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豔麗說:

　　?給好的待遇，員工就一定會好好工作嗎?事實並非如此。我所在的一個輪班三四百人，不服管理的、吊兒郎當的、偷懶耍滑的、打架鬥毆的、玩忽職守的等落後員工多了去了。

　　?那時廠區的廁所經常堵塞，都是有人拿棉紗刷飯盒、用棉布當草紙和衛生巾後，扔進下水道和馬桶造成的。為躲避質量檢查，有人把成匹的布剪斷扔到房頂上.....

　　?廠裡澡堂規模很大，淋浴頭有幾十個，職工免費洗浴，經常有人洗完澡不關閉水閥，任水嘩嘩地流......有人去職工醫院看病，想開啥藥開啥藥，吃不完就扔掉，甚至拿回老家讓生病的家禽家畜吃。

　　那時用人成本太高，比如小病大養和泡病號的人很多。有一個職工為蹭病假條，腋窩夾一個烤紅薯.....

　　夾烤紅薯幹嘛?王博不解地問。

　　這個員工去廠醫院看病，張豔麗說把體溫計插進烤紅薯裡，醫生誤以為他發高燒給他開病假條。你想不到吧?

　　是的，這麽奇葩?

　　這樣的種種浪費，張豔麗說，加一起相當於我們那家萬人企業，一年中有三十多天沒有生產！

　　?這麽嚴重?

　　那時候，張豔麗說:

　　也沒少組織員工開會學習，下了班我經常家訪談心，慰問困難員工。另外，從廠黨高官到車間書記和輪班書記，還有廠宣傳部、團委、文明辦等，都是脫產專職做思想工作的。

　　廠裡還有工會組織，專門維護員工權益，還對困難家庭給予救助。

　　有一年按照上級要求，全廠分批分期進行了“基本國情和基本路線”的教育，每批每期全脫產15天，歷時一年多，才把全廠七千多名35歲以下青年員工培訓完。中州市另外六家紡織廠也都進行了同樣的培訓。

　　效果如何?王博問。

　　張豔麗鼻子哼了一聲，輕蔑地說:

　　?沒有一點效果，甚至在課堂上員工和講課的黨委副書記乾上了。有人說書記別給我們講大道理，我就問問為啥上個月獎金這麽低，書記說因為你們沒有乾好.....

　　?課堂立馬炸了鍋，有人把發的作業本撕下來做飛機扔到講台上，有人敲桌子砸板凳，課就根本上不下去了。

　　現在想想那時的培訓和幾乎所有的思想政治工作都是內耗，是對人力、物力和財力的巨大浪費。其實管理沒那麽複雜，只要管理者對下屬有處罰開除的權利，獎罰分明，不需要太多的思想政治工作。

　　?現在我妹妹在管理上的簡單粗暴，我是支持的。當然她不應該天天把簡單粗暴這四個字掛嘴上，隻做不說就是了。頓了頓說你也要對她多理解。

　　多理解?王博沒聽明白。

　　?老板壓力大，張豔麗說，她想的最多的是讓企業如何活下去，競爭太激烈了。又頓了頓說，打個比方，你現在背二十公斤的東西，出去跑二十公裡回來，給我講話就不會像現在這樣心平氣和了，老板每天何止是背二十斤的東西跑二十公裡?所以她好發脾氣.....

　　王博想說什麽，張張嘴沒說出來。

　　?以上談了這麽多，張豔麗說春節前不發工資，我還是同意的。企業並沒有做錯什麽，原來工資發放日都是每月的20號，今年這一天恰是大年初一，自然順延到春節後。

　　有時候管理不能太順著員工，誰受不了就走人，你不乾有的是人乾， 凡留下的，

都是適應我們的。隊伍就應該這樣帶！　　王博感覺讓這姐妹倆春節前給員工發工資，是說服不了了。但又不服氣，還想較較真，就說南建老師給我們描繪的那時國營企業，卻很美好，人都很純真，沒有貧富懸殊，工人和領導幹部分配的住房面積差不多。

　　的確是這樣，張豔麗說:

　　那時國營企業人與人之間的確很平等，但就是沒有效率，這是最要命的。南建老師有點書生氣，他從來沒有在基層帶過兵，不了解人性真有惡的一面。他先後在團委、宣傳部工作，以後又去職工學校教書。

　　?那時我們在一個廠就認識，總覺得他是一個理想化的人。他在宣傳部時，還組織過工人業余學哲學小組，現在想想就很可笑。

　　他一個大男人，還有愛哭的毛病，廠裡包場朝鮮電影《賣花姑娘》，演完了他竟哭的站不起來........一次看《哈姆雷特》，他大段大段地背誦電影裡的台詞，把那句“生存和死亡是一個問題，”常常掛在嘴上。

　　?那時他乘公交車，自己有坐位一定會讓給老人或孕婦，自己沒有坐位，一定會請有坐位的年輕人讓座，還會叫坐下來的老人或孕婦說聲謝謝！人家不說謝謝，他會不願意.....

　　?那時的人不會說謝謝嗎?王博問。

　　大多數人不會說謝謝和你好這些禮貌用語。要不就搞“五講四美”呢。

　　如果真像他給你們描繪的國營企業如何好，我廠和另外六家同等規模的國營紡織企業，就不會倒閉和破產。