說,物力實在不足,但在此時如果把制度、選址、人事等方面的事情都部署完備,前期準備盡可能做到完善,那麽真正開展起來的時候,就不會手忙腳亂,可以措置裕如,從容不迫。
預則立,不預則廢,說的正是這個道理。
大興文教,廣選良才,這個政策之所以能得到朝堂上大小官員的一致同意,也是因為這個政策切合幾乎所有利益相關方的期望,所以就連皇帝,也無法阻攔。這個政策,其實並沒有什麽創新的地方,不過是兩漢教育制度的改版,但是具體實施的時候,學習的內容卻有待商榷。
經史、禮樂是這個時代所無法避開的東西,王翊也從來沒有想過把這些內容從教材當中剔除。在王翊看來,早期中國的那些傳統經典,在沒有被過多腐儒曲解、皇帝修改之前,仍是相對樸素而實用的世界觀和方法論、認識論的集合,是三代、先秦和兩漢思想文化的精華,仍有相當程度上的必要性。從另一個方面來說,他也沒有能力把這些東西從教學內容當中剔除掉,如果他想這麽做,只怕所有人都會起來反對他。
工學、農學在這個年代也還不甚發達,更何況工匠為人所輕,農人地位雖然不低,但平窮困苦,所以工學和農學自然不會在官方的教育體系當中佔有一席之地。這樣的局面,當然應該改變,至於依據,可以向先秦的著作之中去尋找——譬如管荀的著作。
至於數術,格物,也同此理。
但是光憑改良一下教育的內容,還無法培育出一個進步的政治集團。何為進步——朝氣蓬勃,銳意進取,才乾出眾,而又親近百姓,關心庶民疾苦。
這樣的人物,在當世自然也有,但百中未必有一,數量太少,不足以改變什麽。
王翊真正想要的,是“惠及大多數人的國民教育”,以數量的積累來實現質量的突破,再謀求建立合理的選官制度。
此前的“科考選吏”為何最終不了了之?不就是因為這個辦法觸犯了大族的利益,而離開大族這個社會無法正常運行嗎?因為這個原因,大族得以肆無忌憚地反對這些政策,而王翊拿他們無可奈何,還得哄著他們,才能讓他們不在自己的其他政策上面作梗。要改變這個局面,唯一的辦法,就是讓這個社會的每一個個體都強大起來,聰明起來,智慧起來。
建立先進的教育體系很重要,但讓教育變得便宜,卻更加重要。畢竟王翊理想中的這個年代的政治基礎是小農、工商小資產階級,對前者而言,現在的教育機會實在太昂貴了;而後者,力量又太弱太弱,不足以作為憑借。
光是教育不管用,因為現在這個體系下,教育出來的,往往只會是世家大族的門生故吏,即便有清正廉直的清流名士,也會遭到排擠;改革選官制度,也不管用,因為再怎麽選,選出來的,絕大部分都是世家大族的人。只有讓大家都成為有文化的人,才能實現社會階級的變革。
建立普惠於民的教育,在一定的經濟基礎之外,還需要廉價的紙和成熟的印刷技術。
於是,十二月二十五日,在凜凜寒風之中,王翊召開了一場別開生面的發布會,展示了他屬下的工匠研發的先進的造紙和印刷工藝,並發售自己刊印的成品——十三經各三千冊,同時刊發的,還有兩漢各大經學名家的著作,近代名儒,如馬融、盧植、蔡邕,當世大家,如鄭玄、陳紀,年輕才俊,如王朗、華歆,皆有文刊載。在此之前,王翊還盡力征得了他們本人或後人的許可,以傳播他們的學術成就。
同時,還有各種規格的書寫用紙三萬斤,在徐州各地的糜氏的商鋪中出售。
中國發明紙張,為時很早,根據出土實物,至遲西漢前期,中國便已經有了造紙的技術。但因為原料和工藝的局限, 紙張既不十分便與書寫,更算不上便宜,因而無法得到廣泛使用。和帝時,宦官蔡倫為尚方令,主管器物製造,於是改良造紙工藝,製造出了更廉價、品質更高的紙。安帝下令推廣使用蔡倫的紙,但不久之後,蔡倫因為政治鬥爭而被殺,蔡倫的發明也難免受到牽連,加上其時流通不便、工藝複雜等等原因,所以就算到了近七十多年之後,紙張仍未得到廣泛的使用。
靈帝時,東萊左伯字子邑者,工於書法,於是精益求精,自己造紙。他取前人之法,加以改進,製成了更加精美、均勻的紙張,時稱左伯紙。
左伯避難於徐州,王翊數次登門,終於求得其不傳之法,加以改進,耗時一年,造出了更便宜的紙。
在王翊發布了新產品之後,正旦日前後幾日,張紘、張昭、王朗、華歆、邯鄲淳等名士,或在徐州,或在雒陽,或在揚州,或在荊州,紛紛作《紙賦》,敘先賢往聖的事跡和精神,又歎息很多絕學的失傳,再讚頌新紙之便利、惠民,為之大造聲勢,並與賓客互相唱和,數月不絕。當然,與之對應,自然也有作文貶斥者,對此,王翊自然一笑了之。
一時間,紙成為人們所議論不休的熱點。
唯一令王翊非常不滿的,就是沒有人願意給活字印刷術作宣傳。王翊自己文筆又不行,隻好就近捉了幾個讀過經史的文吏,讓他們捉刀,寫了一些宣傳的文章,大力刊發,也算起到了一點效果。
王翊雖然在這次活動中大賺了一筆,但是後果也是他沒有預料到的——他當街遭到了刺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